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焦虑：追逐现代化的失衡魂灵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白领精英和底层蚁族最焦虑”，2012年2月23日《广州日报》如是说。而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由213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一夜之间，似乎“全民焦虑”的阴影悄悄降临。[26]正是如此真实而可怖的现实指向“全民焦虑”的“亚历山大”生存图景。“亚历山大”是谐音，意即压力像山一样，实在太大，而这种全民性“焦虑”，与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相伴相生。有专家认为，“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因为对后发国家来说你处在追赶的状态，你的生活就是一种病态状态，你肯定有很多的焦虑。另一方面外界的情况也发生非常多的变化，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全民性的这种焦虑状态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全民的焦虑状态就是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和追赶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阶段。”[27]特别在当下，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向现代化进军的征程中，乡村再次成了前仆后继的跟进者，农民成为疲于奔命的追赶者，考察他们情感和生命体验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助于反思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作为与现代化建设如影随形、互为表里的现代性体验也成为时代嬗递的隐秘线索。“现代性焦虑”正是当代乡村与农民的基本症候与体验。

舍勒对“性情”这一现象学进行分析，将人心秩序称为“性情气质”，并将它描述为一种体验结构。作为世界的“价值等级秩序”的基石，“性情气质”的现代转型比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转型更为根本。一旦人心的体验结构发生转变，人间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必然发生根本变动。在舍勒看来，现代人的“性情气质”的基本特征是：工商德性的心性气质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心性气质，这意味着生命价值与实用价值的高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颠转。按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性情气质”是一个实质的价值偏爱系统，具体的、实际的价值偏爱构成了生活中某种实质价值优先或后置的规则（伦理），进而规定了某个政治共同体的世界观乃至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个体的世界观的结构和内涵，给政治共同体打上时代的伦理印记。古人的“性情气质”与现代人的“性情气质”不同，就因为价值偏爱不同，或者说，对某种实质价值的优先或后置不同。“性情气质”是每一时代和民族赖以做出具体价值评价的基础[28]。因此，通过舍勒的“体验结构”理论观照中国现代转型意义重大，它表现在中国现代转型本身也呈现为体验的转型。体验的转型正是现代转型过程的根本层面，这种根本在于，现代性转型作为一种“总体转变”，归根结底要在人的生存境遇或生活方式的转型上显示，而内面的心灵嬗变与生命体验，无疑正是现代性转型的基础。正是在此，焦虑呈现出与古典殊异的现代形态——它表明乡下人对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境遇或价值，别具深层意味。

一

一般认为，焦虑是由紧张、不安、焦急、忧虑、担心、恐惧等感受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状态。美国的迈耶·格罗斯（W.Mayer-Gross）等人对焦虑有较完整描述，把焦虑反应看作带有不愉快情绪色彩的正常的适应行为，把它们描述为包含着对危险、威胁和需要特别努力但对此又无能为力的、苦恼的、强烈的预期。由于个体对多种生活环境的担忧或对各种现实危险性的认识，直接导致焦虑症；个体的威胁感和焦虑不安表现得非常明显。[29]现代性转型中，对生存的焦虑使农民大多处于紧张、忧虑和恐惧不安中：对人际关系敏感、信心不足、抑郁困顿、被剥夺感、丧失感强、自卑怨恨、迷茫失落、紧张不安，……这些惊惧、幻想、过敏感以及无端的担心使他们处于一种不能放松、失望和不满的状态中。他们的焦虑水平与他们对伤害的不现实的期望和幻想有关——所期望或幻想的伤害越严重，焦虑水平越高，亦即“现代性焦虑”集中表现在对贫困的关注、对人的主体能力的怀疑。在前现代乡村的《边城》甚至“葛川江”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节奏舒缓的生活方式、俯仰自得的悠游心态、平均主义的基本收入，很少带来根本性的生存危机和焦虑。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民的生存焦虑大幅攀升，融入了社会性、现代性、现实性的众多意涵，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

以当代乡村“现代性”转型为参照，考察新时期以来农民的“精神史”，对于现代性转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认为，“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时间对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30]新时期以来农民的“心灵世界”里，融入许多“新”质素，作为“半新半旧”的人物，显示转折时代赋予的鲜明“过渡性”文化性格和精神特质。对于“现代化”，他们怀着复杂难言的矛盾体验：既真诚想“变”又担心“变”带来的无所适从和不安全感与稳定感的消逝，既力挽颓势想“守”住乡村最后一点熟稔、婉约的风俗民情、田园情调，又“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于他们来说，想“变”的是，希望生活改善，安康富足；希望老有所养，居有其屋，幼有所教，劳有其业，病有所医；害怕“变”是因为，“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现实的嬗变每天都令农民无地彷徨，生存焦虑由此而生。

马秋芬《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人民文学》2008年第2期）是极佳的“生存焦虑”镜像：被生活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朱大琴、刘旺田夫妇进城务工，“每月的薪水虽然微薄，但是比起乡下也还是强了不少。再加上朱大琴做家政服务赚来的散钱贴补家用，二人的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也算无忧”。但是，“自从刘旺田欠了包队长的钱，朱大琴的家里就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宁静。刘旺田丢了建筑工地的工作。为了多赚点钱，朱大琴又向家政公司多申请了一份工作。”为躲避债务，“蜷缩在城市角落的朱大琴和刘旺田夫妇已经走投无路。无奈之下，刘旺田决定用仅剩下的一点钱买两张长途车票，先回老家躲一阵子再说。”懵懂中，朱大琴就在躲避债务与赢取彩电的乍惊乍喜、思念家乡与贫困艰难的逆来顺受、稀里糊涂被安排利用中，成了楚丹彤、翁小淳炒作电视栏目，获取经济利益和轰动效应的道具，而楚丹彤、翁小淳擅自许诺奖励的大屏幕液晶彩电也成为泡影。这个文本表征出农民工无论是在城市或乡村，都无法摆脱的巨大生存焦虑与伤痛。在现代化进程中，乡下人不仅要忍受贫穷的煎熬，还要承受城里人的差遣、戏弄与利用，不论是有心或无意无心的伤害，农民工进城的历程也就成了不断体味城市伤害的过程。

小说抒写的虽是“农民工”，但作为乡村“逃离者”，他们“欠债躲避”“电视台寻人”“奖励大屏幕彩电”“上电视接受采访”等现代体验十分典型，并与乡村“留守者”合成了更为复杂的生存焦虑。新时期文学文本，无论《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福奎、李生（《李生记》，魏微，《当代》2007年第12期），还是薛文化管理的北墚村（《薛文化当官记》，和军校《人民文学》2007年第12期）、村长霍品统辖的黄村（《逆水而行》，胡学文《当代》2007年第6期），或因“现代”步步紧逼，或因致富躁动，或因城市挤压，或因工业蚕食，都处于大变动时代的焦虑中。此间，不仅乡村作为精神原乡的自在性、自然性和完整性，在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冲击下瓦解，农民的平和心态与宁静体验也为感愤、怀慕情绪所替代——乡土中国已失去往昔的温馨、田园牧歌式的诗意和美好。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化在乡村的全面展开和现代意识的洗礼，农民的生存焦虑和发展意识发生井喷。王安忆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好像一下子从现代化生活中领了一个很大的秘籍，这个秘籍就是不能落后，我觉得这给大家都带来一种紧迫感”。[31]最直观的是，今天的农民已掌握一套“现代化”的话语符码，并渗透着深刻的追感焦虑：“欠债”“竞争”“赚钱”“受累”“没闲”“赶工”“合约”等现代社会潮流性词成为交流常用语，而“唠嗑”“做媒”等“旧式”的日常语言淡出。这些变化标志以现代化为内核与驱动的社会动员中，一个由“现代性”神话支配与询唤的乡村生产生活模式、发展图景逐渐形成，并孕育乡村新的社会文化结构。“现代化”不仅克服传统农业社会国家行政力量的话语主导相对有限，无法有效抵达基层民众的局限，且开始形成对底层社会从心理体验到思想灌输再到话语惯习的改造。重要的是，“一要生存 二要发展”已成为农民自我规训的力量，并内化为思想行动和新国民性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生存、攀比、发展、竞争、不服输、追赶等带来的焦虑日益弥漫。“这样看来，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四处蔓延的‘焦虑’，也许倒是一种随社会急剧变迁而出现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说是一种齐美尔所说的‘现代性体验’。”[32]

“不换思想就换人”的竞争思维、“落后就要挨打”的改革逻辑不仅响彻城乡，也深入农民的内心世界，他们爆发出纳入现代化荣景中共享高度文明的极度渴望、憬悟，这种觉醒动力伴随加速社会的全力追赶，亦步亦趋地虔敬学习，屡屡试错的代价付出无处不在的生存焦虑抗争/矛盾、含混/痛楚、分裂/重生、成长/变化都成为乡村的普遍创伤。人们开始从原来的古典诗性步入现代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体验中。竞争的残酷性被赋予了一种合理性，农民在震惊、怨羡、迷茫、感愤、断零、叹惋之余紧张、压力、奋起、追赶、创造等诸种心理随之而生，读者可以从文学文本中强烈感受到现代化转型留给乡村的生存焦虑。舍勒论述了现代性之于人的改变。随着对现代性问题探究的深入，舍勒逐渐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实存类型转变或“人的观念”的转变：古代文明的“人观”已然彻底动摇，以至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今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困惑不解”。现代性标明的不仅是政治秩序、经济制度或知识系统的转变，更是人自身的转变——人的身体与心性气质的内在统一体构造本身的转变。人自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尺度的转变，以至于在现代生活世界中，人的个体身位找不到自己的安身之位。[33]因而，正是因为人在现存社会中找不到安身之所，加之贫富差距、城乡对立、利益矛盾等，都会酝酿社会焦虑和怨恨。王一川对舍勒的理论做了符合中国现代化语境的引申，他指出：怨恨与羡慕相交织的心态构成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基调。[34]也就是说，追问中国现代性精神如何，怨羡情结正可成为支点。因而，与怨羡情结相伴随的求变动力，是中国现代性精神的实质所在。在此，焦虑是一种怨恨、羡慕、嫉妒、失落、不甘、迷茫等心态相交织的总体的生存体验，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内涵，尤能传达当下农民的特殊生存状态。巴赫金认为，有两种成长小说，一种“成长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另一种“人与世界一起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经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点，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寄寓他身上，通过他来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这个新人是成长中的人物，“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小说中成为变量，有了情节意义。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改变人物命运及其他意义”[35]。巴赫金在此提出成长小说蕴含的展开意义——不仅是人在世界成长，且由于人的成长也促使世界改变。在我看来，新世纪前后的农民正是与世界共成长的“新人”，既区隔于“老中国的儿女”，又生发出现代文明赋予的“新内涵”；他们身处乡村现代化转型，缠绕复杂的质素，背负传统、历史、现实的重担，艰难穿行在时代“接缝处”求变——将由“老魂灵”转化为“新农民”——他们似曾相识，是“熟悉的陌生人”。当代乡村的现代转型史就是农民的体验史，乡村现代乌托邦的建构史就是农民的心灵史、情感史。

二

“焦虑”是乡村“现代性转型”的主要病症，它与后者具有极强的亲缘关系，作为“现代化”的代偿物，如影随形铭刻在乡村及其子民身上。对乡村及农民来说，他们可能无法清晰辨识、仔细言说这种“生命体验”，缺乏这种自省能力，但实实在在的，“致富焦虑”极具生命张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说：“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新的灾难和欢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之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36]联系前述的现代化“压抑”，在当下乡村现代化建设语境中，尤其是“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过渡期，市场经济进入农村后，理性经济和等价交换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度量农村的活动，片面追求发展、富裕加重经济交换理念带来的对经济公平的追求和对社会公平、乡村责任的漠视，对弱势群体的忽略。于是，没有“远亲不如近邻”，有了“亲兄弟明算账”；没有“一个篱笆三个桩”，有了“亲是亲，财是财”，缘此，精神归依在现代化转型悬置，恒常的幸福感崩解，两无依傍的心理产生，焦虑开始弥漫。“致富焦虑”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心因性状态。

《柳乡长》（阎连科）以夸张的方式勾勒了令人忧心的价值转向。柳乡长以招工哄骗的方式将椿树村的农民驱赶到城里：他给椿树村的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派发了一张盖有乡里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强迫农民到城里去打工，甚至放言，即使是男的当“午夜牛郎”，女的做“街头流莺”，年迈无用的老人、体弱不更事小孩用舌头为城里人“擦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这部小说表征出：自2000年前后，面对强大的“致富、先富意识形态”，贫富分化、生存困境、发展焦虑已深深嵌入现代化的肌理，也传达出农民的“不安全”感与焦虑——就像早先《鲁班的子孙》中“懦弱无用”的富宽的老婆追问：“难道这个社会不要我们这些穷人了吗？”在此，与商品经济和市场逻辑这一现代性历史前提相适应的“经济人”，作为利己动机至上的人格，和“道德人”是分裂的，个人获得经济与政治上的独立意识，但并未获得文化意义上“个体人格”的独立与完整。在梁鸿的《出梁庄记》、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非虚构写作”文本中，随着新世纪发展至今，乡村和农民的致富渴望与焦虑延续了公社党委书记庞发昌（《冷娃致富》，邹志安）和“柳乡长式”的思路：一切向钱看，只要发财，其他的可以让道，哪怕是投机倒把、小错不断。于是，乡村农民受着致富梦的驱使，前赴后继地参与到野火烧不尽的传销中，他们有的明知是一条绝路，也想要蹚一蹚，怀着侥幸的心理赌一票。有社会学家指出了当下农村的“新四害”（彩礼、赌博、邪教、传销）。这四害中，除了“邪教”是精神控制，其他三样都与钱有关，都体现了农民致富的焦虑、发财的渴求、走捷径的心理。最具代表性当属遍及城乡大地的“传销”。在梁庄的农民当中，几乎各村各户都有人做传销，梁庄的韩小海不惜一切手段，将父母、哥哥、姐姐、亲戚拉进组织，在外姓又发展了4个，自己成为其中的骨干和上线；梁庄隔壁的史庄的东子，被亲戚骗进传销组织，卖健身器材，他把亲戚朋友邻居也都忽悠到了传销组织里，结果最后以失败告终，同去的王氏兄弟和一个妹妹最惨，返乡途中被骗到一个砖厂干活，干了大半年才伺机逃脱，回到村里后扬言再见到东子，一定要打断他的腿，而牵头人东子是爬火车、走小路，一路风餐露宿几乎靠乞讨才回到家中。史庄这个老实巴交的男生，做了传销后，西装革履，巧舌如簧，失败的经历则将他重新打回农民的原形，从此他沉默寡言，偏居一隅……。尽管活生生的事例如此，梁庄的文哥的弟弟、吴镇的宋林、黄灯在湖北乡下的亲人等，仍然如飞蛾投火般地加入春风吹又生的传销中去，一次次体验着沉重、荒诞而又蛊惑人心的致富神话。在作家黄灯的采访实录中，表妹鸿霞受家乡长乐街大环境的影响，加入“买码”的行列，一个星期赚几万块钱，胆子越来越大了，也就越买越大，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亏了20多万元，深陷其中差点无力自拔。

樊纲指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有个概念：当我们处在中间状态的时候，既不是此岸，又不是彼岸，处在中间过渡阶段，各种利益矛盾又很复杂，这时候会出现一种改革焦虑症。……这种焦虑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理性地来看待这个过程，理解它的艰难，理解它的漫长，理解历史不是一天完成的。”[37]因此，心理焦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对于农民来说，致富焦虑、发展焦虑、追赶焦虑、竞争焦虑、成功焦虑等，最后演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全民焦虑症候。有人指出，心理焦虑是社会高速发展的产物。在现代化列车呼啸前行，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浮躁、冲动甚至铤而走险成为可能。阎连科笔下“炸裂村”村长孔明亮为代表的民众欲望的极度“炸裂”，梁鸿笔下梁庄在西安蹬三轮车的父老乡亲的被欺负、被羞辱后的心态，《湖光山色》中楚王庄的子民对金钱不顾一切地疯狂攫取和自甘堕落行径……，都可视作这一“焦虑”的变体和表征，这些弥散在农民中的总体情绪容易转为心理危机。因此，乡村总体的心理状态、感觉结构是辨识乡村现代性转型的独特视阈，是真实的历史焦虑，这些复杂难言的焦虑心理体验和生命经验，是“老中国的儿女”远无法感受和理解的。

总之，焦虑是个体情感的一种总体性状态，焦虑不像恐惧那样有具体的对象，它不是对特定威胁的反应。相反，它通过无意识所形成的情感紧张而丧失其对象，这种紧张表达的是“内在的危险”而不是外在的威胁。因此，是“焦虑”而不仅仅是“发展”构成乡村心理体验的整体性，它揭示乡村“个人命运的焦虑”与“民族国家现代化”之间的持久的痛苦联系。在这条历史逻辑的话语脉络，“焦虑记忆”成为精神黑洞，我们可用“焦虑”置换“发展”、“竞争”，将之普适化和典律化。在此意义上，“发展”远不及“焦虑”具有涵盖幅度和时代深度。“焦虑记忆”已逾越历史成为中国现代性心理体验的坚实硬核。比如，南方夜雨的长篇小说《月挂花枝头》[38]紧贴大都市人们的实际生活，真实地描述了高节奏社会重压下人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给予极尽人性的提示和关怀。该小说的最大价值在于第一次以长篇叙事的方式关注心理焦虑症，填补了小说领域中相关题材的空白。但是，关心农民的心理焦虑症的文学却鲜少呈现。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全面步入现代化快速发展轨道，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乡之间的交流日益开放宽松，同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保守的经营理念使农村与城镇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面对日益开放、充满诱惑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终身依托的锚地”。[39]因此，农民一路迤逦，浩浩荡荡加入进城追赶“现代化”的行列，“乡下人进城”就此成为新世纪最为壮丽的社会学、文学景观之一，“现代性焦虑”也由此异化为各式各样的表征，进一步潜入社会发展的纹理与褶皱中，亟待人们梳理。

三

安全需要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尤其是本体性安全，是更为重要的安全形式。本体性安全通过习惯的渗透作用与常规密切相连，所以，人们在心理上经常希望能预料到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和周而复始的东西。“如果这种惯常性的东西没有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焦虑就会扑面而来，即使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个性，也有可能丧失或改变。”[40]可见，确定性是个体获取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对确定性的追求，成为人类的梦想和持续追求的对象。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本体性安全是自我心理组织系统的基础，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间恒常所具有的信心，其功能在于控制或排解焦虑，使个体获得安全和可靠的感觉。本体性安全的获得还取决于自我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新时期以来，乡村被现代化洪流代入深刻与复杂的转型中，当代文学多有表征：传统与现代、美好与糟粕、共时与历时都在文本中具现，这些嬗变既有乡村伦理的剧变，世外桃源的污染，也有价值观念的裂解；既有人际关系的冲突，也有担心发展落后的心理紧张，还有乡村最大群体——留守妇女、儿童的不安全感等，大大改变从前的“确定性”“连续性”“可靠性”，从而成为乡村与农民不自觉、却是更为根本的内在体验。李云雷指出，“如果说对于鲁迅来说，他的痛苦在于故乡是‘不变’的而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当代的‘离乡者’来说，痛苦不是来自于故乡没有变化，而是变化得太快了，而且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迅速的现代化与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农村的文化以及人们相处的方式，而外出打工、土地撂荒，以及转基因食品、全球化市场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等问题，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农村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故乡’已经消失了，与‘故乡’相联系的一整套知识——祖先崇拜、宗族制度、民间风俗等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已经或正在慢慢消失，而这一变化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似乎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表现。”[41]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乡村大量青壮年男性的外出打工，遗留在乡的弱势的留守妇女和儿童的安全便成了乡土最重要的心理焦虑和社会事件，成为广袤乡村的普遍性问题、最大公约数。在众多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乡村异化权力的滥用、乡村中老年男性的觊觎、窥探、欺辱乃至性骚扰，对留守妇女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一人独处的寂寞无助、对丈夫在外的担忧，都会转化为内心的强烈焦虑、不安全感。正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42]吴治平的《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视角》、涂春奎的小说《锦江湾》、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等文本叙述了这样的“安全焦虑”故事。在小说《一个人的村庄》以“我”的经历，书写了乡村留守妇女不安全感、焦虑、无助和愤怒。独自留守乡村的“我”成为被村里众多男人觊觎、性骚扰的对象，不管白天黑夜，不断有男人像幽灵和饿狼一样游荡在“我”家后院，他们有的死皮赖脸地用话语调戏，有的隔窗公然窥视，有的动手动脚揩油，有的半夜敲门、翻墙，有的甚至直接强行躺在“我”的床上。这一切令我无助、恐惧和焦虑，不安全感使我时时处于高度紧张、戒备、自卫的状态，“我”痛苦无助、疲惫不堪却只能默默忍受，勉力支撑，最后，“我”终于爆发了，用菜刀将床上的人砍死，这一瞬间，“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解脱和久违的快乐。可以说，处于法律缺位的乡村，性骚扰是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所带来的家庭、社会、心理问题层出不穷。“我”的“施暴”也反映了她们真实的心理困境、沉重不堪的心理焦虑。

此外，身份认同的焦虑也日益成为农民本体性安全的新焦虑和现代新体验之一。由于农民大量离乡离土进城，他们作为城市外来阶层，城市的无法融入、乡村返而不得的“悬置”状态，常常会让他们感受到精神文化的错乱和苦闷焦虑。读者在尤凤伟的《泥鳅》、贾平凹的《高兴》、张继的《到城里受苦吧》等新世纪乡土小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城乡“零余者”、文化“边缘人”，他们在城乡交叉地带颠沛流离、张皇四顾，呈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长久而痛苦的身份焦虑。自我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丧失，是身份焦虑的根源。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认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43]德波顿援引艺术家、思想家及作家的观点与作品探索身份焦虑的根源，他告诉我们，身份焦虑的本质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担忧我们失去身份与地位而被夺去尊严与尊重。身份焦虑在中国各阶层普遍存在，但在离开赖以生存的村庄去城市或者其他地方打工的农民工身上尤为明显。说到底，身份焦虑实质上是生存焦虑的象征性表达。农民与曾经熟悉又巨变的乡村及打工的城市发生着错位，“农民”身份让他们尴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尊严，甚至更多的是偏见与歧视。他们实实在在发生身份转换、认同涣散——当代“新农民”谱系的裂解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迷失与错乱随处可见。此间，乡村呈内在分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愚昧/文明、富裕/贫困、宗法伦理秩序/道德失范失序、乡规民约/法律法规、邻里情谊/人际疏离、田园风光/污染圈地、跨越发展/节奏缓慢、笃守平静/心理失衡等。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产方式；无论是精神形态，还是感觉结构，都远离古典时代，当代农民被“现代化”转型塑造成“新农民”或“历史中间物”。“农转非”过程中，裂解为“新农商”“新农工”等多面向角色。这是农民在应对现代化出现的由表及里、新旧杂糅的身份混乱与文化冲突。其所新者不全新，有农民艰难获得的现代性因素，也有畸形发展所形塑的变异；其所旧者不是传统的简单延续，又与国民劣根性纠结，撕扯得鲜血淋漓，显露文化根性相同的一面。新旧杂糅，传统与现代锯齿般啮合，带来现代性转型期间的分殊与焦虑。

比如，现代性转型中，“老中国的儿女”进城又返乡，身份与认同逐渐裂解为“新式”的“士、农、工、商”，当代文学里既有“新农商”“新农工”“新农干”“新农氓”，也有返乡的“新农学”（如：放弃高考，返乡游荡在乡村的人数众多的年轻人，支农、支教、支医等“三支一扶”的大学生、村官助理）等群像的刻画[44]，他们的加盟也给转型的乡村带来现代气息和活泼变化。总之，现代性转型中，曾经笃定、凝固的农民身份发生裂变，曾经信守的与乡土以及自然、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产生扭曲，曾经乐享的淳朴的民俗风尚、文化传统逐渐消散，更进一步带来他们安全感、连续性、可预见性、确定感的动摇。这其中，既有农民自我的追求，也有身不由己的精神危机。新的身份、生活参照系建立起来后，纷繁复杂的生活理念、文化冲突刺激着、启蒙着他们，使农民开始对“后乡村”及其生活方式充满新奇、犹豫和怀疑，又交织着寻求稳定和渴望改变的矛盾愿望。进一步说，农民的身份裂变，暗示着他们正在历经一场脱胎换骨的“后启蒙”，正是基于他们与20世纪80年代迄今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互动是激烈的、整全的，“历史”无情摧毁伴随农民一生的乡土，改造了与其相守一生的文化基因和身份认同。他们身上铭刻的迷失状态，焦虑性、失败性的颓丧心态，是“现代性”转型大时代的隐秘部分。有学者指出，“文化危机与现代焦虑问题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和文化问题。……恐惧、焦虑体验是启蒙自身的产物，是启蒙吊诡式存在的情感根基，与启蒙以来的文化危机形影相随。一方面，它是在文化工业的迷雾中自我主体的反思形式，是主体渴望逃离文化危机的征兆，另一方面是现代人解决生存危机和寻找审美启蒙的内在驱力，是审美乌托邦世界的建构性力量，也是应对工具理性对人的压制的渴望性和反抗性力量。”[45]转型期巨变的农民“心灵史”不是孤立精神事件，可在西方现代知识谱系找到知音。芝加哥学派学者阿兰·库隆（Alain Coulon）在论及“现代性转型”中，痛苦并焦虑生存在城乡对立夹缝中的农民时指出：“‘边缘人’是适应与同化之间的过渡，他们是从原来的文化群体中出来的人，被两个世界分割，受这一分割的煎熬。但他们同时也是两个群体，两个社会的接触点。”[46]因此，考察乡村现代性转型的农民“心灵史”，也在体察时代转折处这些“边缘人”的“精神史”。

时代的结构性、内在性转折剧烈改变每个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作为大时代的一分子，农民们早已不再是“愚顽”守旧、首施两端却偏不识时务的“多余人”，他们在“嬗变”与“守常”中，一方面，真心实意、谦卑虔敬地努力克服妨碍新生活变革的历史“惰性”；另一方面，积极跟进，竭尽全力追赶现代化，他们终于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他们的焦虑与大时代变迁发生着深沉的同构同质。

四

现代化是任何迈向现代文明的国家所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悖论，需要正确对待和深刻反思。其实，现代性的诸种弊端并不在现代化或现代性本身，而在于现代性所带给人的现代体验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改变了人与自己的关系。中国的现代性来自自身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就是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体现。在这个残酷而迅捷改变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弱势的农民远比他人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进而生发出持久的焦虑。社会学家周晓虹指出：“几乎所有的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希望能有更为迅疾的改变，恨不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或自己的行动都能够‘一步到位’。这种深切的期待，以及因此形成的巨大的超越他人或怕被他人超越的精神压力，日积月累，慢慢演化成一种四处蔓延的‘全民焦虑’，或者说成为一种波及全社会的时代症候”[47]。伯曼发明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现代性最典型的表征就是它的“液化状态，是其永恒不变的‘流动性’。”[48]正是这种变动不居的“流动性”，引发了乡村及子民深刻的“现代性焦虑”。周晓虹和伯曼是从心理体验层面界说和描述现代性的。在他们看来，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焦虑也是这一历史巨变的特定体验、时代特征。即“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体验。”伯曼将这种体验称之为现代性。

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把人变成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把人变成现代化的客体。人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现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过程，但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迟滞的一面：社会现代化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人的现代化，在特定时期或地区人——农民的现代化可能滞后于社会现代化。正是这种严重的“滞后性”诱发了农民的持久焦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下，唯有加快乡村现代化建设，“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49]才能抚平乡土子民那一刻也难以安宁的、时刻进取的、躁动焦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