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清时期，即从1368年明朝的建立至1911年清朝的终结，共544年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此前的中国早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曾高度发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明代和清代前期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的大国、强国，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仍然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落后是在清中期以后，当西方一些国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仍然在封建农业国家的老路上前行，最后因为落后而导致挨打、被侵略。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延续中，中国的国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运行模式，这就是皇帝专制，封建王朝任用文人治国，封建王朝的各级行政机构由文人掌控，而这种各级行政机构中掌控权力的文人官员是经过考试选拔出来的，这就是世界文明史中独具中国特色的科举制。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找不到多少公正的制度，一切都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科举制也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但这项制度为读书人、特别是庶民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貌似比较公平的竞争之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考试竞争，文人们可以成为官府的官员。因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们对中国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大加称赞，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都称赞过中国的科举制度；19世纪末曾当了很久的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会长的老派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其所著《中国环行记》中称赞中国的科举制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1]。可见中国的科举制度不仅对中国的文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中国的科举制引领了中国读书人的价值取向，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2]，更为绝妙的是科举制还引领了中国读书人的读书取向，即以熟读孔孟等儒家圣贤书为主；以及引导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取向和教育发展，即围绕传授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取向和发展方向。
明清时期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最成熟的时期，想做官，就必须读好儒学去通过科举考试。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诏令：“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洪武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3]。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
正因为科举考试这种选官制度，及因为朝廷对读书人的特殊待遇，形成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乡绅。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官府官员，待其废闲返乡或退休返乡（明清朝廷规定致仕必须返回家乡）后，即成了享有朝廷规定的特殊待遇的乡绅；即使未通过科举出仕，只要成为了官办学校（朝廷的国子监和府州县儒学）中的学生，即监生、贡生、生员等，也能成为享有朝廷规定的特殊待遇的乡绅。因此，这个阶层还是社会中人口数量众多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由于其拥有的特殊权利，成为社会中有特殊作用的一个阶层，即所谓的“官民中介”，他们联系官也联系民，将官府的要求贯彻到民，又将民间的诉求反映到官；同时，这个阶层由于是儒学塑造出来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基层社会建设中有特殊作用，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协助州县官府开展各项政务和公共事务，积极从事地方公益事业如修桥、修路、助学、救贫济困等，这个阶层在明清时期的基层社会控制和基层社会建设中起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但也有一些乡绅或官员的家人，因为拥有特殊的权力或权势，在基层社会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因而有些乡绅对基层社会有不良作用。
在明清时期的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曾为科举功名而努力学习过和奋斗过，但终未得到基本的科举功名，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仍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中起着乡绅的作用，本书称之为“广义的乡绅”。
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的乡绅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有宏观的，有个案或地域的研究。考虑到乡绅在明清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特殊而重要作用，又考虑到江西这个自宋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科举盛区，产生了许多的乡绅，而中外学者对这个区域的乡绅尚缺较详细的研究，所以笔者选择了明清时期江西的乡绅作为研究对象，拟通过乡绅为切入点来研究明清时期的江西乡村社会治理，因而本书的研究时空是从1368年至1911年的江西，以这一时空的乡绅为中心进行明清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考察。
[1].参见刘海峰：《科举制度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宋真宗：《劝学文》，转见明高拱撰《本语》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第263页。
[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〇《选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二十五史》本（下同），第7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