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蒙古族文学的演进发展也鲜明地体现着兼容开放的特点，渗透着其他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因子。远古的神话、祭词、祝词、赞词、英雄史诗与民间故事，都蕴含着突厥、匈奴、鲜卑等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尹湛纳希是近代蒙汉文化融通与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他首先在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掌握了汉、满、藏及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而且博览了汉族史记、满蒙画册、藏族纪文的译稿和维吾尔历史译稿；亲笔抄写了‘三体会譬’与‘五体会譬’的《清文鉴》书，还对汉族的《资治通鉴》、《朱子通鉴纲目》、《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做了深入研究。”[7]“一种意义只有当它与另外的意义相遇或相接触的时候，才显示其深度，它们加入了一种对话，这就超越了这些特殊意义和特定文化的封闭性与单一性”。[8]尹湛纳希非常开明通达地慨叹长期受黄教窒闷下的精神文化缺失，毫不褊狭地推崇、引介汉族诸子百家的文化成果。他说：“尹湛纳希我虽然不能通这《四书》的微末，却将它抄出来，或许后世能有读懂者，也便是为蒙古族做些微的贡献。”[9]正是由于视野开阔、兼收并蓄，才使得尹湛纳希创作出《一层楼》等传世佳作，跃上蒙古族人文精神的巅峰，为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开辟出高远的境界。从而使自己成为蒙古族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巨擘。尹湛纳希、哈斯宝都很崇仰敬佩明末文学家金圣叹。哈斯宝明确地申明“自己文艺评论的手法师法金圣叹”。“但是哈斯宝对金圣叹鄙视劳动人民，‘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的态度表示了异议，声明‘我批的这部书，即使牧人农夫读也不妨’。”[10]这都说明近代蒙古族文学家对汉族文学研究理解得何等精严。

新中国成立后的蒙古族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受内地文学影响最大，总体的艺术价值上体现着“红色经典”的特征。如歌颂新中国、歌颂民族团结，倡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赞美崇高，有强烈的道德感等。这一批老作家少年时期都受过民族民间文学的熏陶，都有较为深厚的民族文学的功底。同时，他们都精通汉语，有很深的汉族文学的修养。在外国文学方面，受苏俄与西欧文学的影响尤深。在国内外文学的影响下，叙事方法和艺术含蕴也有很大的拓展。布林贝赫的诗歌《命运之马》在意境及情境的创造上就很得汉族古代诗词的精华。《嘎达梅林传奇》中显现的预感和梦境，仙女与妖怪，奇特的遭际及玄妙的偶然，可以说是本土化的魔幻主义的手法。

新时期的蒙古族作家在多元文化与繁杂思潮的促动中，不但没有显现失语的焦虑，反而倒更加自信从容起来。他们在开放文化的参悟中，开掘民族文化传统中潜隐的珍宝，以民族的眼光和人类的视野加以审视和表现。敬畏天地，爱护生命，是蒙古族人心灵中久远的信念。在现代生活的映照下，有些信条显得格外珍贵。例如，几百年来，在蒙古族就有世代相传的狩猎之道，忌讳猎杀怀胎的、带仔的、睡眠的以及幼小的动物。与此相呼应，一些中、青年作家创作了一批环保题材的作品，珍惜自然，爱护生态，奉天承运，天人合一，追寻某些渐逝的文明，就是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不懈的追求。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有些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在多国出版。他的短篇小说《沙狐》，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优秀小说选》。韩素音认为“郭雪波的作品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一个新的视角。”[11]青年作家孙书林，十分勤奋多思，近年来创作一系列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出版了《孙书林文集》。作为蒙古族的后代，他一方面为自己民族那强悍勇敢、奔放自由的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它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精神禁锢与蒙昧而消衰的精神而扼腕。在长篇小说《百世苍凉》中，悠远而曲折的叙述，传达出蒙古族新一代奋发振兴的呼声。

我国蒙古族文学的发展繁荣、长盛不衰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张扬自己的个性，坚持本民族文化优秀的传统，同时保持开放的姿态，积极地同其他兄弟民族乃至世界各国文学交流互动，并站在人类和时代精神文化的高度不断进行调适，激活自己，增长自己，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