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伦理处理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对我们而言是值得过的好生活”[1]，而如何判断一种生活是否好、是否值得过，这往往是难以从当下去直接判断的。人们有可能被新技术带来的眼前好处所诱惑而忽视了其道德代价。如果能够借助一种从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出发的视角，就更容易对当下的生活做出比较全面、比较中肯的评判。人类有史以来经典的科幻小说带给我们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视角，它判断的就是各种科学技术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值得过的好生活。科幻小说从未来的视角，向我们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其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影响和后果，让我们反思当下，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做出调整和修正。这不仅会有助于判断我们是否过着值得过的好生活，而且会导向一条积极的自我救赎之路。
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对人类生活做出伦理判断。“对于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作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没有给我们答案，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否认的事实。”[2]科学和技术，它们致力于在科学技术内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通常既不预测其社会效果，也不做出价值判断。有学者就说过：“一个面向世界的科学和技术倾向于使伦理变得不可能；至少，在这样一个世界，伦理是一个陌生的东西，就像布鲁克斯所注意到的，伦理只起到延缓剂的作用；这样一个世界的破碎力量也倾向于打败道德自身。”[3]毕竟，“在科学合理性之外，人们生活于一个价值世界中”[4]，因此，我们必须对生活、对科学技术做出一种价值判断，去评估围绕着科学技术的应该不应该、值得不值得、有没有伤害、有没有益处。我们需要知道哪种生活不止从当下来看是好的，从未来的视角来看它也是好的。特别是科学技术，它对人类与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对世界的每一个理解都是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从现实的人的观点来看，没有技术的生活世界至多是一个想象性的投影。”[5]如今，科学技术并不外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它已经浸透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本身，我们甚至常常都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它的确在悄悄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受伦理限制的巨大力量，很容易被到处滥用。”[6]所以，科技需要伦理的约束和引导，科技伦理的目的正在于此。科技也需要被从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的视角去预测和评估，而科幻小说的目的正在于此。
科幻小说常常被看作“一种过眼云烟式的娱乐形式”[7]，这是一种并不公正的评价。它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消遣读物、“遁世文学”（Escape Literature）。科幻小说具有不同于其他通俗小说的雄心壮志，它以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为基础，对科学的可能性、人类的潜能和社会的未来景观进行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想象，向读者呈现一种兼具科学与文学享受的、有关于未来神话的盛宴，但这种享受绝非单纯的娱乐，它必定还兼具着科幻评论家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所说的陌生化形态约束的认知性功能。这也正是从一开始“科幻杂志之父”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就确认科幻小说具有教育力量的原因。应该说，这种教育力量与科幻小说对科技伦理的呈现关系密切。
在科幻小说的大家庭里，美国科幻小说的影响力极其巨大，以至于有人直接称“科幻小说是一种最典型的美国文类”[8]。克里斯托弗·皮瑞斯特（Christopher Priest）也认为，当代科幻小说主要是一种美国现象，这个文类的多数作品或者由美国作家所写，或者由采用了美国风格的作家所写。[9]当然，英国科幻小说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巨大的，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科幻小说的起源，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被很多人称为“科幻小说之父”。如果再往前追溯，我们也会找到科幻小说更古老的英国先祖——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等。因此，在本书中，以英美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去探究其对科技伦理的呈现，就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基础。在科幻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英美科幻小说既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但同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在本书中，我们将忽略英美科幻小说的具体差别，而仅从科技伦理的角度去论述英美科幻小说。
“英美科幻小说科技伦理研究”，在这个题目之下，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任务，当然就是找到英美科幻小说描写的情节、现象中与科技伦理研究的问题相重合的部分。关于科技伦理的学术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研究的领域非常之广，但是有很多问题并没有在英美科幻小说中被描写到，或者即使被描写到了，也仅是蜻蜓点水，只言片语，并不适合以其为文本进行分析，那么这些科技伦理问题便无法在此题目的范围内进行论述、展开。只有那些在科技伦理领域内和在英美科幻小说中都得到比较详细呈现的部分才是本书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对一些科技伦理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科技伦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领域。
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在《技术哲学概论》中有一部分专门探讨了技术的伦理问题，主要涉及核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命医学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王学川编著的《现代科技伦理学》除了科技伦理的基本知识之外，主要涵盖以下具体领域：核技术与核伦理、航天技术与太空伦理、网络信息技术与网络伦理、环境保护技术与生态伦理、基因工程技术与基因伦理、人工生殖技术与生育伦理、医疗技术与生命伦理。林琳所著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从“我”到“类”的责任》，除基本理论知识之外涉及的主要具体领域包括：网络技术的伦理悖论、克隆人技术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开发的生态伦理。韩东屏等所著的《疑难与前沿：科技伦理问题研究》中除基本理论知识外主要涉及以下领域：工程中的伦理问题、网络信息领域的伦理问题、环境生态中的伦理问题、医学领域的伦理问题、生命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王前、杨慧民编写的《科技伦理案例解析》中除基本理论知识外主要涉及工程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潘建红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除了基本理论知识之外主要涉及核技术伦理、转基因作物伦理评价、生态伦理、工程伦理。赵建军的《科技与伦理的天平》中主要涉及了克隆人、网络世界、生态环境、核技术中的伦理问题。此类书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详述。
将科技伦理学中这些具体领域与英美科幻小说常常描写的领域相匹配，我们会发现，英美科幻小说中不太涉及航天技术与航天伦理、工程技术与工程伦理，科幻小说中虽然也写到核技术与核伦理，但大都作为科幻小说的预设背景，集中于从核爆炸后果的角度去呈现，内容较少、思路单一，因此难以单独设章进行论述。而科技伦理领域中的生命科技及其伦理问题、克隆人科技与克隆人伦理、网络科技与网络伦理、环境科技与环境伦理在科幻小说中的确被大量呈现。我们从英美科幻小说中读到了大量关于生命设计的情节、有关克隆人的情节、有关赛博空间的情节以及有关环境问题的情节。因此，这些内容也都成为了本书的重点研究内容。除此之外，英美科幻小说中还涉及大量机器人的情节以及人—机复合体（赛博格）的情节，这些机器人和人—机复合体（赛博格）在科幻小说中都被作为人或者可能成为人的情节来描述，给人的本质以及家庭、社会带来很多伦理问题，因此，我们把机器人和赛博格也放在了本书的框架之中，进行了单章论述。
综上所述，本书内容的研究思路如下：第一章为“两种文化的跨越——科幻小说与科技伦理”。该章主要针对科幻小说和科技伦理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种文化”的综合特点，梳理两者的基本含义、发展以及将两者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与意义。第二章为“充当上帝——英美科幻小说中的生命设计及其伦理困惑”。该部分主要论述英美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能够干预生命自然进程的科技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第三章为“镜舞——英美科幻小说中的克隆人及其伦理问题”。该章主要论述英美科幻小说中涉及的克隆人题材及其在个人、家庭、社会层面引发的伦理问题。克隆人技术本来也是一种生命干预技术，但因为它体现了更为独特的技术和伦理维度，而且在科幻小说中属于十分普遍的一种题材，因此，我们选择将克隆人及其引发的伦理困惑单独作为一章进行论述。第四章为“现实与虚拟的碰撞——英美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与赛博空间伦理”。该章寻求的是英美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朋克与科技伦理中的信息技术及其伦理思考的结合点，探讨科技为赛博空间带来的伦理问题。第五章为“人与机器人的相遇——英美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及其伦理问题”。机器人科技是信息技术的延伸，不同于第四章主要围绕信息技术的现实性与虚拟性特点探寻其伦理问题，该章主要是立足于科幻小说中大量存在的机器人题材，探讨机器人对人的本质的威胁、机器人是否能成为伦理主体、我们该如何对待机器人等问题。第六章为“人—机结合体——英美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及其伦理问题”。赛博格就是人—机结合体，亦被称为“电子人”，也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种现象。赛博格无论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是在科幻小说中都大量存在，其带来的伦理问题既不同于机器人伦理又不同于自然人伦理，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此，我们也将其作为独立的一章予以了单独论述。第七章为“人与环境——英美科幻小说中的环境伦理”。科幻小说以情节想象为主，但也离不开神奇诡异的环境，透过这些作为背景的环境描写，我们能够看出作者的环境伦理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抑或是与自然环境伦理包裹在一起的社会生态伦理。
曾经有学者问过这个问题：“科幻小说能够不仅仅是向我们呈现‘身体和自我’，而是整个‘另外的’文化和文明吗？”[10]应该说，这是很难的，无论科幻小说向我们描述了多么不可思议的未来和他者文化，它终究是要写给处于现在的我们看的。也就是说，它要思考的终究还是我们现时代的现实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科幻小说一般被理解为试图想象不可想象的未来。但它最深层的主体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性当下。”[11]达科·苏恩文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而称科幻小说表现了“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是植根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科幻小说一切讲述的目的，终究是为了对我们自身的问题做出追问和回答，并让我们走向一个更值得过的未来。
[1] [美]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张容南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2]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4页。
[3] [德]格哈德·甘姆：《生物和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智能人》，王国豫、刘则渊主编《高科技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5] [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6]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第1页。
[7] [英]布赖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舒伟、孙法理、孙丹丁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8] [加拿大]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李庆涛、程佳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9] 参见Christopher Priest，“British Science Fiction”，Science Fiction：A Critical Guide，edited by Patrick Parrinder，London：Longman，1979，p.187。
[10] Elana Gomel，Science Fiction，Alien Encounters，and the Ethics of Posthumanism：Beyond the Golden Rul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4，p.5.
[11]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