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性：评点的对象

“为了说明诗如何重要，首先必须弄清它究竟是什么。迄今为止，这个第一步做得极不妙。”[31]瑞恰慈在其理论生涯开始时，就给自己，同时也给未来的新批评派，规定了这样一个任务。

同理，为了说明小说如何重要，首先也必须弄清它是什么。作为一种人的与现实环境相关联的意识活动，小说与其他此类活动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有什么特殊点呢？

从语源来看，“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与《庄子》的用法相近似，《荀子·正名》中有这样一段话：“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所愿皆衰矣。”《庄子》、《荀子》对照来看，先秦时期的“小说”只是一种贬义的泛称，指各种不合于大道的肤浅、琐屑言论。

至东汉初年，桓谭在《新论》中道：“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稍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又对“小说家”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共列儒、道、阴、阳等十家，小说家列名最末。他的解释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的“稗官”说影响甚为深远，以致不少人把文学小说径直称为“稗官”。但班固并没有对何为“稗官”，以及它与“小说”的关系，做出明确说明。[32]

班固以后，“小说”仍然保持为文体名称，但其范围日趋扩大，各种内容的著作，只要不是宏论大文，都有可能归入此类。明清两代是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以小说评点为代表，人们开始对小说的文学特质和文体特征进行自觉和有效的理论探讨。

李贽在评点《水浒传》时道：“《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真钝汉也！何堪与施耐庵、罗贯中作奴。”[33]李贽明确承认《水浒传》之“假”，不仅为小说创作指出了虚构的正路，而且将小说从稗官野史、笔记杂录的母体中剥离出来，对这一文体的属性做出了最基本的规定。

金圣叹在继承李贽等前辈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小说这一文体的本质特征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在《水浒传》第二十八回，金圣叹批道：

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如司马迁之书其选也。马迁之传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恶乎志？文是已。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述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34]

在金圣叹看来，同以历史为题材，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种是官史，以实录、叙事为目的，“文非其所务也”；另一种则是“绝世奇文”，包括文人之史与小说，以发挥“珠玉锦绣之心”为目的，“为文计不为事计”。既然“为文计不为事计”，就说明在这一类型的文体创作中，“文”是第一性的，而“事”则是第二性的，金圣叹将二者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事为文料”。

那么，“事”如何作“文料”？金圣叹提出的方法是：“有事之巨者而栝焉”,“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35]总而言之，“事”既然是“文”的原料，作者就可以根据“文”的需要对其进行剪裁、夸张，乃至取舍。而同为文学笔法，小说与文人之史在“虚构性”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区别。他进一步指出：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36]

在这里，金圣叹以《史记》与《水浒传》作比，前者是文人之史的代表作，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小说。虽然在这两种文体中，“文”的地位都高于“事”，但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处理“文”与“事”关系的技巧和原则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史记》作为文人之史，虽有史公高才，但毕竟其所记载的“事”属于历史范畴，这就给创作者形成了一定的规约性，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对“事”进行随意剪裁，而只能“以文运事”，戴着镣铐跳舞。而在小说创作中，故事的编造则完全服从于文学性的需要，以文学性为追求的最高目标。金圣叹指出小说的本质特征是“因文生事”，这种观点也是他的小说艺术理论的基础。金圣叹在第八回评语云：

今夫文章之为物也，岂不异哉？如在天而为云霞，何其起于肤寸，渐舒渐卷，倏忽万变，灿然为章也；在地而为山川，何其迤逦而入，千转百合，争流竞秀，窅冥无际也！在草木而为花萼，何其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须，真有如神缕鬼簇、香团玉削也！在鸟兽而为翚尾，何其青渐入碧，碧渐入紫，紫渐入金，金渐入绿，绿渐入黑，黑又入青，内视之而成彩，我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岂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云霞不必舒卷，而惨若烽烟，亦何怪于天？山川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于地？花萼不必分英布瓣，而丑如榾拙，翚尾不必金碧间杂，而块然木鸢，亦何怪于草木鸟兽？然而终亦必然者，盖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于文章，而何独不然也乎？[37]

金圣叹在这里不惜笔墨，连用比喻，无非还是强调小说中“文”重于“事”的观点。既然“文”重于“事”，那么评点的重心自然也在“文”而不在“事”，金圣叹最恨将小说只作“故事”来读的“呆汉”，要求读者要把小说当作“文章”来读，注重其中的“文法”。他在评点的具体过程中对小说的文法技巧也多有总结，并在小说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小说语言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其后的评点家继承并发扬了金圣叹的这一传统，在强调“文学性”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理论的整体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