导言

第一节 社会转型

一

“要想对于一种理论以及这一理论有关的所有概念做出可靠的解释，就必须先从解决一个中心问题入手，即先从确立一个关键概念的确切含义入手。”[1]众所周知，由于生物物种在“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漫长进化中，会出现变异，生物学家称之为“转型”，后来被借鉴到社会学领域，形成“社会转型”的概念，用以描述具有方向性、根本性、实质性的社会结构变革。台湾社会学家范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直接译为“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2]

“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各方面发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在当代，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转型是指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由某种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或者用当代发展理论的术语来说，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这里的‘型’指的是事物的形态结构，‘转型’就是社会结构的转变。因此，并非所有社会结构的变动都是社会转型。”[3]“转型”不是局部、个别、零星的碎片化变革或者是暂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性变化，强调的是总体性、全局性、深层次、全方位、根本性、方向性的社会结构嬗变，它是一个变动相对剧烈、时间相对短暂、连接两个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的过渡性时段。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转型中其社会结构的某些转变有先有后。

按照有关学者的分析，社会转型是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为旨归的转型。在经典现代化的理论中，现代化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4]落实到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存而亲身感受到的、不容置疑的现实。这表明，缠绕我们民族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开始从理论层面切入现实层面。中国社会正在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中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中国民众正从传统深处走出来，与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会面，从而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向现代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转型。……尽管不同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发展理论的宗旨是使中国社会真正获得现代性或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科学和民主为内涵的理性化与以自由和平等为内涵的个体化。”[5]

作为本课题研究的主体、历史、现实、理论维度和文学文本描述的背景而言，1978年后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与转型同步的“现代性后果”和背景。

——工业化。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反映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总体上是以延续“传统”为特征，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反映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则是以变易创新为特征，并因此使人类社会结束了以往缓慢进化的方式，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快”“加速”为基本特征的时段。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6]工业的发展不仅日益创造出巨量的物质财富，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遍依赖于工业进步的成果，同时还不断更新生产和生活的物质条件和手段，使人们不再囿于某种既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是使之不断发生革命性变化，因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7]

——商品化。工业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物品的商品化。农民的精神结构中，被强力楔入了“契约思想”“交换思维”，并由此引发了其旧有文化思想秩序的改变。在社会关系、社会权利和地位全面物化的条件下，个人虽然摆脱了对他人或共同体的直接依附，但却陷入了对自己的创造物的直接依赖，并被这些创造物支配。个人能否建立同他人的社会联系以及建立怎样的社会联系，他能否获得自己的生存条件和他所期望的社会地位，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意图和目的，而是取决于他的活动和结果能否成为商品同他人进行交换。这样，个人之间的全面依赖性使物化了的社会关系成为外在于每一个个人的异己力量。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而且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旧的、传统的人口关系和生产关系，旧的、传统的经济关系都解体了”[8]，整个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城市化。机器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城市的性质，使之成为工商业的中心，并最终战胜了乡村。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也使农业经济对市场和工业品的依赖表现为乡村对城市的依赖。因此，“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9]城市化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于，城市依靠其集中的市场，使社会各种生产要素向自身转移，从而“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10]城市化把商业的统治权和大工业的生产联系在一起，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伟大进步，也吸引着无数的乡下人进城；城市化造就了以农民工、手工业者、服务业人员等为主体的城市外来阶层，改变着城乡力量对比，进一步以“磁体/容器”的虹吸效应“掏空”日益凋敝的乡村；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也极大推动教育、科学、艺术等社会精神文化事业的高速发展。最后，现代城市也是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中心或枢纽，它比较集中、比较快捷地反映、传播、显示着现代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发展成果，因而，城市化在改变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科技化。从现代社会的智力基础上看，现代化过程本身亦表现为生产活动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科学技术化。时至今日，饱含现代科技的工业产品流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根本上改造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普遍依赖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成果。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已使成为现代生产的主导力量，每一次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技术上的重大发明，都会引发生产力的飞跃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

二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经历了三次转型。谢晖认为，第一次转型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的政治领域革命，推翻了中国“皇权国家”与“宗法社会”两分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由“政治国家”统揽全局的政治结构体系。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一步地强化国家与社会在中国合一的情形。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讲，其使命是为了使统揽一切的“国家主义”有所改观，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11]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深刻转型时期。这是一种时间长、成效慢的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剧烈变动中，各种变革与人们休戚相关，触动着人们的切身利益，新的社会状况层出不穷，新的危机纷至沓来。其中，现代体验危机是一种带有总体性从而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精神文化与心性价值危机。中国民众真正陷入了“旧的神祀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马斯洛语）。转型期，人们所面临的体验危机除了媒体热议的诸如道德失范、生活失序、变革失能等经验现象之外，它透过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层面，表征在民众的精神价值、文化心理等“为人之本”的深层悸动、改变。这也正是本书要谈及的人的“心性”和“价值秩序”的位移。转型社会的各种嬗变对民众、对乡村及农民的文化心理、精神世界、价值观念乃至稳固笃定的“国民性”的冲击是全方位、多领域、持久与深刻的。

社会的制度模式实际上是稳固化、物质化和自觉化了的各种社会规范、准则、习俗和惯例等的总和，一定的制度模式是依据一定的价值目标和要求而理性地建立起来的行为规范和关系的系统，它是社会观念体系的表现和外化。就此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系列的不同的制度模式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社会转型实质上也就是新旧模式之间的根本性转变，这个过渡阶段表征为各种利益、文化思想的激烈冲突，破/立频繁，以旧换新的代价的付出难以避免。因此，“乡村凋敝”“空心化”“农耕文化湮灭”“乡村生态恶化”“乡村道德伦理失范失序”等现实中发生的问题都作为“代价”，被专家学者、社会公众、媒体广为讨论，“代价论”和“怀疑论”等不同的思想令人莫衷一是，也促进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进一步校正了乡村改革开放的航标。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代价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模式代价和过程代价。社会转型发展的代价是模式代价和过程代价的统一，社会转型过程是这两种代价都显著地凸现出来的时期。

代价问题作为人类实现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损失和牺牲，与社会转型、社会改革如影随形，相伴相生。可以说，只要人类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价值活动不停止，代价现象就不会消失，关键之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代价的发生。艾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12]。在中国的现实语境里，社会转型就是“现代化”的意思。艾恺对后发国家选择现代化道路的原因和背景做了一语中的的揭示：“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即尽快地实现现代化。”[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喻示了一种仿佛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是社会进步、文明开化、科技发达、文化繁荣、物质富裕、民主自由等一切美好词语的总集和代名词，是一种“神话”般的存在，读者可以在《哦，香雪》《人生》《叶小灵的病史》等小说中一窥全豹。但在热烈拥抱现代性的时候，人们相继发现，现代化也带来了与古典时代迥然不同的社会图景：乡村凋敝、生态恶化、道德滑坡、性泛滥、阶层分化、激烈的生存竞争、紧张的生活节奏、疾病丛生等，新世纪前后的乡土小说对此多有描写。然而，无论民众如何看待社会转型，对现代化有着怎样的爱恨交织，现代化既是前现代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必然的“命运”、难以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人们在社会变革给自身带来的喜悦和痛楚的同时，也在深深地思考着，找寻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在根据、未来路径。

三

大约从1978年开始，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标志，乡村社会进入新的一轮的转型期，这是一个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的历史节点。随后，从1987年中共十三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一以贯之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的关键词就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现代化。因此，从现代性的层面看，中国确立了实现现代化为转型变革的总体战略发展目标，乡村开始在真正意义上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转型。

改革开放之后的变革是深层次、革命性的，对于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后来的生态建设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场全方位、整体性、根本性的“后革命”“后启蒙”正在持续展开，我们可以稍稍历数：分产到户、兴办乡镇企业、村级自治选举、开放搞活农副业、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科技特派员制度、社会主义教育、计划生育、扶贫工作、乡村撤点并校乃至后来的城市户口出售、农民工大潮、土地流转、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下派村支书、林权改革、厕所革命、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所有的这些政策措施，都是为了让农民致富、农业发展、乡村繁荣，也都在农民身心上烙刻下了深深浅浅的印痕。乡土中国正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历史进程中，从外而内地接触、感受、咂摸、体验和融入现代化。其中，在农民心中，发生作用的无论是宏观、中观、微观的感受，都值得以文学的方式一一考察。贾平凹就曾以“浮躁”二字来涵括对于中国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型的整体印象：“我想怎样才能把握目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个啥，你可以说是生气勃勃的，也可以说是很混乱的，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你可以有多种说法，如果你站在历史这个场合中，你如果往后站，你再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我觉得这段时间只能用‘浮躁’这两个字来概括。”[14]这种文学化、感受式的抒发，描写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一方面虽然能够表达出若干比较精准的感觉；另一方面，却过于浮光掠影，尚需要仔细甄别和用心分析。更何况，当下乡村社会完全进入“无名”时代，这种变化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系统性、方向性和整体性的转型变革，各种思潮百花齐放，各种转型层出不穷，各种体验猝不及防，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这个时代乡村的精神走向与农民的整体心性感受、文化心理转型。

从总体看，迄今为止，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与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欢呼、神往、拥抱的姿态大相径庭——带来的是学者，特别是乡土文学作家普遍的怀慕、悼挽，忧心与焦虑，期待与信心。有研究者认为：“在改革时代，国家现代性的标志是转轨和接轨，使中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去……这个重大世界观调整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引发了一个以农村虚空化为代价，以城市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方向……农村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15]这个代表性看法，读者可以从陈应松、胡学文、贾平凹、孙惠芬、荆永鸣、刘庆邦、侯波等众多的乡土作家的小说中得到表现与确证。

四

转型是从文学维度上研究乡村变革的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首先，转型意味着“比较”的视域：一是“前现代”与“现代”的比较；二是横向的比较方法。

当下乡土中国的整体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乡村治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生态环境、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农民自组织、农村文化建设、农民工群体、农民价值观念和农民心理等问题，以及“空心村”的疲敝凋零、“留守村”的老弱病残、“候鸟村”的治理困境、“城中村”的尴尬处境和“经济强村”的富裕繁荣、现代新乡绅召唤，如此等等，都可以成为作家们艺术观照的对象。

其次，转型表征了“嬗变”的思维。成、住、坏、空是佛家“无常”思维的体现。实际上，乡村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处于剧烈、巨大、变动不居的嬗变之中。这些变化，有宏观、中观，也有微观，有整体也有局部；既有外在的物质层面的变化，更有内在的精神世界、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嬗变。

最后，转型说明了“过渡”“边际”的特征。在关于《日头》的采访中，关仁山说：“农村与城市的落差很大，农村发生巨变，写农村最大的难度是认知的困难，其次是关注现实题材如何艺术表达的问题。”[16]作家的这段话恰好是对乡村转型的复杂性、丰富性和过渡性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