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启蒙：中日诗歌走向现代》：变革中的“愍物宗情”和“文以载道”

中日两国的现代诗歌起源于中国晚清与日本明治时期，日本稍早，中国紧随其后。在日本方面，主要表现为“言文一致”运动的发端和兴盛，时间为明治初期（19世纪70年代）；中国方面，则是体现在“诗界革命”运动中（19世纪90年代）。在这一段所谓现代启蒙诗歌的萌芽和勃发时期，两国的新诗歌运动都获得了蓬勃发展，对各自国家的文学和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由于两国在各自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定位上的差异，两国的新诗歌运动在其作品的思想内容、风格技法、意义及影响等方面虽有相同但又有很大不同，由此而成就了各自独具特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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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有识之士通过推行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国家实力也有一定提高。当时众多仁人志士力图推进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振兴，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启发民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从而为国家摆脱困境、实现真正的富强奠立基础。而日本，在西方列强将炮舰开到其国门，迫使幕府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的时代背景下，完全有可能步中国之后尘成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因而整个社会都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富国强兵在明治维新之后自然成为举国上下的追求。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可谓是根本途径，于是明治政府下决心推行义务教育。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的主要诗人和中国诗界革命运动中涌现出的代表性诗人都是两国近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其中一些堪称大家或文豪，如日本的尾崎红叶、森鸥外，中国的梁启超，都是具有时代先锋思想、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的文化巨人。他们对各自国家传统的封建文化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感到不满和担心，主张学习西方文学的积极因素，改良自身的文学，使其更加通俗、形象，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并利于传播知识。这种对学习西方的紧迫性的认识是当时中日两国文学界和知识界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点，而日本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又在文字和文学方面同中国具有相似性，所以两国有很多共通之处。不过，由于两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毕竟存在差异，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又不同，所以两国还是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定位。

一 “离家”与“在家”状态

首先，尽管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中国的诗界革命运动同是发端于各自国家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但是前者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初期，国家可谓万象更新，百废待兴，即将迎来大变革、大发展。当时日本社会已经形成了较为普遍的憧憬和追求近代化的全民性共识，各种相关的政治、社会等体制、机制也在迅速地建立，民主思想正在蓬勃发展中，文人即使主张对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受到的社会压力和舆论阻力也相对较小，其自由主张有着比较宽松的空间。而中国处于晚清动荡不安、内忧外患、风起云涌的时代，有识之士对于前途虽有宏大构想，但能否实现实感迷茫。中国社会的传统守旧势力在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依旧占有绝对优势，要充分而有效地开展其主张的新文学、新诗歌运动，实现其心中的诉求，面临着比日本社会远为巨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心理阻碍。由此可见，日本尽管也有不少拘泥于古体诗、文言诗的保守派文学者，然其对文坛和诗坛并未占到垄断性的、支配性的地位，留给主张新体诗和口语诗的人士的空间依然较大，后者的蓬勃发展对于整个文坛和诗坛乃至全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持久不息的影响，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基石和标杆；而中国文学界的守旧势力的力量和地位都更为强大和牢固，又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对于诗界革命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消极阻碍作用，故而尽管诗界革命运动最终还是得到了较为蓬勃的发展，但由于上述政治、社会、文学的限制因素，其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较之日本“言文一致”运动都要小一些，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所在的圈子，对全社会的普及作用比较有限。

其次，两国代表性文化人的特质、其面临的课题和具体的活动轨迹也有相当的不同。由于日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政治上的维新改革，且基本达成了全国上下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文人和诗人尽管也有自身鲜明的政治理念，但不必过多地去为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投入精力，得以专注于自身的文学和诗歌创作的本职工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更显出单纯的文学者和诗人的特征，少有人直接投身于政治领域。而在中国，由于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仍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中，且时刻面临挫折危机，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先进文人和诗人们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主张和推动国家政治改革的努力之中，出现了不少诗界革命运动的诗人同时又是重要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现象。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可以这样说，日本对于欧洲启蒙精神的传承更接近于一种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所说的“离家”的状态。这是一种处于文化边缘和疏离的状态，它不以某种特定文化为归宿。它既不是反对家，也不是无家可归。中国诗界革命虽然是通过“日本桥”学习欧洲启蒙精神，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相应的“在家”状态。

二 政治因素与文化传统

之所以有“离家”与“在家”之别，笔者认为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因素和文化传统这两方面。在政治方面，日本自进入镰仓时代起，随着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就开始了。书面语承袭以前的状况在随后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变化，而口语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与书面语的距离愈行愈远，到江户时代就已经大相径庭了。到西方列强炮舰开到国门的幕府统治末期，举国上下的目标就是要富国强兵，然而单靠文人个人修养的磨炼是无法达成目标的，众多有识之士认为大力提高全国国民受教育的总体水平是最首要的任务，因为国民教育才是国家的根本。国民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字和文体来传播知识和学问，由此使用平实简易的文字和文体是必需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使知识得到很好的普及，使国民得到很好的教化，富国强兵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了。基于这种原因，1866年前岛密抓住美国传教士说“难解多谬的汉字”不适合教育的契机，向德川庆喜进言《汉字御废止之议》。1874年，西周时懋又提出采用罗马文来使“言文一致”的主张，而清水卯三郎则提出了专用平假名推行“言文一致”。然而，由于汉字在日语中的地位根深蒂固，其压倒性的核心地位并未被这些极端意见真正颠覆，因此改革的焦点从文字转移到了文体上，随后的争论则主要是讨论如何对文体进行改革。日本“言文一致”的倡导者们，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潮高涨时各国文体革命相继发生的先例，来为日本的文体变革打通道路：卜迦丘用意大利俗语写出了《十日谈》；乔叟用伦敦方言写作了《坎特伯雷故事集》；马丁·路德提倡在宗教仪式中用民族语言代替拉丁语，用德语译出《圣经》，使口语体在本国盛行起来。提倡“言文一致”的政治家和学者们相信：这些在欧洲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必然在日本出现。可见，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是和时代、历史紧密相连的，有关的讨论不应仅仅从语言、文学的立场出发，还须考察其政策性意义。“言文一致”运动是要创造出一种社会各阶层，不仅是知识分子阶层，都能够理解的一种新的文章写作的标准。总而言之，时代的诉求造就了“言文一致”运动的洪流，“言文一致”运动的产生是当时的时代要求在知识分子等有识阶层的自然反应，是应时代之运而生的产物。由此，在政治因素方面，“言文一致”运动开始之时，日本已建立起了一个以明治天皇为中心，旨在进行重大维新、力图全面学习西洋，富国强兵，走近代化强国之路的中央政府。政府内部对于国家的走向意见基本统一，具有良好的改革氛围。尽管日本社会对于近代化和改革亦有不同的褒贬之声，然而总体说来民智启发程度较高，人心思变，国民精神振作向上，进取心很强，对于未来抱着一种奋斗的精神和乐观的期待。

在中国，戊戌变法前后十列强瓜分中国，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这是个民族存亡迫在眉睫的时代，也是先进的中国人起而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的年代。在这种时代激流中掀起的诗界革命运动也是利用文学救国的一种尝试。封建思想文化被资产阶级改良派斥为“旧学”，深恶痛绝；而传统的旧体诗作为“旧学”的一部分，自然也遭到了相同的待遇。相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则被资产阶级改良派称为“新学”，以狂热的态度进行“宗教式的宣传”[1]和学习。梁启超曾说：“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2]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新诗”诞生了。

1896年至1897年间，谭嗣同等人尝试变革诗歌语言，表达资产阶级新思想。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接触了西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日本的新文化，大力从事文化宣传和推进文学改良，提出“诗界革命”。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都开辟了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他还自撰《饮冰室诗话》，表扬新派诗人，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黄遵宪也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在强烈的救亡意识的驱使下，诗界革命同人无暇顾及个人的需要和情感，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投注到有利于民族的群体意识中。由此，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下他们看到的是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国民，而不是个人。尽管有着众多维新志士的推动和光绪皇帝的支持，然而以西太后为中心的守旧势力非常强大，对维新处处限制掣肘，乃至后来的残酷镇压，可以说政府内部是极其不统一、不和谐的。政治上的僵化和不统一在社会环境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尽管有一小部分先知先觉的仁人志士在努力摇旗呐喊，但总的来说民智未开，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遍低落、昏沉，社会整体依然未达成共识，国家在甲午之战中刚打了败仗，此时整个国家的悲观、迷茫与日本的乐观、振奋对比十分鲜明。这种相当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氛围无疑使中日文学运动所处的客观环境形成了显著差异，对于各自开展的诗歌改革运动产生了不同的催化或阻碍作用。

在文化传统上，中日分别对“风骨”和“愍物宗情”的偏爱，把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本质差异完全、典型地显现了出来，而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两国不同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中找寻答案。对于广阔大陆上生活的人们，中国文学主要肩负着教化的使命，那么，作为教育者，就需要有一定的理性、逻辑和思想。对于岛国上突出的家族集团，日本文学则更具家族间语言活动的特质，更多的是让人相互安慰、体贴。[3]

中日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学观造就了两国表层上的不同文学心态，也造就了两国深层次的不同文化心态以及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日本从一开始就学习中国，加之其独特的岛屿文化所形成的一种“小国心理”，使其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离家”状态，一方面追求逍遥自在，另一方面又愿意虚怀若谷地积极接受和学习他者，对日本来说向他者学习是一种非常自然而然的习惯和常态。而中国的传统文学观让中国的个体文人和国家紧密相连，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不仅造就了一个国家的“大国姿态”，也造就了个体文人心中的“大国姿态”，这形成了中国文人所特有的文化身份及文化认同。中国文人始终是一种“在家”状态。由此，中国晚清的启蒙诗人在自觉学习西方诗歌时，心里始终隐藏着一种“大国姿态”，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恐惧与焦虑，一种害怕被同化甚至被淹没自我的焦虑，这种焦虑自始至终都跟随着他们。由此，他们在学习西方诗歌的过程中一边想要积极地学习，一边又无时无刻不保持着警惕和拒斥，显现出一种消极地摄取。江上波夫曾在《文明转移》中说道：“中国接受的时候，总是想作为自己过去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来理解，所以文化的本质丝毫不会变化。”[4]而日本启蒙诗人在面对西方诗歌的时候，没有中国文人的那种“大国姿态”，也少有被同化或被淹没自我的焦虑，由此，他们对西方诗歌是进行全面积极地摄取。依田憙家曾说：“日本在摄取他国的文化时，不只是技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都加以全面吸收。而且不是分散的，经常要成套地吸收。”[5]河田悌一也曾说过：“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的日本近代化，设定以西欧为模式，全力以赴如何去接近西欧之道。”[6]与日本不同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导致了中国启蒙诗人往往困于内心的矛盾或找不到契合点而未能真正吸收西方诗歌的精髓。这样一来，中国的启蒙诗歌虽有“欧洲意境”，但这种“欧洲意境”却是缺失了某种原有内涵的“欧洲意境”，更多的只是在形式上继承了“日本译西书之语句”，与日本启蒙诗歌较多地继承了西方诗歌的现代精神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正是中日两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政治因素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导致了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身份，也造就了“言文一致”和诗界革命不同的产生背景。由于身份的不同，两者的话语及言说方式也自然不同，因此中日启蒙诗歌在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上也就自然有所不同。在思想内涵上，中国诗界革命的“新意境”所蕴含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而日本启蒙诗歌的“欧洲意境”则更多地传承了西方自我意识等现代精神。

注释

[1]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晨报附刊》1924年4月29日第2版。

[2]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晨报附刊》1924年4月29日第2版。

[3][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4]转引自[日]依田憙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5]转引自[日]依田憙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6][日]河田悌一：《中国近代思想与现代》，东京研文社1987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