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俗讲”“转变”的世俗化

“俗讲”“转变”的世俗化，可从现存的一些演史类变文的叙事旨趣与艺术追求等方面清楚地看出。这些变文，或许有的是僧人讲经的附属品，但是它们所流露出的宗教意识却甚为淡薄，而世俗气息倒颇为浓厚，民间的道德色彩、观念情绪等灼然可见。

例如，《伍子胥变文》讲的是伍子胥逃难、复仇的故事。该故事就表现了民间浓厚的反暴君情绪和有仇必复、有恩必报的价值观念。故事中的楚平王荒淫好色，谋娶子媳，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听信谗言，残害犯颜直谏的忠臣伍奢及其子伍尚，悬赏缉拿在逃的伍子胥。这种暴虐无道的行径，激起了民众的普遍义愤，他们非常同情伍子胥的不幸遭遇，所以在伍子胥逃难途中，浣纱女、渔父等平民百姓不贪楚王重赏，不避官府诛戮，先后仗义相助，慷慨赴死，激励伍子胥为父兄报仇。后来，子胥辅助吴王富国强兵，吴国百姓皆争先恐后愿为子胥报仇雪恨。伍子胥在民众的广泛支持下终于率兵破楚，捉住昭王。面对昭王，他先是愤怒谴责其父平王谋娶子媳、宠信佞臣、杀害忠良的罪行，然后便破坟开棺，取得平王骸骨，以剑斩之，“其骨随剑血流，壮似屠羊”，又“取火烧之，当风扬作微尘”，并将昭王剜心斩首，以祭父兄。这种极其残忍的屠杀、报复行为，当然不大可能出自以宽容、慈忍为本的僧徒之口；也不大可能为秉持忠君观念的封建正统文人所作。实际上，伍子胥以一个臣子的身份向君主复仇，并且鞭笞平王之尸的举动，向来就为正统史家和儒士们所诟病，他们自然不会再恣意虚构出比鞭尸更为过分的斫骨扬尘、剜心斩首的情节。这应该是民间艺人的创作，反映的是平民百姓痛恨暴君、快意恩仇的心理。伍子胥在报仇之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报恩之举。他先是念及渔父救己之恩，停止讨伐郑国，并册立渔父之子为楚帝，后来又在浣纱女抱石自沉之处，投下百金，进行祭祀。这种看似荒诞之举，正是“有恩不报，岂成人也？有恩若报，风流儒雅”之民间心理的形象写照。

与之相类，《李陵变文》也当出自民间讲史。该变文演述爱国英雄李陵被君王误解、抛弃、迫害的悲剧。李陵本为汉代名将，其与匈奴作战，孤军无援，箭尽粮绝，投降匈奴，实出迫不得已。但是，汉武帝却毫不留情地将其一家全部杀光。所以，自从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报任安书》中为其鸣不平以来，同情李陵者代不乏人，系于此事的作品就有《李陵答苏武书》《李陵苏武赠答诗》等，它们旨在表现李陵的思乡念国和内心冤苦情绪。而变文作者则更将真诚的怜悯和理解植入人物内心，以蘸满情感色彩的笔调，在赞美李陵英勇善战的同时，揭示了他强烈的忠君爱国之心。文中写道：“李陵弓矢俱无，勒辔便走，捶胸望汉国，号咷大哭。赤目明心，誓指山河，不辜汉家明主。”[16]可见，身处绝境的李陵，对“汉家明主”是多么忠心！后来，他接受手下将领劝求，投降匈奴，更是为了“先降后出，斩虏朝天”。这样写，就不仅涤除了李陵降敌的耻辱，而且还赋予此举以悲壮、可敬的忠君报国色彩。同时，变文对于汉武帝屠戮李陵一家的残忍行径，也不加掩饰地予以谴责，说李陵老母妻儿被害时，“日月无光，树枝摧折”，上天为之变色；并且还让李陵悲愤地唱出“今日黄天应得知，汉家天子辜陵得（德）”[17]的诗句。这在封建统治阶层看来，无疑是大不敬的，但它却是变文讲唱者顺应民众的道德情感和认识、理解，对历史人事所作的重新叙说和评价。

在《汉将王陵变》中，我们也可看到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上，对残忍无道之君项羽的抨击，对虚伪狡诈、犹疑怯懦的刘邦的揶揄，对谋略多端、奇袭制胜的王陵及深明大义、不惜自我牺牲的王陵之母的推崇和赞誉。而《前汉刘家太子传》写汉太子逃亡民间，得一耕夫相救，耕夫将他埋于地下，口含七粒粳米，嘴衔竹管出气，得以避难的情节，当亦出自民间的历史传说。至于《韩擒虎话本》，极力夸饰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英雄为隋灭陈、慑服突厥的智勇武略及其建立的不世之功，也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当然，这个故事也多少带有张扬教义、宣扬佛力的意味。因为它在开头讲到法华和尚朝朝念经，使八大龙王的水族沾其福利，龙王为示报答，赠以龙膏，并说随州使君杨坚百日之内合有天子之分，现正患脑疼，若用龙膏一涂，即可痊愈，待其痊愈，可向他提出要求：“已后为君，事须再兴佛法。”法华和尚照此办理，果然治好杨坚脑病，使其当上了皇帝。不过，这个故事只相当于韩擒虎故事的“得胜头回”。我们也不排除《韩擒虎话本》是僧徒撷取民间历史传说演出的话文这种可能性，但它主要体现的仍然是民间俗众的英雄史观。

总之，现存的敦煌演史类变文，基本上可以视为替世俗民众写心的文本。它们的世俗气息和民间属性，决定了其讲唱者最有可能是在民间，尽管后来可能也有僧徒参与讲演（如《韩擒虎话本》），也有一些下层文人来加工、润色它们（如《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句式骈俪、文辞雅饬，可能就是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得到一些下层文士加工的结果），但是它们所展示的仍然是世俗民众的精神世界，体现的主要是世俗民众的审美趣味。这后一点，从变文的艺术追求上便可一目了然。

敦煌演史类变文虽然以历史人事作为其重要的题材来源，但由于其叙事旨趣主要在于迎合世俗民众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口味，所以其讲唱者就不可能谨依史书上粗疏、提要式的记载，受到史实的羁绊，而是尽可能地在史事的框架内进行大胆的夸张和虚构，加进新奇、怪诞的故事情节，掺入鲜活可喜的野语村谈，甚至不惜改动历史，以求耸人听闻，获取市场效应。这样，历史人物、事件便在不同程度上被神异化、传奇化和戏剧化了。

先就主要人物而言，变文的艺术指归就是要塑造为世俗民众所崇尚、追慕的英雄，展示其不同凡响的性格、命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讲唱者难免要夸大其词，张皇神异。如《汉将王陵变》说王陵去劫楚营，只带了三百人，突入项羽六十万大军之中，纵横驰骋，乱砍恣斫，致使项羽手下“二十万人总着刀箭，五万人当夜身死”，而王陵却不折一兵一卒。《伍子胥变文》说子胥冲杀楚军，那情景也是：“锋剑交横，抽刀剑吼，枪沾污血，箭下獐狂。尘土张天，铁马嘶灭。一死一进，唯努唯前。各办杀心，终无退意。西军大败，遍野横尸。干戈不得施张，人马重重相压。子胥十战九胜，战士不失一兵。”[18]《韩擒虎话本》为了突出韩擒虎的智勇超凡，则把他说成十三岁的少年，说他善用奇计，惯摆奇阵，箭术出奇地高明，一个人就完成了灭陈、定边的历史重任，简直匪夷所思。凡此，皆披露了民间艺人天真好夸的特性。此外，他们还爱将英雄人物神化。如韩擒虎，由于建立了不朽功勋，临终时，地府里的五道大神就赶来请他去作“阴司之主”，他在辞别隋文帝时还说：“若有大难，但知启告，微臣必领阴军相助。”[19]然后，“摸马举鞍，便升云雾”而去。有时，就连英雄使用的武器，都带有神异色彩。如伍子胥将佩剑掷于江中，“剑乃三涌三没，水上偏偏（翩翩）。江神遥闻剑吼，战踔涌沸腾波，鱼鳖忙怕攒泥，鱼龙奔波透出。江神以手捧之，惧怕乃相分付”[20]。这样的描述当然荒谬、诞妄，但在彼时俗众的心目中，恐怕真正的英雄就应该是与神相通的，甚至还能够驱神役鬼，故民间讲史鲜有不渲染英雄之神术异能的。

与塑造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相适应，变文的讲唱者对于故事情节的编排和建构也极为重视，总是有意识地将历史事件故事化、传奇化。例如，按《史记》记载，王陵的事迹是这样的，他在“高祖起沛，入至咸阳”时，曾“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21]这件事本身并无多少故事性，但变文却以此为基础，一方面进行虚构、增衍，一方面又加强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先说楚汉两军对峙，汉军屡战屡输，王陵与灌婴因奏请刘邦偷斫楚营，致使楚军损失惨重。项羽大怒，就用钟离末之计，捉拿陵母，命其作书招陵。适逢汉使卢绾到楚营来下战书，得知此事，回禀王陵。王陵急与卢绾同到楚营救母，陵母闻之，怕其子枉送性命，遂答应修书招儿，因借项羽宝剑，自刎而死。经过这样的改造，历史本事就变成了一段颇为曲折、惊险的感人故事，有力地烘托出王陵智勇非凡及其母大义凛然的英雄性格。

除此之外，变文讲唱者还喜欢在史事的框架内加进一些新奇、怪诞的情节片段，以增强故事的神秘感。如《李陵变文》写李陵欲与匈奴决战，“方令击鼓，一时打其鼓不鸣。李陵自叹：‘天丧我等！’叹之未了，从第三车上有三条黑气向上冲天。李陵处分左右搜括，得两个女子，年登二八，亦在马前，处分左右斩之，各为两段。其鼓不打，自鸣吼唤。……胡还大走，汉亦争奔，斩决匈奴三千余骑。”[22]这种女在军中、战鼓不响的描写，自然乖谬可笑，但却是民俗禁忌的一种形象反映，为故事增添了一层神奇色彩，颇能满足世俗民众嗜奇好异的审美口味。《伍子胥变文》写子安、子永想捉其舅父子胥去领赏，子胥用法术掩护自身，子永占卦得知子胥头上有水，腰间有竹，木屐倒着，认为他已身亡，便不再追赶。这个情节则表现了民间的术数信仰，自然也能让民间俗众喜闻乐道。

而在语言运用上，变文讲唱者则善于运用鲜活可喜的野语村谈来演绎历史。如伍子胥在逃难途中来到其姐家中就餐，其姐不敢明言，“遂取葫芦盛饭，并将苦苣为齑”。子胥心领神会，解而言曰：“葫芦盛饭者，内苦外甘也；苦苣为齏者，以苦和苦也。义合遣我速去速去，不可久停。”[23]这种以哑谜的形式暗传心意的做法，就使故事话语颇富生活情趣。后来，伍子胥又逃到妻子门口，叩门求食，又不敢相认，否认自己是伍子胥。夫妻二人于是采用了四十多种药物名称谐音取意，互相问答。这也是一种民间通俗的文字游戏，读来妙趣横生，想必彼时现场讲说，听众定会兴致盎然，击掌称叹。

因此，演史类变文无论在叙事旨趣还是在艺术追求方面，无不流溢着世俗民众的审美趣味，它们乃是“俗讲”“转变”世俗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