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对外关系史研究四十年（1978～2019）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处于分裂动荡中，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战争频繁。前期河西走廊上割据政权不断更替，引发不少战争；后期则由于西北柔然的兴起及其与北魏的长期对抗，其后又有突厥的崛起以及向西扩张。在这一过程中，都有不少战争发生。这一时期，西部世界同样处于一个动荡纷乱时期，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如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都经历过大分裂和大变化。但是经济文化关系与政治关系不同，政治上的关系有冷有热，有断有续，经济文化的交流却始终保持恒温甚至升温，对外交通和交流并没有因世界局势的动荡而中断或衰落，且比两汉时期在规模、范围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进一步发展了。

历来研究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多关注汉唐两代的辉煌成就，对于魏晋南北朝一段较少着力，甚至有人认为当时中原纷乱，战乱频仍，中原政权无力西顾，对西域经营处于停滞状态，对外交通几乎断绝。有的通史著作对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略而不述，或轻轻带过。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关系头绪纷乱，涉足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较之前的汉代和之后的隋唐时期相对较少。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这种状况在1978年以后的研究中有很大改善，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时期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意到这一时期在对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19年的40年，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通史性对外关系史和魏晋南北朝断代史著作，一般会论及或综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关系史的发展变化。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九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分别概述了中国与海东各国、西域及五天竺各国、南海各国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概述了中国与若干国家或地区的交往和交流，其中论述中国与缅甸、印度、伊朗、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的关系时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变化。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版，2006年第2版）第三章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融”。杨建新、卢苇《历史上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介绍了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和变化，以及古代中国与欧亚地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论及先秦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对外关系，作为高校教材深度不足，关于魏晋南北朝部分论述比较薄弱。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第二编第二章“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的交通”谈及贸易路的发展变化，但仅限于国内路段陆上交通，未涉及海上交通和境外路段。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第四编“突厥汗国及其对西域的统治”对于这一时期的西域形势和西域在中西关系史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上编第二至四章“汉唐时期”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西文化关系。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既有纵向方面从史的角度的梳理，也有横向方面从地域和国家角度分别的论述，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朱建君、修斌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3）探讨了中古时期通过海洋进行的对外贸易与交流。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黄山书社，2016）第一章之五“遂溪南朝窖藏出土的波斯器物与银币”、之六“俄厄海港：印度化时代南海—印度洋的贸易中心”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