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双百”时期的中国科幻译介及评论倾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的注意力集中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上，科技的发展及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重视起来。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的全面铺开，建设人才匮乏、科技水平落后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出来。1955年11月，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大会报告，以异常紧迫的心情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会后，全国上下掀起“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潮。在文学创作上，不仅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等科普读物大热，科幻小说也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

从1955年开始，相当数量的苏联科幻被译介进来。在挑选、翻译苏联科幻作品时，中国编辑们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只要是名气大的作家作品都会选入。因此，这些作品中既有反映人性与权力角逐的《阿爱里塔》（1923，中译本1957），也有书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表现科学新人探索精神的《萨尼柯夫发现地》（1926，中译本1957）、《康爱齐星》（1940，中译本1955）、《探索新世界》（1952，中译本1955）、《星球来客》（1957，中译本1958）等，还有单纯技术理想型的《月球航线》（1954，中译本1955）、《在两个太阳的照耀下》（1955，中译本1957）、《在星空里旅行》（1955，中译本1957）等。

几乎与此同时，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辑的黄伊，“发现法国作家凡尔纳所写的科幻小说，不仅可读性甚强，而且很能诱发青年向往科学的心，非常符合中央对教育青年的要求”，[19]于是，他便整理了关于凡尔纳的材料，做成报告上送编辑部领导报批。很快，报告得到批复，遴选出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气球上的五星期——非洲游记》《机器岛》等12部凡尔纳的经典作品，由中青社牵头组织，邀请优秀翻译家进行翻译，并在1956—1957年陆续出版。此外，1955—1960年出版的其他科幻经典，还有威尔斯的《隐身人》（1956）、《大战火星人》（1957），埃尔蒙德·哈密尔顿的《难以想象的世界》（1958）等。

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的国外科幻涌入，对“科学幻想小说”这个名字十分陌生的中国文学界如何选择阐释话语？较早的应是1955年，潮锋出版社在出版“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译丛”时，对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进行的概括：“它是通过艺术文字的感染力和美丽动人的故事情节，来描写苏联科学上新的理想，它对和平建设事业的贡献，以及苏联科学家的积极的生活和劳动的。它的目的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培养青年爱祖国、爱劳动、爱科学的热情，丰富青年对新事物的想象力，使他们从想象进入具体的实践。”[20]次年，王汶译介了苏联学者O.胡捷的《论苏联科学幻想读物》一书，书中引用高尔基的观点，指出科学幻想读物的主要目的“是表现人类的劳动和智慧在为了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有无穷的创造力”。[21]

可见，在选择苏联科幻的阐释话语时，中国评论界倾向的，是把科幻小说作为表现人如何在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并且，在介绍这些翻译小说时，评论者同样也将重心放在了小说中的人上面，如苏联科幻《第二颗心脏》（1957）的译者在介绍小说时，除谈到科普功用外，还特别提到这部小说“同时又是对科学工作者的赞歌，它热情颂扬了科学工作者的巨大劳动”，小说中三位年轻人的故事，“告诉了青年人应该怎样对待爱情、友谊和工作”。[22]

同样的阐释话语，也出现在了对凡尔纳小说的评介上。值得注意的是，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早在晚清时期便被译介进来，并受到鲁迅、赵景深等人的大力推荐。无论是鲁迅的“经以科学、纬以人情”，[23]还是赵景深的“拿科学的发明来惊人”，[24]都表明了他们对科幻小说文学性与科学性并重的强调。对于坚守启蒙的鲁迅来说，凡尔纳的小说更有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一面。在他看来，“在19世纪的法国，凡尔纳所以成为走红作家，不但由于他开创了SF（科学幻想小说），而且和他的思想有关联。他同情希腊、匈牙利、爱尔兰等欧洲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自己的作品中称赞废除奴隶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25]1956年，凡尔纳的小说再度出版。承继鲁迅的精神思想，曹靖华、杨绛、丁景唐等著名学者撰写的书评中，均把重点放在了凡尔纳科幻的人性书写上。中国青年社的编辑李震羽介绍凡尔纳的《蓓根的五亿法郎》时，称赞凡尔纳是一位“伟大的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他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声援民族解放运动；谴责一切压迫制度和种族歧视的政策；号召人类把科学和技术用来为和平和进步的事业服务”。[26]唐弢也曾化名“晦庵”，认为凡尔纳某些作品里“反对人压迫人，提倡社会公道和人类正义的精神，也是使我们深深为之感动的”。[27]相形之下，对威尔斯的评价相对谨慎，但仍有文章肯定《隐身人》这类作品把“对人类的未来所做的大胆而奔放的幻想和对作者所处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畸形丑态的尖锐批评结合在一起”。[28]中国科幻评论对人的问题的关注，与1956年4月，党中央在讨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与文化事业，提出“双百方针”的时代背景不无关联。主流文学界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解冻”景象，之前被忽视的个人生活、情感及价值等问题的讨论被推向前台。从事科幻翻译、评论的大多也是文学界的人士，这使他们很自然地在重新发现个人价值的文学气氛影响下，把大写的“人”作为科幻创作的中心进行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