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铺展：生平叙事向独立主题的铺展

一 生平的考证促进研究的复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潮涌，关于现代文学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与研究出现了一些转机，开始了从文学政治化向文学本身回归的艰难历程，对于许地山的研究也逐步复苏并走向丰富。1978年，薛绥之以一篇《论许地山》重新启动了对许地山的研究。文章对许地山的生平加以归纳，对其文学创作经历和作品特点作以概括，认定许地山是一位宗教家、印度文学家和爱国主义者，他作品的题材和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20]，但是文章也指出许地山人生观的矛盾性及其世界观的局限性在作品中也都有所反映。此后的一个时期，关于许地山的各类研究与评论频繁见诸报刊。从中国知网文献收录的情况来看，1978年至1989年间，在期刊杂志上以许地山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共有36篇，同时在80年代末还出现了关于许地山的研究论文集《许地山研究集》（由周俟松，杜汝淼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传记《追求终极的灵魂：许地山传》（宋益乔著，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该书于1998年再版，由作者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扩充，改版后名为《许地山传》，仍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和《许地山评传》（王盛著，南京出版社1989年出版），成果尽管不算多，但研究的切入点、评述的客观性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1989年9月，王盛出版的《许地山评传》虽然笔墨不多，但对许地山生活经历、思想品格结合主要作品进行了论述，是该时期相对周全的一部论著。

从当时的很多研究来看，1978年以来，结合作家生平总结其作品特色是文艺研究领域较为盛行的批评方式，对许地山生平事迹的总结与挖掘也是这一时期许地山研究的明显特点，这种基于史实的努力，关于许地山研究局面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拓展。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女士结合与自己共同生活的经历，先期对许地山的生平进行了披露，其在1980年《新文学史料》同一期中接连发表《回忆许地山》（周俟松著，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和《许地山传略及作品》（周俟松、边一吉著，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文章先是零星回顾了许地山参加五四运动游行活动以及许地山、周俟松二人的婚恋经历，介绍了许地山创作童话、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期的文学创作、二人回访台湾、转聘香港大学等经历和细节，第二篇文章条分缕析了许地山成长经历和创作的关系，概述了其几部重要作品、作品集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定义了许地山是“知识分子从彷徨、苦闷走向坚定积极的一种典型”[21]。关于许地山的生平也有一些问题历来说法不一，直到80年代后才得到澄清，如许地山的籍贯问题，有称其原籍福建，也有称其原籍广东，还有避而不谈只称“生于台湾”，王盛1984年发表《许地山籍贯考辨》一文，对各种说法进行查证，确定其祖籍广东，生于台湾的基本事实。此外还有关于许地山出生年份的记载，很多文献记录存在出入，有的记录是1893年，也有的文献记录是1894，经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新编万年历》核对，换算公历应为1894年2月8日，这一问题在1989年出版的《许地山研究集》中才予以澄清。

二 创作阶段的划分开阔研究的视野

这一时期出现的关于许地山创作风格、特点、选材、宗教色彩、文学主张等研究文章中，基本都会用很大的篇幅记述许地山的生平，将其生活经历与创作经历结合考察，并倾向于划分阶段来进行分步总结。大多研究者一般以1928年为分界，将1921年至1928年划分为第一阶段（或称前期），1928年以后为第二阶段（或称后期），还有的研究者进一步将第二阶段又细分为两个阶段，并以1935年为界，将1935年至1941年划分为第三阶段。王文英、朱立元1980年在文章中肯定许地山是“进步作家”“正直的爱国主义战士”“坚强的爱国主义者”[22]，并将许地山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结合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认为许地山前期（五四时期）作品富有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感情，显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后期（20年代末期以后）“奋不顾身投入民族解放斗争中去”，体现了爱国主义热情。黄修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指出，尽管《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等作品题材是有批判性的，但是受害方常能自我解脱，于是“一切痛苦都被消溶”，认为许地山在作品中宣扬的思想“不是泛爱，不是感伤，而是容忍、宽恕”[23]，这种宿命论的支撑成为小说消极的一面，而许地山第二时期的文集《危巢坠简》是“现实主义的成熟之果”。

有些研究者还专门针对某一个分期深入研究，比如宋益乔的《论许地山的后期创作》，先概况了许地山“落花生主义”的思想内涵，着重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地山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张、思想动态和创作特点。针对后期研究的还有香港大学的黄维樑，1987年在《五邑大学学报》发表《继续塑造美好女性的形象——许地山在香港的创作》，概括了许地山自1935年起在港6年的经历，简要总结了许地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充分肯定这些“美好的女性形象”时，认为许地山是在“通过作品寄托他对女性的看法和他对宗教的看法”[24]。1987年，章秀定重启许地山早期小说的“二重性”研究，他以“花生外面装得古里怪气的”[25]为题，先将许地山与冰心、庐隐进行比较，指出许地山既有“爱”又有“哀”，指出其早期小说并不完全回避现实，主题上显示出的积极的一面，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和“五四”的时代精神，同时，章秀定还关注到许地山小说透露出的作者对“人生多痛苦”的观点，并最终提出不论是传奇性的故事情节还是宗教色彩的描写，许地山早期小说都在浪漫主义的底色下体现着创作的二重性。对许地山早期作品研究的还有束因立的《从〈空山灵雨〉看许地山早期人生观》（《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袁凯声《许地山早期小说的浪漫主义倾向》（《许昌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也是按照分阶段讨论方式来具体把握许地山创作进程，但是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许地山的早期作品。

关于许地山创作的艺术特色的总结，也开始作为独立的话题而被提出，黄牧总结许地山创作风格是“取材新奇，想象奇特，强烈的宗教色彩，浓郁的异域情调，在淡淡的抒情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语言平实、质朴、蕴藉、委婉”[26]。刘济献《中国现代文学》概括许地山的艺术特征为“海外生活的题材，异国情调的描写，曲折离奇的情节结构，植根宗教的奇特想象，主观感情的有意突出，象征手法的运用于宗教哲理的渲染”，与文学研究会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之处是带有“比较浓厚的宗教因素的浪漫主义色彩”[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