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述评
外包的思想是企业边界理论、企业管理战略的微观决策理论，然而外包的思想在实践中的普遍应用，体现了农业生产的整体结构与方式的改变，体现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分工特点。要用外包这一思想来研究农业生产的问题，首先要了解已有文献给出的外包理论研究体系、农户的决策研究体系、外包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体系。通过文献厘清这些概念和关系，为全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一）外包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内涵
1.外包的概念
外包思想源于亚当·斯密（1776）的劳动分工理论，基于劳动分工的思想，可以将生产环节进行划分，由不同的生产优势主体来完成原本只能由一个劳动者完成的任务，这是外包思想的根源（曹航，2007）。将外包认为是分工的说法有：垂直分工（Vertical Disintegration）（Quinn，1992）、生产的非一体化（Feenstra，1998）、垂直专业化（Hummels et al.，2001）、产品内分工（Davis，1995）等。
外包概念的主流观点认为：外包是企业在区分自己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将企业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优势的核心业务生产上，将非核心业务委托外部主体生产，通过外包，从企业外部寻找优势资源，实现内外部资源整合，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效率，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灵活性和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发挥更大的效能。同时，引入了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Theory），在企业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整合利用外部资源，将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外部承包商，将内部资源集中于核心业务（Prahalad & Hamel，1990；Quinn & Hilmer，1994；Corbett，2004a，2004b）。
外包建立在成本比较的基础之上，另外企业会比较生产环节的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高，则企业自行生产，反之则外包给外部组织完成。这是企业与外部协调的结果，也是企业管理责任与义务的外部转移，改变了组织的传递与管理模式（Monteverde & Teece，1982；Besanko et al.，2006；Johnson，1997）。
外包并不是所有的生产主体转移，只是部分生产环节的向外转移。虽然生产过程是零散化的，价值链是被分割的，但是销售等环节仍然在企业内部，所以外包表述的是产品内部的问题，而不是产品之间的问题。按外包的概念进行分类，将之分为制造外包（Manufacturing Outsourcing）和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其中，制造外包指的是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如部件加工、成品组装等；服务外包指的是服务内容或服务流程转移，如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Krugman，1996；Arndt & Kierzkowski，2001；卢峰，2007）。
2.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内涵
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研究建立在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的基础上，认为小农户是市场的参与者，他们依据市场需求和机会，积极追求家庭经济效益最大化。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定义的角度包括研究的主体、作物种类和农地规模经营。
（1）研究的主体。从农业生产管理的角度定义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农业生产主体的环节外包任务越是繁重，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多，需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也越多，所以农业生产主体选择将该部分管理环节外包，但是如果按天计算报酬，容易出现故意怠工的机会主义行为。总之，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将部分管理环节转移给承包者，农户保留自己最擅长的部分，进行“服务购买”，实现农户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增加收入（Bensaou and Venkatraman，1995；Vernimmen et al.，2007；Olynk & Wolf，2010；赵玉姝等，2013）。
（2）作物种类。学者主要集中于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研究，指出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是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户，不直接参与水稻生产某几个环节的生产劳动，而是采用雇请的方式来完成。将水稻的生产环节划分为整地、育秧、插秧、肥料管理、灌溉管理、病虫害防治、收割等七个环节，并将生产环节归类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半劳动半技术密集型三类。农户将雇请具有劳动或技术方面优势的家庭外劳动力来从事部分环节的生产，以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同时降低农户水稻生产的机会成本。其中家庭外劳动力的外包供给者包括邻居、服务队、合作社、农技站（李寅秋，2011；陈超等，2012；蔡荣和蔡书凯，2014）。王建英（2015）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在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中加上了晾晒环节，共八个环节可外包，并在定义各环节外包的时候指出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各环节外包的具体形式。
（3）农地规模经营。廖西元等（2011）提出外包是土地产权流转实现特色规模经营的一个阶段，我国农业用地是“三权分置”的，从生产环节外包流转到土地报酬最大化经营权流转，再到土地产权变化的承包权流转，是我国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道路。王志刚等（2011）指出外包是实现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径之一，从环节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劳动密集环节到技术密集环节再到全环节。罗必良和李玉勤（2014）认为，在我国土地细碎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服务规模经济性（外包），来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二）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动因及功能
1.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动因
（1）农业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出现建立在农业劳动可分工的基础之上，虽然亚当·斯密（1776）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思想，但是他认为农业生产特性决定了农业劳动分工存在天然的障碍，此观点被称为“斯密猜想”。在斯密生活的农业阶段技术和管理落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化，原始手工农业生产也被现代化的机械与管理技术替代。农业科技的进步与管理的创新克服了农作物的生物特性，“迂回”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阿林·杨格，1996；罗必良，2008）。
（2）农户分化产生。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专业化，农户分化在我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收入方面和职业方面对农户的分化进行了划分。收入方面的划分主要依据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的渠道，比较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占比情况并参照经营性质和经营规模（韩俊，1988；秦宏，2006；李宪宝和高强，2013；戚迪明等，2015；钱龙等，2015；聂建亮和钟涨宝，2014；杨应杰，2014；王丽双等，2015）。职业方面的划分主要依据农户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工作特征，呈现兼业化和专业化（向国成和韩绍凤，2005），农户为了生计的需求，离开土地进入非农领域就业，以获得较高的家庭收入（Huffman，1980；Takahashi & Otsuka，2009；杨俊，2011；黄祖辉等，2012；陈超等，2012；王利平等，2012；张学敏，2013；胡新艳等，2015a）。
（3）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与土地流转在中国的适用性。中国特有的人多地少和土地“三权分置”的细碎化经营状况，使农业生产存在不规模经济问题。对于解决中国面临的农业土地和劳动力流动问题，国内学者大部分给出的观点是进行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黄延信等，2011；闫小欢和霍学喜，2013；陈海磊等，2014；杨卫忠，2015）。
但是，另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再加上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经营历史，农户的传统农业生产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并不希望改变当前的土地规模，单纯地推进土地流转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存在重大的政策缺陷（罗必良，2014）。中国当前农业人口众多的特征决定了其短期内不可能推行合理经营规模的大农制，所以，学者们指出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路径将从土地规模经济转向服务规模经济，也就是众多小农户在有限的土地上集约经营（张忠明和钱文荣，2008；曾福生，2011）。服务型土地规模经营模式是深化农村农业生产改革的一种思路，在保持原有分户承包的前提下，通过合作经营和集体经营的统一服务，包括种子供应、机械耕作、排灌水、收获或农产品销售，达到规模经营的效果（苏华等，2014）。
申红芳等（2015）通过研究稻农生产环节外包发现，2012年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平均比例与全国平均的农地流转比例分别为37.01%和15.25%，通过比较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与农地经营权流转，分析得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有效道路，其进程快于农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产生是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户特征驱动的必然。杨进等（2013）在分析中国粮食生产的立地条件后得出，在中国广博的土地区位分布下，南与北、东与西、海拔高与低，气候和水文条件各不相同，从而决定了作物的种类、播种、成熟等时期不同，为大型农业机械跨区长时间作业提供了有利的基础。这揭示了中国细碎耕地条件下的小农经营为何能够取得持续发展且获得一定的农业收益，另外说明小规模经营也可以实现规模经济的效果。罗必良和李玉勤（2014）指出农业规模经济既可以通过土地规模经济性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服务规模经济性来实现，其中土地规模经济性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来实现规模经营，服务规模经济性主要是通过纵向分工的生产性服务与外包来实现，其中生产性服务又包括代耕、代种、代收或代营等。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与土地规模经营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从土地规模经济性转向服务规模经济性，通过外包实现规模经营方式的创新。农户在规模扩大过程中，外包程度也在扩大，但是34亩是一个临界点，大于34亩，规模与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比例呈反向关系，所以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呈“倒U形”曲线的关系，但是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与交易成本下降，34亩的临界点会右移（胡新艳等，2015b）。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可以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戚迪明等，2015）。
2.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功能
外包的前提假设是农户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农业生产中，生产主体之所以愿意外包，是因为外包能够获得一定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包括降低生产成本、缓解劳动力短缺、获得范围经济的技术外溢效应、降低生产风险和实现规模经济等。
（1）降低生产成本。农业生产主体在选择生产环节是自制还是外包的过程中会考虑的成本有生产成本、谈判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其中生产成本包括原料的成本和管理成本，谈判成本主要包括交易成本，机会主义成本是农业主体选择该环节的生产可能损失其他工作获得的收入。农业生产主体在决策之前对各种成本进行比较，外包的选择依据是三种成本之和最小（Lee & Dobler，1971；Baily & Farmer，1986；Vining & Globerman，1999）。
由于劳动比较利益的存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差异使得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不同。Gianessi和Reigner（2005）指出劳动力成本是国际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产生的重要推力，并指出美国较高的工资水平推动劳动密集的农业生产向其他国家分包，从而降低自身生产成本。Picazo-Tadeo和Reig-Martinez（2006）在研究西班牙柑橘种植户时发现，柑橘种植户将生产环节外包给服务组织，主要目的是节约劳动力成本。Gillespie等（2010）在分析美国西部地区牧场主关于青储饲料的外包时指出，降低初始投资成本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农业生产过程中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比较是重要的外包标准（Coase，1937）。如果内部生产的管理成本小于交易成本，生产者选择自己生产；如果管理成本大于交易成本，生产者选择外包（Harrigan，1985；Arnold，2000）。基于威廉姆森（Williamson，1996）关于交易成本内涵的分析，可知交易成本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其中不确定性又称风险性。Fernandez-Olmos等（2009）在分析从事葡萄酒酿造业的农场主的外包行为时指出，外包行为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外包行为。林毅夫等（2004）指出外包在需求不确定时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张宏杰和刘振中（2010）指出农业企业外包可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生产风险。陈思羽和李尚蒲（2014）指出农业物质资产专用性、农地区域资产专用性与生产的风险性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均有抑制作用，人力资产专用性促进劳动密集环节外包。但是胡新艳等（2015c）得出了不同的观点，她们指出资产专用性和农业风险性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交易风险、交易频率则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2）缓解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收获和播种等环节更是如此。Masayo等（2008）在对比分析荷兰农场主与日本小农户的生产环节外包水平时，发现荷兰农场主外包比例较高，由于人口较少，荷兰在农忙时更易出现劳动力短缺，外包能够吸纳外部劳动力以解决困局。粮食生产一般需要“抢种和抢收”，所以，生产环节外包能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水稻生产的育秧、移栽和收获等关键环节，用工时间相对集中，劳动力季节性短缺明显，另外留守农村的劳动力往往是弱质的劳动力，外包可以解决体能不足的问题（王志刚等，2011；陈超和黄宏伟，2012）。但是，近年来，农村开始广泛使用农业机械作业，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已经不是粮食生产的约束条件（王欧和杨进，2014）。
（3）获得范围经济的技术外溢效应。学者们发现外包方在外包过程中的学习和模仿，能够获得较大的技术外溢效应。Coe和Helpman（1995）在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包贸易时发现，发展中国家在承包各种中间环节生产中，引进包含技术和资本的设备，可以提高其自身生产力。Keller（1998）和Blyde（2004）也指出，中间环节的承包可以引起技术扩散和生产力提高，承包还免去了高额研发的费用，还可以分享发达国家发明的技术，获得技术溢出效应。A. Kakabadse和N. Kakabadse（2000）指出，外包能够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包括获取承包方的高效技术和优质服务，同时促进管理的创新，提升产品质量，扩张市场范围，发挥了承包方的规模经济效应。李寅秋（2011）指出，稻农将生产环节外包可以缓解种植技术需求与自身文化的矛盾，实现了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扩大了原本的技术适用范围。
（4）实现规模经济。外包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主要是解决农业生产的规模不经济问题。Gideon（1998）在分析农户作物种植和技术选择决策时，将外包的思想用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研究之中，分析了农户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情况。Wolf（2003）通过调查美国西部牧场主发现，在扩张规模的过程中，有91%的牧场主选择了饲养环节外包以实现规模经济。
中国农业生产与日本具有相似的人地环境，日本早期推行农业规模经营的经验表明：大量的小规模农户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放弃土地，一方面，农地价格上涨过快，阻碍了专业农户通过购买土地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影响了农业规模的扩大。所以农户普遍采取兼业代耕的方式，即农业外包，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胡霞，2009）。对于和中国相似的日韩等国家来说，土地资源不足且分布分散，土地大规模集中存在的困难较大。日本倡导共同经营和外包经营，韩国提倡集团经营，农业作业受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规模经济效益（冯献和崔凯，2012）。王建英（2015）通过研究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得出在中国细碎的耕地条件下，生产环节外包可以实现规模经营，从而有利于农地种植规模经济的实现。
（三）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市场的供需主体
1.外包需求主体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需求主体包括农业组织和个体农户，组织是追求利润和效益的农业从业主体，而个体农户的需求行为各异。
（1）农业企业的生产环节外包属于交易行为，相当于企业从外部采购货源或者获得服务（Fernandez-Olmos et al.，2009；Codron et al.，2012），但是农业外包的交易特性不同于工业外包，且农业外包的交易具有多样性（K.D. Brouthers & L.E. Brouthers，2003；Boselie et al.，2003）。
（2）农户行为的观点主要有三个研究流派。第一个流派是自给的生产流派，该流派认为农户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力，且农户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他们主要是为了满足自给的需求，而不是为了生产效益的最大化（恰亚诺夫，1996；Manson & Evans，2007）。第二个流派是绝对收入流派，该流派认为农户没有边际报酬概念，或者受到家庭劳动力剩余的限制，缺乏技能而没有好的就业机会，劳动的机会成本较低，所以农户在边际报酬非常低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以获得较少的绝对收入（黄宗智，1986；王征兵和魏正果，1995）。第三个流派是理性行为流派，该流派认为农户在市场竞争中与企业没有差别，农户会合理运用生产要素，追求家庭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该流派以西奥多·舒尔茨（1999）为代表，衍生出了关于农户行为的研究，也是外包思想在农业中运用的基础假设。
2.外包供给主体
农户在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的过程中面临选择怎样的供给主体，在国内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取得一定进展的情况下，学者们对外包供给主体的研究也进行了细化与分类。孔祥智等（2009）给出了公益性与营利性、服务内容、供给主体共三种分类方法，按照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公益性与营利性可分为公益性、营利性、非营利性，按照社会化服务主体的服务内容可分为流通、科技、金融等组织，按照社会化服务主体的供给主体可分为政府部门主导、教育科研部门依托、龙头企业依托和农民合作组织依托。李容容等（2015）从种植大户需求的视角出发，将服务主体分为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研究表明，在资金借贷、农资供应和农产品收购方面，种植大户倾向于选择营利性组织；在病虫害防治以及收割等方面，种植大户倾向于选择非营利性组织。
陈超等（2012）指出外包主体主要包括个体服务者、经济组织（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等）和政府机构（科技站等）。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本书对供给主体研究的情况进行汇总，如表1-1所示。
表1-1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供给主体
表1-1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供给主体-续表
从整理结果可以看出，外包的供给主体主要是经济组织。在经济组织中，提及最多的是土地托管类组织，包括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土地托管中心和土地托管组织。
土地托管的主体在早期主要是农机合作社，以跨区作业来实现外包，在跨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农机合作社开始致力于本地的农业作业，服务的内容从单环节发展到综合服务，也称托管服务，该种服务以托管合同为依托，农民将经营权委托给农机合作社，年底依据产量确定分成。在全国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历史机遇下，山东潍坊、济宁等地在农机合作社实践的基础上，联合村“两委”、农信社等组织，以“3公里土地托管服务圈”的模式，通过为农服务中心，对农户的土地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进行托管生产，在托管的方式下，粮食每公顷基本实现增收9000～12000元。该方式是指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形势下，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新型农业生产外包服务，既满足了农户对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占有，又解决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孔祥智，2015）。
（四）农户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认知、意愿及决策
1.农户的认知、意愿
认知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认识程度，它决定着个体的行为意愿，认知越深刻行为意愿也越强（周洁红，2006）。在分析创业认知问题时，在机会评价、新企业创建和成长过程中，认知是评估、判断和决策的知识结构（Mitchell et al.，2002）。在战略管理过程中，认知包括前因、结构、过程和结果四个方面（Narayanan et al.，2011）。
农户对交易费用的认知可以分为交易前信息成本的认知、交易中的谈判成本和交易执行成本的认知。农户对交易费用认知的结果影响其土地流转决策行为，对社会保障的认知也影响其土地流转的意愿与流转行为（罗必良等，2013；卫龙宝和张菲，2013；钟晓兰等，2013）。
Adesina和Baidu-Forson（1995）、Adesina和Zinnah（1993）对玉米和高粱良种的采用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认知特征和主观偏好会影响其良种采用行为。Batte 和 Amholt（2003）指出，农户对收益性的认知，是其决策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D’Antoni等（2012）以棉农对GPS新技术的认知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对成本节约更有偏好的农户，决策使用GPS新技术的概率更高。申红芳等（2010）研究创业农户对农业管理技术的认知，发现加入合作社和技术服务队的农户均对技术认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林毅夫和李周（1992）指出农业研究中的大多数农产品是以信息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研究农户对管理新技术的认知可以采用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技术接受模型由Davis（1989）提出，该模型指出农户对某一项管理新技术的采用由其潜在需求决定，而潜在需求受到易用性认知和有效性认知的共同影响。农户采取“从众决策”的可能解释是，技术的外部性制约了农户的独立决策，导致他们连片种植同一作物，采用同一措施（杨志武和钟甫宁，2010）。
2.农户的决策
理性决策是效用函数与福利函数一致的最大化（Becker et al.，1990）。理性决策理论是在严格的个体理性假设下，依照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建立在期望效用函数理论的基础之上（Von Neumann et al.，1947）。Rogers（1962）提出，创新决策的过程从最初的认知到最终的确认共分为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确认阶段。李章吕（2012）指出，个体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依据情境，表达信念与愿望，做出一个决定；其次验证做出的决定，进而实施行动。
基于农户理性行为流派的观点，经济变革的目标是人力资本的增加，这也恰当地解释了中国农村改革前后农业与农户的经济增长变化（史清华，2001）。Deadman等（2004）使用启发式与决策树相结合的方法表达决策过程。Valbuena等（2008，2010）通过概率方法在农户细致分类的基础上，得出农户类型与决策行为存在对应关系。Quinn和 Hilmer（1994）提出了外包自制矩阵模型，整个决策过程需要把交易费用和战略性风险综合考虑，以灵活控制外包程度。Roy（2008）通过分析资源基础理论，考虑资源价值与存量得出外包项目的决策模型，并指出伙伴关系是特殊的外包形式。Bernet等（2001）利用农户友好模型（User-friendly Model）从成本收益理论角度对农户的决策行为进行了分析。Aubry等（1998）通过对Picardy地区不同类型农场农户冬小麦种植决策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一套程式化的农户技术决策模型。钱忠好（2008）指出，家庭决策是尽可能地利用家庭成员的分工优势，使收益最大化。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在进行决策时，往往是利用家庭成员的分工优势，在农业生产与非农产业之间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粮食生产投入决策行为，是农户在自身决策环境下，在对预期风险和收益综合考量的基础上追求投入回报最大化的过程（郑丽和霍学喜，2007）。
外包决策是在不断地纠错学习和环境变化中做出不同的选择，并不是外包与否的问题上的一次性决定（Lacity et al.，1996）。Fulton等（1996）基于个体决策的价值观、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提出了人类行为的层级认知模型，即价值观-态度-行为意图-行为的一个决策过程。王静（2013）采用“认知态度-决策实施-联合采用”的规范分析方法研究了苹果种植户技术选择行为。
（五）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要素密集度
1.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
对于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的研究，学者们基本停留在环节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阶段。本书通过总结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如表1-2所示，可以得出影响农户某一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
学者们研究外包决策问题的关注点是不同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本书通过分析主要归为九大类的影响因素，包括种植规模、户主特征、家庭劳动力特征、家庭收入情况、外包供给主体行为、生产环节特征、区域环境、费用情况和物质资产专用性。
表1-2 农户选择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
表1-2 农户选择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续表
2.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要素密集度
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萨伊（Say）指出，商品的效用依托于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的创造结果。随着技术的进步，依据要素密集度并按生产过程对生产要素的依赖度，可将产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张理，2007）。从农业生产函数的投入角度，可将农业生产要素划分为资本要素、劳动要素、技术要素和土地要素。当然要素密集度的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素密集度逆转的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生产主体对密集和非密集环节的划分可能是变化的（琼斯、凯南，2008）。
已有农业生产环节要素密集度的研究，主要应用于对水稻生产环节要素密集度的划分。廖西元等（2011）通过划分水稻生产环节要素密集度得出，整地和收获环节的劳动力强度大，属于劳动密集环节，也可以通过机械替代来实现生产；育秧和病虫害防治环节对技术的依赖性较强，属于技术密集环节，可通过专业社队提供的外包服务的技术替代实现生产；移栽环节因为区域地形的差异，可采用抛秧、手工插秧、机插秧等栽培方式来实现生产，对技术和机械的依赖度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可划分为双密集环节。王志刚等（2011）划分的水稻生产环节的密集度与廖西元等（2011）的基本相同，只是将移栽环节划分为半劳动半技术密集环节，原因是该环节劳动强度大且技术要求较高。陈思羽和李尚蒲（2014）将水稻生产的播种、施肥和打药划分为技术密集环节，对体能要求较高的灌溉、机耕和收割归为劳动密集环节。蔡荣和蔡书凯（2014）、张忠军和易中懿（2015）、申红芳等（2015）分析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时，指出耕地和收割为劳动密集环节，育秧、移栽和病虫害防治为技术密集环节。
胡新艳等（2015a）通过专家问卷分析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交易特性、生产特性、纵向分工可能性”得出，整耕、播栽、收获属于劳动密集环节，种苗、施肥、灌溉、植保、除草、储运属于技术密集环节。王建英（2015）将收割、整地划分为劳动密集环节，除虫除草、施肥、育秧（直播）划分为技术密集环节，插秧、灌溉与排水、晒干属于半劳动半技术密集环节。陈昭玖和胡雯（2016）认为水稻生产的劳动密集环节包括整地、灌溉、插秧、收割，技术密集环节包括播种、育秧、施肥和病虫害防治。
（六）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经济效应
已有文献关于外包的规模经济效应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农业外包问题的研究较少，基本停留在描述分析的阶段。本书借鉴工业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农业和工业外包规模经济效应进行了综合分析。
1.定性分析的成果
农业的发展与现代化依托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依托于农业生产与管理技术的不断进步。外包作为农业管理的新技术，赵玉姝等（2013）通过研究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过程中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过程的管理以及产品的营销，以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托，分析农户农技外包服务的作用机理与合约选择，得出农户选择农技外包服务是兼业化背景下，他们提升产出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选择。外包过程中，农户依据外包环节的特征，选择不同的合约形式，对于交易成本较高的难分割环节采用分成合约的形式，对于易分割的且可计量服务质量的环节采用租金合约的方式。总之，农户选择农技外包服务对家庭总福利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农机”服务外包能够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钟甫宁和向晶，2012）。外包对于降低初始投资成本有一定的影响（Gillespie et al.，2010）。
基于中国耕地面积小，地块分散的特征，部分学者认为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有效途径（廖西元等，2011；胡新艳等，2015b）。王志刚等（2011）指出，生产环节外包是农业实现规模经济的“金钥匙”，是解决农业家庭经营与农村留守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的有效途径，有益于现代农业发展，通过生产环节外包既能增加机械服务供给，又能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胡新艳等（2015b）指出，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的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的新路径，土地的种植规模与农户外包的参与行为呈“倒U形”曲线关系。
刘瑶（2011）研究外包对生产率效应和要素供给效应的影响，发现如果阻止资本的国际流动，外包后特定要素的报酬随着非特定要素供给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定义熟练劳动力为行业生产的特定要素，外包的结果是增加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拉大二者的工资比率。
不同的行业可采用不同的外包方式，最终对生产率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刘庆林等，2010）。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来说，生产环节外包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基于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对农民增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外包体现了生产的社会化分工与规模经营本质，外包理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促进产业发展（李寅秋，2011）。
2.定量分析的成果
关于外包的规模经济效应定量分析的成果，学者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阐述，可以概括为外包对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外包与产出水平的因果关系、引用中介变量分析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
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行业的面板分析，农业方面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者主要采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固定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法和直接回归法等，研究外包与经济效应的文献及方法如表1-3所示。
（1）关于外包实现产出规模经济效应的分析，研究者一般采用生产函数法分析，其中采用C-D生产函数法主要测量外包对生产技术水平的作用（陈超等，2012）。采用CES生产函数法主要测量外包加深专业化分工，能否提高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的产出率水平，或者改变要素替代率对产出效率产生的影响，但CES生产函数法往往存在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姚战琪，2010）。直接回归法将外包率和其他影响产出的控制变量一起引入自变量，分析其对劳动生产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来分析外包的产出规模经济效应（Austin et al.，1998）。外包对产出水平规模经济效应的间接影响，是将生产率变量纳入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生产率与外包行为的因果关系，并通过分析外包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间接分析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如外包对技术积累的影响（刘波等，2016）。
表1-3 研究外包与经济效应的文献及方法
（2）关于外包的规模经济效应分析，学者们主要采用分环节的方式，将农业生产分成不同的环节分析外包的产出效应（陈超等，2012）。Picazo-Tadeo和Reig-Martinez（2006）指出劳动密集型环节和资本密集型环节对农户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不同规模的农户生产环节外包均能通过专业化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Wolf，2003；Gillespie et al.，2010）。刘秉镰和林坦（2010）对于物流外包的研究得出，在非中性技术进步假设下，外包带来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同时引起非中性的技术退步，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物流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总效应为正。蔡宏波和陈昊（2012）分析外包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得出，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熟练劳动力占比的增加对劳动力结构的优化作用明显，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增速落后于整个行业的增速。徐毅和张二震（2008）分析得出，外包可以促进生产可能性前沿扩大，助推生产边界外移，同时推进生产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分析生产环节外包的生产率效应时，王建英（2015）比较分析了考虑家庭生产要素投入的机会成本和不考虑家庭生产要素投入的机会成本，发现考虑家庭生产要素的影子价格时，外包程度对农业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不考虑时，外包程度对水稻产出的影响不显著。张忠军和易中懿（2015）得出生产环节外包有助于提高水稻生产率，整地、移栽和收割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对水稻的生产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育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对水稻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七）研究动态述评
以上不完全的文献回顾，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外包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内涵，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动因及功能，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市场的供需主体，农户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认知、意愿及决策，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要素密集度，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经济效应。这些研究成果为研究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决策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方法参考，但是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
（1）外包概念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定义仍然处于分散研究阶段，学者们没有给出统一引领性的观点。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分工的限制性使得农业外包的研究起步较晚，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内涵界定不够清楚。中国特有的农业人口特征与农业用地特征，使得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内涵不同于其他国家，将外包与土地流转等同看待，所得外包与土地规模经营的因果关系结论不同。外包的内涵因为研究作物的不同而有较大区别，已有研究只分析了部分作物，缺少对小麦生产环节外包的具体界定。现有研究对农业外包不同生产环节的理论分析存在缺陷，没有说明划分环节类别的理论依据，只是提出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类，缺少“资本”这一重要农业生产要素的分析，所以很难使读者信服。本书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进行定义，从劳动、资金与技术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不同环节的外包要素特征。
（2）实证研究有待丰富，且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体系。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兴起，已有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实证分析多缺乏扎实的理论框架体系，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带有随意性，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研究的样本多集中在某一种作物上，现有分析外包的作物大多集中在水稻的外包研究上，缺少对其他作物的实证分析，另外，基本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实证分析的区域范围，研究的区域存在局限性。本研究通过构建农户响应的理论框架体系，以小麦种植户为例系统实证分析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决策，旨在补充现有研究的不全面。
（3）农户的外包决策分析只是片面地研究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与否的问题，缺乏运用决策的理论体系综合研究，即从农户“认知-意愿-行为-经济效应”的理论框架出发，从外包程度选择、外包选择行为和外包个体响应三个方面系统研究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响应。农户在追求家庭收入增加的前提下，其产权认知如何影响外包程度？农户外包认知对外包的行为影响机理是什么？外包意愿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是否选择该生产环节外包？外包的行为内部怎样构成外包决策的结果？外包的农业规模经济怎样？外包后农户家庭收入会不会产生范围经济效应？这些问题在已有的研究中基本没有出现过，因此研究农户的行为响应从行为经济学出发更具系统性，本书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在农地产权认知的视角下，研究产权认知、外包的产权效应认知与外包程度选择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分组实证比较。
（4）现有文献在研究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的过程中只分析了不同外包环节的选择，缺少对外包决策内部响应机理的考虑。外包决策不仅仅是农户生产某环节选择外包与否的问题，更是农户外包认知、外包意愿与外包行为的一个综合响应过程，所以只分析环节是否外包的问题存在研究的片面性。本书试图构建外包决策的内部响应机理模型，在厘清决策机制的前提下，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小麦生产的各环节外包的决策个体响应与外包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
（5）虽然现有文献对外包的规模经济效应有了一定的研究，且得出了一些可参考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外包的规模经济效应的研究只停留在作物产出率的变化阶段，没有考虑农户家庭生产的范围经济效应，外包虽然是农业生产决策问题，但更多的是一个家庭的福利效应最大化的生产响应问题，所以只考虑农业产出率的规模经济效应的研究存在片面性。本研究从两个层面分析外包的经济效应，第一个层面分析在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外包作物产出的规模经济效应；第二个层面以外包前后农户农业收入的变化和横向的绝对纯收入分别为因变量，分析外包的家庭生产范围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