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晚清到现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端期

1840年，发生在中英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割地赔款告终。随后的数次战争中，中国的接连失败，不仅让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成功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让一批清醒的、具有开明和开放眼光的知识精英开始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不管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全盘西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始终被摆在首要位置。从选派幼童出洋留学，到国内兴办路矿、水师、船政等各种新式学堂，目的都在于培养青少年的科学技能，强国兴邦。在彼时的文学翻译大潮中，科幻小说作为唯一与科学技术的教育培养直接挂钩的文学类型，自然也受到了有心用科学来“新”国民知识精英的高度关注。晚清时期，由于大家对科幻小说这一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文类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因此译名也就根据译者的需要，变得五花八门，有的被归为“社会理想小说”，有的被归为“政治小说”，而最先关注到科幻小说启蒙教育功能，并采用直译的方法，率先用“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n）来命名这一舶自西方的新文学类型的，是梁启超。他还赋予了“科学小说”以科学思想影响中国学术、政治及哲学文化等方面的文学使命。1901年，梁启超和罗普合译转译自日文的凡尔纳小说《十五小豪杰》，次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并开始连载该小说及《海底旅行》等其他的凡尔纳科幻著作。1902年11月，“科学小说”作为专有名词首次出现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第5号（用以指代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同年8月，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书中将小说分为十种，把哲理与科学小说合为一类，并称“哲理科学小说”，这样的归类源自他对科学小说偏重哲理性的理解。[3]

然而，如有文章指出的，要翻译或创作出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科学小说”，“不仅要求译者/作者本人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将‘科学’上升到精神的层面，明白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物质技术”。[4]对译者/作者科学知识及科学精神认识两方面的高要求，使得梁启超期望的“科学小说”在晚清实如凤毛麟角。因此，梁启超的理想停留在了理论倡导层面。除了他自己，外加包天笑等极少数涉猎广博、思想先进的知识精英外，鲜有人能够很好地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实践。晚清科幻小说的实际创作情况，如王德威所言，将“知识与真理的话语”和“梦想与传奇的话语”统合一体，“以迂回的笔法，投射了晚清的现实危机”。[5]败于列国船坚炮利的民族屈辱，科学在小说想象中被赋予了无所不能的力量，既满足着国人对未来新政治愿景和国族神话的乌托邦想象，如《痴人说梦记》（1904）、《新石头记》（1905）、《乌托邦游记》（1906）、《新纪元》（1908）、《电世界》（1909）等，也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现代时空观、历史观和价值理念，通过故事的讲述，灌输进国人的头脑中的思想科普型小说，但无论是乌托邦想象，还是进化论的思想观念科普，都显示出这些晚清小说家们的历史观，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循环往复形态，而是被拉扯成一条直指未来的线性箭头。

自先秦至晚清，中国社会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程度一直处于周而复始的循环状态。孔子的“文、质”交替循环论、邹衍的“五行相胜说”，以及董仲舒的“三正说”“三统说”，都体现了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之下，即便文学中有乌托邦的想象，也都是与现实世界并行的第二空间，如《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枕中记》里的黄粱一梦，《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等，这些空间里发生的故事是没有时间性的，换而言之，是静止永恒的存在，与现实世界并不发生交缠，具有不可实现性。19世纪以来，将历史发展走向描述为箭头式向前运行的社会进化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为传播，也迅速成为幻想未来的乌托邦小说的核心历史观。当这些乌托邦小说，如《百年一觉》《千年后之世界》《伦敦新世界》等被翻译进中国后，迅速成为严复的译著《天演论》，以及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三世进化说”“三世六别说”等的有力文学支撑。

晚清蔚为大观的乌托邦小说中，尽管有一些依然还是保持了“桃花源”式的平行、静止时空模式，如《女娲石》《乌托邦游记》《黄金世界》等，也有不少已经开始将进化论作为新的历史观，重新想象未来时空，如《新中国未来记》《新年梦》《未来之上海》等。在这些小说中，未来中国往往因有了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完善先进的社会制度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雄傲各国。但由于未来与现实之间缺乏可连接的实现通道，这些乌托邦故事多半流于空想。并且，一些小说在神怪叙事传统、商业化文学时代潮流推动等诸多因素下，借科学之名证明神道鬼怪之不诬，成了娱乐大众的猎奇故事，如《宝窟》（1906）、《回生术》（1906）、《鲸窟寻亲记》（1909）、《秘密室》（1912）、《灵魂鸟》（1914）等都是如此，它们的创作目的，与其说是探寻未来科技的新可能，不如说是满足市民阶层追逐阅读刺激的消闲需求。

上述创作模式，尤其是将“科学”与“鬼神”混杂一处的做法，引起了鲁迅等启蒙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鲁迅毫不客气地把那些小说家称为“好讲鬼话的人”，指责他们“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上了妖气”。[6]有学者称梁启超和鲁迅的“重要论述和实践构成了一种两极化的文化空间”，[7]然而，笔者认为，鲁迅与梁启超对科幻的认识应是一脉相承的。虽然鲁迅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强调科学小说在政治和哲理上的灌输功能，而是把传播科学知识作为科幻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要求科学小说承担起“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8]但在把科学小说作为“开民智”工具的功利性设定，以及重视科学小说的“文学性”，把表现社会人情作为科学小说创作的重要方面等，都与梁启超是一致的。并且，持这样识见的，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不算少数。把“科学小说”视为“科学救国”的文学实践，这些具有维新思想的文人怀着高涨的热情投入其中，以鲁迅所言的“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为目标，为大众读者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如何向依旧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普通民众讲述与他们日常生活太过遥远的科学器具及应用原理，帮助他们完成对西方科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从排斥到接受的态度转变。这对晚清文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因为民众与科学之间的鸿沟，还因为他们自己也鲜有能够拥有足够完备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无论从自身知识条件还是读者的接受度来说，回向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找寻可对接的想象资源，都是一条佳径。

志怪神魔小说中的想象谱系与文化经验，是晚清科学小说家为理解西方科技器物形象寻找到的第一类传统资源。侠人在《小说丛话》里把《镜花缘》《荡寇志》《西游记》等志怪神魔小说视作中国科学小说的源流，这一说法得到了不少小说家的认同。有人将汽车和铁轨比作戴宗的神行法，把海底旅行和地底旅行比作土行孙的遁形法，还有人把《西游记》看成是与近世科学“最有关系”的小说，认为“西人所制之物，多有与之暗合矣。如电话机之为顺风耳，望远镜之为千里眼，脚踏车之为风火轮之类”，只是因为“后人不竞，科学不明，故不能一一见诸实事耳”。[9]正因为一切西方现代科技都有了溯源中国想象谱系的可能，所以进入科学小说的想象力也就没有受到任何来自科学的束缚，变得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如《新法螺先生谭》中，法螺先生的灵魂可以“一身析为二，而以半入于躯壳中”，躯壳也可以“一身析为二，而以半包于灵魂外，且纵分析能力依然不失毫厘”。[10]《女娲石》里，脑子可以拿出来清洗，以荡涤思想上的污垢。更不用提《生生袋》里毫无解剖学依据的人脑臆想与《秘密室》里如同巫术般的催眠了。更糟糕的是，如之前所述，当这种嫁接了神怪叙事传统，缺乏严谨科学事实的创作与商业化文学时代潮流结合，往往就会为了猎奇而不顾科学事实，吸引了市民读者的阅读兴趣，却戕害了尚未萌芽的科学精神。

相形之下，另一种借鉴传统的做法可取得多，就是将“赋比兴”中的“比”这一古典诗学修辞手法运用到科学小说中。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11]，指的是作为喻体的事物要切合客观事物特征，方可揭示事物所喻的意理。余冠英赞叹汉乐府寓言体歌辞“极活泼的想象力”，就在于诗歌采用了“枯鱼作书”这样的比喻手法，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狐、妖、花、木、鱼、虫等物的拟人书写，更如鲁迅所言，“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12]当这一手法被运用到科学小说中时，令人读之“辄欲睡去”的枯燥读物便有了别具特色的生动之处。拟人是最常用的，如《病菌大会议》里，所有的病菌都被拟人化了：“满脸都是麻子”的麻疹君，“面目发赤宛似戏剧中装扮的关云长赵匡胤一般”的猩红热，“风流放诞常在花柳场中”[13]的梅毒先生和淋病先生，等等；《元素大会》中的化学元素也被拟人化：“衣冠皓洁，形容光焰，常左右驰走于四隅，与人周旋”的“青年”水银，品性恶劣，让“金属派中人尤畏之如虎”的“莽汉”硫化水素。[14]用人的外形写病菌、化学元素，把病菌、化学元素这些陌生的科学事物拟人化处理，既自然活泼又形象生动，让读者很快就熟悉了它们的特性。类似的还有《蚊之友爱》《鸟类之化妆》等。或许这样的创作对小说家的科学素养和古典文学修养两方面要求都比较高，因此数量并不多。

“五四”启蒙运动及之后，在知识精英们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主张下，上述从传统中找寻文化精神资源，帮助完成科学器物的描述性想象的科学小说深受影响，创作量大为减少。1923年的科玄论战进一步增强了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力。在“科学崇拜”风气盛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舍的《猫城记》是很难得的一部以讽喻现实为主题的“软科幻”小说。[15]小说讲述主人公“我”乘坐太空飞机前往火星，途中遭遇意外，飞机坠毁，只有“我”幸存下来，被一群长着“猫脸”的外星人带到了他们的猫城，在游历猫城的过程中了解了猫城的历史。如老舍在给施蛰存的信中承认的，小说的创作受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启发，故事中吸食迷叶，丧失了抵抗力和战斗力的猫人，俨然《美丽新世界》里沉沦于“唆麻”带来的感官享受的人的翻版。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老舍也曾提到过威尔斯的《月亮上的第一个人》、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作品，就像这些小说用虚构的乌托邦想象来质疑、批判现实社会诸种问题，《猫城记》里各种类型的猫城人，如大蝎、小蝎、大鹰以及矮个子的侵略者猫人等，也明显带有影射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物的影子。通过这种隐喻的寓言建构，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老舍，表达出了他对民族文化的尖锐批判和深深担忧。非常遗憾的是，或许由于《猫城记》刚出版就在文艺界引起了激烈争论，外界的现实环境和政治形态的风云变幻，又使得老舍对自己这部作品始终抱着不确定的态度，因而，这样的政治寓言无论在老舍自己的创作中，还是整个彼时的文学界，都难以前行。

顾均正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颇值一提的科学小说家。他的《和平的梦》（1939）、《性变》（1940）、《伦敦奇疫》（1940）及《在北极底下》（1940），堪称这一时期最具分量的科学小说。不同于老舍的现实讽喻寓言，顾均正的创作更接近鲁迅“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16]的观念，主张科学小说承担起科普育人的功能。在1939年的创作自白中，顾均正就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小说入人之深，也并不下于纯文艺作品。那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17]在开明书店的供职经历，使顾均正得以通过书店旗下的《中学生》《开明少年》《新少年》等杂志，翻译、创作大量科普文章，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以科普为目的的科学小说创作。顾均正的儿子顾亚铨在回忆父亲创作时，曾指出顾均正的科学小说，其题材多数取自国外，但都不是译作，而是根据国外报纸杂志的科学插图或新闻报道，构思出来的。[18]

在整个近现代中国科学小说创作中，顾均正在科学精神与文学艺术表现方面，应该是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以他的《在北极底下》为例，这是一篇以磁性理论为科学基础展开想象的科学小说。文中作者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创作目的：磁学是物理学中进展的最缓慢的一个部门，这篇小说若能引起读者研究磁学的兴趣，那就是他意外的收获。小说中的磁学知识，主要通过主人公凯恩与阴谋策划者卡梅隆的对话，向读者展示出来，这样的对话式知识讲授方式，利弊兼而有之。好处在于，作家可以毫不费力地将科学技术知识简单直白地讲出来，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简单直白，缺少文学趣味和形象性，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或者发生理解困难，或者提不起阅读兴趣。或许是因为这种写作模式的便利，亦或许由于大家也没有找到更合适的创作手法，顾均正的这种科普创作模式，被之后的科学小说广为袭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这种模式几乎成为科幻小说讲授科学知识最重要的手段。

生动的人物形象、充满悬疑感和惊奇感的情节内容，是顾均正化解对话式知识讲授的枯燥、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文学艺术手段。《在北极底下》中有着强烈占有欲和狂热报复感的卡梅隆、《性变》里为了钻研科学，不惜把自己女儿变性的疯狂科学家倪博士，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伦敦奇疫》和《和平的梦》等故事中层层推进的悬疑推理布局，更是让读者欲罢不能。通过高超的文学技巧，顾均正有效地弥补了知识硬块给读者造成的阅读不适。但遗憾的是，不少科幻小说虽然模仿了顾均正的知识讲授模式，却没能将其文学技巧也传承下来。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科学小说数量不多，知识化的科学小品成为创作的大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尽管左翼文学从苏联文学中译进了“科学文艺”这一概念，但科普化的思路，让以伊林为代表的科普创作及理论成为翻译的主流。科普创作随之兴盛，产生了《鸟与文学》（1931，贾祖璋）、《动物漫话》（1936，董纯才）、《生命素描》（1936，贾祖璋）、《菌的自传》（1936，高士其）等一批科学小品。相比充满奇诡想象的科幻小说，充斥着大量图表、以说明性文字为主的科学小品在“文学性”方面已了无可言之处，而它们却代表了左翼文学阵营对“科学文艺”的创作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科学幻想小说被纳入“科学文艺”旗下，因此，这一时期左翼文学对“科学文艺”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之后对科幻小说的定位。

之所以在这里花费一些笔墨梳理了从晚清到现代四十余年科学小说的发生及发展历史，原因在于，尽管中国科幻小说百余年的创作历程几经断裂，但创作传统或潜或隐的影响依然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科学小说创作虽然种类繁多，但最主要的类型，是以“新国民”为目的的科学启蒙类，其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精神的启蒙，即意在向读者阐释其政治理想，批判社会现实，唤起民众觉醒的乌托邦/恶托邦小说；另一类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目的，将故事情节作为包裹科学知识的“糖衣炮弹”的科普类小说。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以娱乐、消闲为目的，将神仙鬼怪与科学幻想混为一谈，刺激、吸引市民百姓阅读的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这条线在“五四”启蒙运动之后，就因遭到启蒙精英的猛烈批判迅速隐没。在时代政治因素等原因的作用下，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出发的科学幻想小说，更多承继的是科普这一条线。但或许是由于将科学普及的对象定位于青少年儿童，需要用简单直白的文字讲述浅显的科学道理，现代科学小说中所使用的一些文学手法、技巧，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多都被低幼化处理。如在比拟手法的使用上，不再使用华丽精巧的文言白描，而是直接采用以“大车轮”比喻悬挂在太空中的太空城这种大白话的修辞语汇，适应儿童的接受力和想象力。关于这些，我们将在本书的“转型与发展历史”部分进行进一步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