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希腊之源

古希腊是伽达默尔的思想故里。早年伽达默尔专攻古希腊哲学，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见长。此外，作为古典修辞学大家的伽达默尔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文本有着数十年的精深研究。在追随导师海德格尔之后，伽达默尔确立了哲学诠释学这一现代诠释学体系，晚年的伽达默尔又表现出回归古希腊哲学的趋向，后期伽达默尔对哲学诠释学所做的重要发展，比如“澄明”（alētheia）、“自成”（ereignischarakter）、“实践”和“诗”等理念的凸显，都与希腊思想有关。这不禁会让人想到黑格尔说过的话：“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3]古希腊是伽达默尔美学思想的一个非常醒目的印记，那些非凡的古老思想是伽达默尔哲学和美学思想之滥觞，并从始至终一直流淌于伽达默尔的思想之中。我们在伽达默尔的诗性之思中能随处看到古希腊的痕迹，但又时时惊叹于这些古老思想在伽达默尔诗化哲学中的焕然一新。

一 神话意识：从诠释学的起源谈起

诠释学（Hermeneutics）正式登上学科历史舞台，以17世纪丹恩豪尔（Johann Conrad Dannhauer）在《圣经诠释学或圣书文献解释法》中开始使用Hermeneutica一词为标志。但作为一门关于解释的古老学问，诠释学的历史发端至少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Peri Hermeneias”）。几个世纪以来，诠释学从词源上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神使赫尔墨斯（Hermes）之名的观点被普遍接受。

近50年来较流行的另一种词源学观点是，Hermeneutics源自古希腊hermēneia[4]这一名词。当代著名诠释学家理查德·帕尔默（Richard Palmer）将hermēneia的词源意义归纳为三点：（一）“诗意言说”（poetic saying），古希腊神旨只有通过诗人之口才得以在人间传诵；（二）“解释”（interpretation），译介者将神谕的意义转述给众生；（三）“翻译”（translation），将一种语言的信息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而不丢失其中的主旨精神。[5]帕尔默对诠释学起源于赫尔墨斯（Hermes）的神话表示了高度的怀疑，因为首先hermēneia与Hermes两个词产生的时间孰先孰后并不一定，况且Hermes本身也可能源自其他表示“言说”（Speech）的希腊语。[6]另一位诠释学专家、伽达默尔的学生让·格朗丹在《诠释学之源》一书中也认为，“诠释学”和Hermes之间并无确切的词源学意义上的关联。[7]并且，从目前这种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Hermeneutics词源分析来看，诠释学的其他含义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解释”这层单一意义所覆盖。[8]令人惊讶的是，词源学上“诗意言说”这个长久被掩埋的诠释学本初之意，竟然与伽达默尔诗性之思的精髓不谋而合。依照这种新近的语言学观点，诠释学从古希腊起源之初就已然与诗以及诗人密切相连。

当然仍有相当一部分诠释学学者认为诠释学Hermeneutics的起源与神使赫尔墨斯（Hermes）有着显见的联系。伽达默尔本人就更倾向于传统的诠释学起源说，他完全赞同诠释学一词来自神使赫尔墨斯之名的观点。伽达默尔认为，从现代语言学出发考察诠释学的词源不过是证明了一种逻辑学的“科学理论观念”[9]，这种实证主义的语料考据很难就此完成对诠释学原初诗意的把握。依伽达默尔之见，诠释学既然是一门关于人文科学理解和解释的学问，那么“科学”和“客观”这样的自然科学标准就有其显而易见的盲区。传统是掷地有声的，尽管传统看起来不比语言学证据更具“说明力”和“科学性”，但却是孕育诠释学的真正摇篮。要探讨诠释学是如何起源的，即便是中世纪奥古斯丁的神学诠释学对于诠释学的理解也要比现代语言学的科学论证更具参考价值。[10]

总体上，伽达默尔关于诠释学起源于赫尔墨斯的主张有如下几层意义。

首先，这一主张从根源上确定了理解与解释的基本活动是以语言为基础的不同世界之间的对话。按照荷马的描述，赫尔墨斯作为神的信使，把神的旨意传达给凡人，那么诠释者的任务就是在不断的交流和对话中把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诠释就是完成意义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和交流，从神的境界转换到人的境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自己熟悉的语言世界，抑或从自己熟悉的语言世界进入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

其次，借由赫尔墨斯之名，伽达默尔抵制了现代语言学分析所代表的科学理性对于诠释学的侵蚀。伽达默尔采用赫尔墨斯起源说并非信手拈来，而可谓是用心良苦。他感觉到五光十色的希腊神话和诗歌以及从中浮现出来的原始的世界经验几乎消失不见，科学以强硬的姿态占据了西方思想的主导地位。从数学、天文、地理、医学到教育、音乐、绘画甚至哲学和文学本身，理性思维和概念式理解无孔不入，消解了神话和诗的意象。这对于人类理解本身以及人类文明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是一种本末倒置。“我们根本无法解释神话，因为神话是在解释我们”，实际上“理性其实反倒受神话的包围并永远处于神话的支配之中”。“只要神话在诉说，它们就是真正的思考，是真正的全知者，它们在黑暗中闪烁照明并对我们进行教导。”[11]伽达默尔在此是以赫尔墨斯之名，行人文科学自我捍卫之实。

最后，伽达默尔坚持诠释学源自古希腊神话中脚蹬羽翼之靴、宣讲神谕的信使赫尔墨斯的意象，这本身就使诠释学起源呈现出浓重的古希腊诗性色彩，是一种极富有诗意的言说。伽达默尔对神话起源说的坚持并不是对一种艺术类型或者神学理念的坚持，他在这里找回并保留的正是西方思想所逐渐丢弃的东西——人类起初对世界最朴素自然的体验和感受，人类最初为自己的生活留下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记忆和希望。这就是伽达默尔在诠释学问题上绝不肯放弃神话意义的最根本原因。“古希腊的诗和神话就是一个东西，一个无分离的统一体。”[12]更重要的是，伽达默尔发现了“神话的可变性，即它总是可以通过诗人而获得新的解释这种开放性”[13]乃是古代神话能够穿越人类历史永葆生命力，对每个时代的人产生意义的奥秘所在。故此，诠释学的赫尔墨斯起源说已经在思想源头上为伽达默尔初步奠定了古希腊式的诗性基础。在随后的伽达默尔诗化哲学理论构筑以及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到，对神话的倚重始终是伽达默尔非常突出的风格。

二 光的形而上学：柏拉图美的本质说的照耀

在伽达默尔四十岁之前，其哲学研究的中心人物无疑是柏拉图。1922年伽达默尔在马堡提交了题为《柏拉图对话中欲望的本质》的博士学位论文，1928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菲利布篇〉的现象学解释》，此后数年里伽达默尔还撰写了一系列以柏拉图为论题的长文（后载入《对话与辩证法》以及《全集》第5卷）。细心留意就会发现，在《真理与方法》中柏拉图也是伽达默尔最常引用的思想家之一。虽然伽达默尔对以柏拉图为源头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种种弊端保持批判态度，但是正因为伽达默尔对柏拉图有着数十年的透彻研究，他能够敏锐地发现柏拉图思想中早已被人所忽视的熠熠发光之处，并给予中肯评价。

在伽达默尔看来，柏拉图对美的本质的把握尤其精准，并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挖掘。事实证明，这个问题的研究为“自我显现”“澄明”“耀现”等关键范畴在哲学诠释学体系中的确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结尾部分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将柏拉图美的本质观称为“光的形而上学”（Lichtmetaphysik），这源自柏拉图《斐多篇》中对美的赞美：在美之中我们不会被拙劣的模仿和假象所欺骗，只有美才享有这一点，即它是最光亮的和最值得爱的东西。美如同光一样，是自明的而不需其他事物来证明，“依靠美本身，美的事物才成为美的”[14]。如果柏拉图的这段话还让人不甚明了，那么伽达默尔对此的阐发足以清晰说明，柏拉图美的本质说为什么在伽达默尔眼中成为一种光的形而上学：“美的东西的美只是作为光，作为光辉在美的东西上显现出来。美使自己显露出来。实际上光的一般存在方式就是这样在自身中把自己反映出来。光并不是它所照耀东西的亮度，相反，它使他物成为可见从而自己也就成为可见，而且它也唯有通过使他物成为可见的途径才能使自己成为可见。”[15]伽达默尔进而明确表示柏拉图的这一理念对其哲学思考具有重要意义：“美之照明（Vorscheinen）和可理解事物之自明（Einleuchtende）之间的密切关系建立于光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一关系引导着我们的诠释学探索。”[16]从而将柏拉图美的本质观融入哲学诠释学艺术论以及存在论的理论建构之中。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伽达默尔发现形而上学那种静止而绝对的思维方式带来的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分裂已经将哲学带入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那么他又为什么赞同柏拉图的“光的形而上学”？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伽达默尔本人显然对这种可能的诘问有所准备，他说，如果我们对光的形而上学和哲学诠释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加以注意，就会认识到柏拉图所谓的“光的结构显然同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思想风格的感官—精神之光源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分离”。[17]对柏拉图而言，光的存在方式即为“照亮”，它与它所照亮的一切为一体；而到了新柏拉图主义那里，光已成为物质—精神/主观—客观二元分立结构中的认识对象，光与光所照亮的对象彻底分裂。伽达默尔要反对的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对于柏拉图提出的光的理念伽达默尔是给予充分肯定的。

实际上，伽达默尔在“美的照明本质”与“可理解之物的自明”之间找到的那种“密切关系”本身就可以说明光的形而上学与一般意义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理解这一关系有两个要点。第一，美之照明和理解的存在方式都具有自成性（Ereignischarakter）；第二，诠释学经验，即对历史流传意义的经验，具有直接性，而这种直接性同样是审美经验之特征。[18]即是说，美、理解的存在方式和光一样，它们不是像一般存在物那样“在那里”，它们的存在方式是“照耀”，也就是使自己直接显露出来，在使他物可见的同时从而自己也成为可见，这也是它们存在和显现的唯一方式。光的存在、照亮他物以及展现自身是浑然一体的，不分先后，彼此不可剥离。但是光的自明和照明他物需要预设光这一理念，即“光”是先验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光的“形而上学”。恰恰是借由“光”的理念，美的存在方式和本质乃至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理解真理的显现才得到恰如其分甚至是巧妙的说明。

可以看出，光的形而上学更接近于一种古老而朴素的美的存在论或美的本体论，伽达默尔也如是说：“这样一种关于美的规定乃是一种普遍的本体论的规定。”[19]美的存在方式就是这样在自身的发光中展现自我，是一种“自明”而不是靠从外界照射或倾注在某种形态上的反光。伽达默尔指出，柏拉图通过把这样一种澄明（alētheia）证明为美的本质，将美从形而上学的形式学说（Forma-Lehre）中解放出来。“正如我们所见，美的形而上学标志就在于，它弥补了理念和表现之间的裂缝。”[20]换言之，凡在柏拉图呼唤美的地方，美都以其光一般的自明扬弃了理念及其表现之间的分裂对立。

在伽达默尔对柏拉图美的本质论的回溯中，可以发现伽达默尔后期诗化哲学中反复出现的“澄明”（alētheia）、“显露”（Vorschein）、“自成”（Ereignischarakter）等基本理念的原始出处，这些理念并非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来自海德格尔，而是有着更古老的渊源。可以看出伽达默尔确实是一位对柏拉图美学思想有着特别敏感度的现代思想家。总之，柏拉图带有明显本体论色彩的美的本质说为伽达默尔后期的诗化思想照亮了前路，特别启发了伽达默尔艺术作品本体论的建立，柏拉图这一卓越洞见成为伽氏诗性之思另一个重要的古希腊来源。

三 存在之根：古希腊语言存在观的印记

存在是伽达默尔诗性思想的核心范畴，伽达默尔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诗化存在论，伽达默尔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以诗的语言构筑诗意的存在世界。在存在的问题上，伽达默尔自然受到海德格尔更为直接的影响。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也有其源头——古希腊存在观。而后期伽达默尔也经常绕过海德格尔直接回到古希腊的原初思想之中。古希腊存在观经过形形色色的分流嬗变，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伽达默尔产生着持续的效应。鉴于此，在追溯伽达默尔存在观的根源时，就必须首先对古希腊存在观的影响展开阐析。

“本体”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ntos（存在/有），本体论（ontology）也被称为存在论，即以本体/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巴门尼德（Parmenides）在他的哲学诗中提出了“存在就是存在”，这被后代哲学家们视为西方本体论的伟大开端。但巴门尼德也为后人留下了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本体/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柏拉图的继承者们而言，本体就是理念乃至绝对精神，是思想中绝对并永恒不变的存在。那么到了伽达默尔这里，本体又是什么呢？

《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这一部分整体上就是对于伽达默尔语言本体论的详细论证。此部分伊始，伽达默尔开宗明义：语言是人类全部世界经验的本体。他说，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显然是自柏拉图“逃入逻各斯”以来希腊存在思想发展所依据的主线。因此必须探究的是，希腊形而上学对于存在的回答——它一直持续到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指导着我们的提问。[21]不难看出，伽达默尔本人对于回溯古希腊本体论特别是语言本体论有着明显的主动意识。

伽达默尔并没有对更早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存在观展开过多的追问，他主要是在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存在观和语言观的反思中提出自己的观点，伽达默尔这里所说的“希腊思想”指的也多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观念。伽达默尔认为，希腊形而上学把存在物的存在视为在思想中实现自身的存在，是一种神性存在论。努斯（Nous）被预设为最高和最完美的存在物，它把一切存在物的存在都聚集于自身之中。“逻各斯的表达将存在的结构带入语言之中，而在希腊思想中，语言表达就是存在本身的显现，是存在的澄明（alētheia）。”[22]从而初步将语言与存在的澄明联系到一起。伽达默尔指出希腊存在论中对于“自我”的彻底遗忘是绝不可取的，但是我们仍要沿着这一路线探索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复兴语言存在观的可能性。[23]这意味着，伽达默尔反对希腊形而上学存在观将存在本体先验神化的意识；同时，他又不想因此简单地排斥其中合理的部分，即“语言表达是存在本身的显现和澄明”这一思想。所以，伽达默尔要对希腊存在观和语言观做进一步的深究。

首先，伽达默尔在柏拉图那里发现了精神和世界存在的密切关系。虽然柏拉图认为存在只有在思想中才能实现，但对柏拉图而言存在物就其本质是真实的，即便是在对“灵魂”的定义上，柏拉图也将灵魂视为对真实存在的参与。[24]而亚里士多德也说，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切存在之物。[25]伽达默尔指出，在这种希腊思想之中根本没有谈到一种与世界无关的精神，相反，这种精神本身已经意识到必须寻找通向世界存在的道路。伽达默尔从中领会到，精神和世界的存在从原初之时就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最根本的。[26]

其次，伽达默尔高度赞赏了柏拉图将实践（phronesis）与存在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实践”是后期伽达默尔反复思考并逐渐提升至诗化思想中心的一个重要理念。Phronesis意义的澄清乃至翻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一般常被采用的有“实践智慧”“合理性”“明辨”，但其实远不止这些。比如詹姆斯·瑞瑟就认为phronesis最恰当的英译义应该是“判断”（judgment），即“不能被规矩约束的执行善的决心”。[27]伽达默尔采用了“实践智慧”的基本义，实际上也涵盖了“合理性”和“明辨”之义。在伽达默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phronesis的定义之模糊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这可能是缘于phronesis本身难以用理论规范的这种天然的不确定性。[28]虽然实践哲学由亚里士多德创立，但柏拉图早已赋予phronesis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具有的基本意义。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善的理念》中，伽达默尔论述了柏拉图如何扩展phronesis这个希腊用语的惯用意义，使其包含了辩证的因素，即是说，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用phronesis（实践/明辨/合理）辅助和丰富了辩证法，同时也就从根本上将实践智慧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由于phronesis被证明为柏拉图辩证思想的组成成分，那么在伽达默尔看来柏拉图之“辩证”既不是一种“技艺”（techne），也非一种“能力或知识”，而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并且是与语言相关的存在方式。[29]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本人都没有受到柏拉图理念说的过多束缚，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曾强调说，在实践中不可能有那种数学家所达到的高度精确性。要求这样一种精确性其实乃是一种错误，实践具有不确定性。[30]综上，伽达默尔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中发现了“实践是人类基本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这一希腊存在观，并且从根源上把“实践”跟人所特有的实践方式——语言紧紧联系在一起。

最后，伽达默尔在希腊形而上学那里得到了语言作为存在之根本的原始依据。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早在爱利亚学派那里，存在的命题中就贯穿着“语言的事实性”（Sachlichkeit）这一线索。“存在物其实并非真的象认为的那样是陈述的对象，而是存在物‘在陈述中进入了语言’。由此它就在人类思想中获得了它的真理性和可显现性。所以希腊的本体论是建筑在语言的事实性之上的，因为它从陈述出发勾画语言的本质。”[31]也就是说，在伽达默尔看来希腊语言本体观尚未将存在物视为纯粹的语言表述对象，在人类生存境域中，存在物不断进入语言这一本体结构中，存在物唯有在语言中才能向人显现自己的意义。“存在”之结构并不是单纯地被反映出来，事实上人类经验的秩序和结构最初是在语言中形成并不断运动变化着的。[32]如此一来，如果要认识存在就必须继续牢牢抓住语言这一线索。在伽达默尔对希腊形而上学语言存在观的层层盘剥之下，“语言是存在本身的显现和澄明”这一伽达默尔诗化哲学本体论实际上在古希腊思想中早已定下基调。

以上是对伽达默尔诗化哲学的古希腊思想来源的概括分析，主要包括神话意识、柏拉图美的本质观以及古希腊语言存在观的影响。不难看出，伽达默尔诗性之思最重要的古希腊思想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这也在情理之中。伽达默尔哲学生涯的前20年几乎就是在进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专门研究，伽达默尔对于二人思想的关注和挖掘持续了一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虽然被后世普遍认识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源头，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中既留有大量早期原初朴素的存在论成分，又表现出爱智求知的先验理性倾向。伽达默尔反对的绝不是柏拉图，他真正反对的是主客观彻底分裂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他反对的是亚里士多德身后以新柏拉图主义和康德为代表的彻底的二元对立思维，而伽达默尔反驳的依据大部分正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合理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晚年曾坦率而言：“我是一名柏拉图主义者。”[33]即是说，与伽达默尔诗化思想有本质关联的是柏拉图本人的思想，而不是柏拉图身后的柏拉图主义。伽达默尔的努力方向正是要整理和恢复被后世不断误读和曲解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之本来面貌，进而对西方形而上学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攻势。当形而上学大厦土崩瓦解之后，人们就会透过尘嚣看到人类真正应该皈依的故乡：古希腊的诗意世界。此外，伽达默尔从古代思想中汲取养分的方式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既不急于全盘继承，也不彻底颠覆否定，他不受后世既定评价的太多干扰，擅于在反思中挖掘出已被遗忘、忽视甚至误解的那部分意义，将它们联系起来为己所用；概言之，伽达默尔是在与经典开展批判性对话的基础上对古希腊遗产中被遗忘被误解的内容进行系统性的恢复和复兴工作，这与他同时代众多思想家惊世骇俗的推翻和颠覆有着明显不同的取向，也因而在当代西方人文领域树立起独特的个人风格。这样做的结果，用伽达默尔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使人们对“所列举的这些形而上学的基本词汇，可以不再以形而上学传统所赋予它们的意义方式来阅读它们”[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