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金圣叹形式批评研究》是宝英2004年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距今已有十多年的光景。十多年来，他对原作究竟有多少修改和充实，我并没有一一核对；但是，仅就他雪藏这么久而迟迟不肯示人而言，足见他对这一研究成果多么自珍、自重。这使我回想起当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厚道、踏实、勤奋、文献基础好，整个一位北方帅小伙的形象。重要的还在于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情有独钟，并没有因为西学成为“时尚”而改弦易辙，如此持之以恒的坚守当是学术上有所成就之必需，特别是对于喜好从众的青年而言比较难得。值得称道的还在于，宝英入学后并未一股脑儿扎在故纸堆里，而是花费了很多精力去研读西学经典，特别是对20世纪的西方文论更是情有独钟，《金圣叹形式批评研究》就留下了这方面的印痕，即借鉴西学观念、理论和方法重释中国文学经验。就此而言，宝英的金圣叹研究当是一篇佳构，他以自己的方式印证了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的箴言。

之所以说《金圣叹形式批评研究》是一篇佳构，首先在于此项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本身——形式。这是一个被“文以载道”传统遮蔽而又未能完全遮蔽的问题，是一个被20世纪后期文学观念摒弃而又不可能彻底摒弃的问题，是一个难以讨论清楚而又必须去讨论的问题……“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主流话语，堪称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世界里的替身。它曾被赋予许多神圣光环而把世界照得通透明亮，以至于其它理论的萤火都难以显现自身，甚至被怀疑它们的存在是否微不足道、可有可无。就此而言，金圣叹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地位就显得十分独特而重要：他不是一般意义上承认或强调形式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而是将形式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即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东西，尽管他并没有使用“形式”这个本属于西方和现代的概念，但就其整个文学批评来说，则是彻底地践行了这一理念。敢于直面这样一个重要而复杂、历久而弥新的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学术勇气；《金圣叹形式批评研究》显示了这种勇气，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人的勇气，值得称道。

毫无疑问，“选本”和“评点”是金圣叹践行形式批评的两个主要领域，或者说在这两个领域最能体现金圣叹形式本体论的文学理念。关于“选本”，最著名的是他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圈定为“天下六才子书”，可谓石破天惊之论，从而将“文学性”推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征圣宗经的“正典”之外树立了另外的标本。于是，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被撞开了一个透气和透亮的新缺口，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和评价体系出现了新的参照系统。至于金圣叹的“评点”，表面看来是基于文本细读的文法寻绎和归纳，深层次地看，则可以发现他对文学叙事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洋溢着开发汉语潜能的冲动和激情，贡献不可谓不大矣！总之，金圣叹尽管不是“选本”和“评点”的始作俑者，但是，将其推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极致，恐怕非金圣叹莫属。对此，宝英博士的《金圣叹形式批评研究》展开了细致、系统的分析和归纳，材料丰富可靠，评价中肯，多有新见。

相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而言，“选本”和“评点”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突出特点。换言之，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即其“载道”价值，西方文论也有许多类似的观点，即便像康德这样的现代形式主义鼻祖，也断然否认艺术是一种“纯形式”存在。因此，我们很难将“文以载道”定义为中国文论的传统和特色；如果有人至今仍将其作为文学艺术的金科玉律，那么，我们就很难将这种定义看作是纯学术的，很难掩饰此定义背后侍臣们逢迎的笑脸。而“选本”和“评点”则完全不同，它们是真正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文论传统。为什么？盖源自“形式”与“非形式”的不同属性：相同、相近或近似的“非形式”（或所谓“内容”），可以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作品、不同文体中反复出现、持续出现、直至今天；而“形式”，在艺术中则是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就像相似的爱国或爱情主题，一旦被赋予不同的艺术形式，就有可能是一部新作而再次诱惑受众。事实说明，能够千变万化的是“艺术形式”，而不是某种“思想内容”之类，“形式”而非“内容”的万千线条和丰富色彩，绘就了灿烂的文学艺术之历史长卷。这就是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学理基础，毋庸置疑。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至今尚未彻底讨论清楚。我们在此故意将其简单化，只是为了说明“形式”而非“内容”才是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以此佐证金圣叹倡导“形式本体论”的合法性。在这一意义上，宝英的研究走在了正路上，至少有益于这一重要而复杂问题的后续展开。而行走在这条探寻路上的宝英博士，也以其开阔的视野、畅达的表述，显示了他的老到和成熟。

“文如其人”“风格即人”，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独特性显然与其为人的独特性密切相关。恰如宝英在本研究中所分析的那样，金圣叹一生不屑于进仕功名，而是以布衣文人自居、自得，从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相对自主、自由的空间。于是，他没有必要曲学阿世，可以不按套路出牌。否则，就会“将自己诗文的优劣与其官位的浮沉相沆瀣……那些经生学士，以征圣宗经为本，强调修身养性，多以道德学问家自居。他们奢谈天理之道，耻于抒情言性，视文学为玩物丧志之事。即使谈‘文’，也是主张‘文以载道’。……相比之下，金圣叹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热衷于功名的流俗之辈，而是一个自命不凡、傲岸嘲世、追求自由的怪诞之士。他天性疏宕，恃才不羁，这已不可能使他在道统的立德方面出人头地；他出身低微，淡泊名利……这也不可能使他在立功方面有所建树。对他来说，封建文人知识分子所崇尚的‘立德’‘立功’之路显然渺渺无期。因此，他只好把他的整个人生和才华都押在了‘立言’方面，把文学评点作为一种名山之业，此外别无出路。”宝英博士对金圣叹的人生观做了精彩的分析，事实上也是针砭时弊之言。用现在话来说，只有以学为业、心无旁骛，视学问为己之宗教，不为“体制”所困，才有可能获得自由的“野性”并做出真学问；否则，眼睛始终盯着官场、桂冠、名利，即便著作等身，质量和意义也会大打折扣。

宝英博士毕业十多年来一直陷入大量的行政事务，从山东到浙江，至今尚未脱身，显然会影响他的学术行程。当然，“学而优则仕”古已有之，至今仍然非常普遍而非个别现象。对此，有识之士早已忧虑和惋惜，惋惜这些青年才俊们本来可以将学问做得更好。“学而优则仕”使学术研究官僚化、体制化，干扰了学术对真理的真诚和追问。此状况若能有所改变，实乃中国学术之大幸矣。

权为序。

赵宪章

2017年深秋于南京草场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