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俄罗斯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25），一代豪雄，影响深远。他的形象，在俄罗斯历史长河里的转易，本来就不仅是其政治、社会价值变迁之写照，也为思索其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的本质，提供一面镜子。[1]他的声名，远播寰宇，特别是他为推动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借鉴“他山之石”，竟尔一己亲身微服出访，游历西欧的轶事，脍炙人口，也喧腾于异乡他邦；对他的形象认知，在俄罗斯大地之外激发的回应想象，曾无已时。像彼得大帝的访英之行（1698年1月11日至4月21日），就开启英国人对他（与沙皇）形象认识之契机，甚至戏剧舞台上都出现他的影像，在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天地里占有一席之地。[2]
时易境转，彼得大帝的“魅力”，未尝稍减。百余年后，东亚世界里的卓异之士，一旦知晓他的行止作为，竟也驰骋思维，即便各有侧重，意欲取为楷模的心怀，则是同向如一。即如在近代日本和中国历史舞台上都必然不会被遗忘的佐久间象山和康有为，时间相去四十余年（佐久间于1864年在京都三条木屋町被暗杀的时候，康有为才是六岁的孩童），双方却都引征彼得大帝，作为自己国族构思图存求强方案的例证。在佐久间象山知晓清朝兵败于鸦片战争的讯息之后，于1842年上书给担任德川幕府老中一职的真田幸贯，在这封俗称为《海防八策》的上书里，[3]他说俄罗斯的彼得大帝，鉴于其国缺乏“大船”，海军欠缺训练，航海之技早已荒疏，因此亲身前往荷兰学习诸艺，借以督责劝奖俄国人开始讲求，正是有赖此等“豪杰之主”，竟使俄罗斯从“顽愚之贫国”的地位，转而成为可与西洋他国相提并立的国家。[4]相较于佐久间象山，康有为上书的对象，可是九五之尊的清德宗（俗称光绪帝）。康有为在所谓“公车上书”的行动里，[5]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建言（1895年5月2日），就已经声言“俄主彼得乃至易作工人，躬习其业，归而变政，故能骤强”。[6]他的这份建言，当时没有得到光绪帝“御览”的可能性；[7]等到他有机会让自己的意见“上达天听”之后，彼得大帝的行止，则成为康有为鼓动光绪帝“亟筹自强”的楷模，他特别“译纂”了《俄彼得变政记》，借之“可考由弱至强之故”。[8]佐久间与康有为对彼得大帝的理解是否“正确”，[9]暂且毋论；重要的是，这两位在具体的时空背景里堪称第一流的思想家，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知识凭借之上，开展他们因应世变而构思想象的观念旅程的？
以佐久间象山而论，他可能是从号称日本幕末时期“兰学者”的“大施主”渡边华山[10]的《西洋事情书》那里，得到关于彼得大帝的知识的；[11]康有为宣称由自己“译纂”的《俄彼得变政记》，其实是袭取删改自徐景罗翻译的《俄史辑译》[12]，姑举数例对照（见表0-1）。
表0-1 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与徐景罗译《俄史辑译》内容对比
表0-1 康有为《俄彼得变政记》与徐景罗译《俄史辑译》内容对比-续表
在近代东亚世界里，像佐久间象山和康有为这样的秀异之士，所在多有。凡是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共向同循的，乃是可以名曰追求“世界知识”[13]的思想道路。毕竟，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或是寰宇情势，或为新兴学问，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探其究竟，明其奥妙。如取譬喻之说，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14]，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种信息、思想与观念，斑斓炫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或是前所未晓的异域风土人情，或是从未得闻的他国体制伦常，或是向不得见的外邦奇技妙器，或是令人惊异不置，或是令人叹为观止，或是令人掩卷深思，或是令人摇头叹息。览卷所及，总可撼动挑拨观奇览胜者的心怀意念，进而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15]这部小书，就是以具体的个案，阐释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如何被创造生产，从而为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世界的洪流，提供另一个角度。
二
近代中国的历史波澜壮阔，史学工作者可以施展身手的天地本来就是无限宽广，得以绘描渲染的历史图像当然多彩缤纷。那么，言及近代中国“世界知识”的创造、生产、积累、流通、消费与再生产，足可为阐释近代中国的历史，增添不同的图景；就创生近代中国的历史知识而言，也具有清点先行者的思想工作与其成果的意义。只要仔细考察中国近代史知识生产方式的形成史，即可发现，既存的知识状况与研究视野，既是后继者开展知识生产之旅起步前行的基点，也可能是妨碍其放眼四顾的无形眼翳。[16]一言以蔽之，我们仰仗的既有的知识基础，未必坚实稳靠，不可动摇。
就以有关近代相对于中国“本土”的“边疆”的“知识”究竟如何生产创造的检讨来说，西方的传教士、科学家乃至探险家，都曾（冒险犯难）履足斯地，以为“眼见为凭”，将他们习以为常的知识生产方式，“应用”在这方土地之上，认为通过他们的亲身考察得到的知识，既然是建立在“客观的”“科学的”基础之上，自然可以取而贡献于在那里生活的人，提供诸多“指导”，好让他们脱离“落后”，走向“文明”。可是，这些足以促使当地人民从“黑暗”进入“光明”的“进步”方案，未必真正建立在“客观的”“科学的”基础之上。他者毋言，为他们的知识生产提供助力的当地合作者（或为翻译，或为向导，或为协助寻找资料的研究助手），未必“忠心耿耿”，如实以应（其间因素，绝对错综复杂，或可能肇因于国族主义情怀，或可能是因为雇用者视之为“劣等人”的帝国主义霸道作风）。所以，他们生产的知识，怎容吾辈持信不疑，取而作为了解斯土斯民的知识基础呢？[17]
放眼广观，类似的场景屡见不鲜。大英帝国对印度的知识建构，也是个例证。当大英帝国的势力以东印度公司为渗透中介，从1750年以后逐渐向南亚次大陆扩展的时候，地理学家扮演了前锋的角色。他们绘制了地貌景观地图，研究原住民的情况，收集各类标本，也留下了各式各样关于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详细资料。可以说，地理学家创造与界定了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之下人们对于印度的空间印象（the spatial image）。可是，英国绘制与掌握的各种印度地图，可以“再现”的印度，只是“他们的印度”，而不是“真正的印度”；那些印度地图的范围，只包括了他们所认知的与他们所统治的印度。毕竟，作为被调查对象的印度人，会和英国人妥协，也会起而抗之，印度怎么可能全盘无缺地为英国人所知晓；印度社会与文化的许多面向，更远非英国人所能经验。英国人以为，凭借着自己掌握的科学，可以让他们认识“真正的印度”，究其实际，他们绘制的地图，仅仅是“大英帝国的印度”的地图。可以说，借由对于英国绘制印度地图的过程的理解与认识，我们可以窥探英国人（当然是精英分子）如何带着各式各样的假定（assumptions）与意识形态（这又是与他们想要理解自己在印度所创造出来的帝国这个目标相关的），从而进行知识建构。[18]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前此笔者假《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19]一书，也从“阅读史”的视野，对于身历世变的士人的思想/知识世界，做出了若干观察。凡是有心知悉世事时局的晚清士人，一旦开展追求“世界知识”的事业，绝对必须追索与“西学”相关的书报，既览其美富，增广闻见，复汲引丰沛多样的“思想资源”，发为感怀，自然为整体思想界的“概念变迁”（concept change）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动力。士人读书世界的变化扩展，固然大有改变；他们的阅读实践，则非势所必至，理所当然。好比说，士人的阅读实践，往往遭遇“书本地理学”的障碍；先行者意欲建立“读书秩序”的努力，又承受既存价值系统的挑战反击。阅读致知的理由，更与士人的功名之路息息相关，自然也和“文化市场”（cultural markets）的运作逻辑脱离不了关系。当读书成为“生意”，各式各样“西学”书报的盗印本，应运而生。读书求知固是乐趣无穷，怎样得到书本，却不一定心想事成。因此，晚清士人阅读致知，求索“世界知识”的过程，错综复杂，他们的个体经验和思想响应，不该被后世的史学工作者一刀切平。回答“西力东渐”这个古老历史命题的方式，实在可以日新又新。
一代蒙元史名家姚从吾，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大学历史系长期讲授“史学方法”的课程。受业弟子之一陶晋生回忆，姚从吾在课堂上的名言是：“骑马要跳到马背上，学游泳要跳到水里去。”[20]言下之意，开展史学研究，徒然高谈阔论“史学方法”，无济于事，只有切实从事史学研究本身，方为正衢。同样的，在口号宣示层次批评既存的史学知识的成果是一回事，在具体的史学实践里如何展现却是另一回事。本书诸章，冀望通过具体的研究例证，既能阐明近代中国历史的另一方面向，又可以为我们承受的历史知识，提供反省思考的可能路向。
三
胡适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典范”地位，[21]应当是众无异词的；即使在史学殿堂的诸多领域里，胡适未必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典范”作品，但他的“眼光”，确实具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例如，胡适批评过，只书写“帝王的即位和死亡”“权臣的兴起和倾倒”“战争的发动和结束”的历史，“在我们今日的眼光里，全是枉费精神，枉费笔墨”：
因为他们选择的事实，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并不能写出文化的进退，并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状况。……我们今日若作一部《新新五代史》，我们就应该知道，与其记诵五代十国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钱镠在浙江兴的水利或王审知入闽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与其痛骂冯道的无耻，不如研究当日政府雕板的监本九经的历史；与其记载桑维翰的大话，不如研究李煜、冯延巳一班人的小词；与其比较《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文字优劣和义法宽严，不如向当时人的著作里去寻那些关于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里，无意之中，记载着五代时江南的米价，那是真重要的史料。敦煌石室里，前不多年，忽然发现韦庄详记北方饥荒的一首白话长诗，那也是真重要的史料。比起这种真正史料来，什么谨严的史传，什么痛快的论赞，都变成一个钱不值的了！[22]
胡适自豪于一己的作品，具有“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的意义；[23]他提醒我们如何调整转换看待史料的视野，同样深具“金针”价值。[24]在中国近代以降的浩瀚史料海洋里，研究者应该对许多常见的史料，也去下同样的工夫。
本书诸章征引的史料，固有取材自海外他邦者（主要是日本），但多为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举例而言，研究近代中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异域体验，已渐蔚为大观，[25]如何活用相关史料，则是对史家技艺的考验。例如，出身于同文馆，担任过清朝驻英使馆译员的张德彝，从十九岁起就出洋远游，见识异国风情的多番样貌，《稿本航海述奇汇编》这套大书，就是他记录自身经验的珍贵史料。[26]日本学者手代木有儿教授与笔者都采取类似的视角，都征引这部史料。不过，手代木教授关心的课题，只及于张德彝个人文明观的变化历程；[27]笔者则具体论证张德彝的论说，如何成为后来者如王韬的“思想资源”。[28]另一位日本学者佐佐木扬考察清朝于1887年派遣12位中下级官员游历考察各国的历史，成员之一刘启彤自是其研究对象；[29]本书“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国的创发与建设（1845～1895）”一章则论证刘启彤的考察报告《英政概》乃是薛福成述说英国制度的泉源，进而论证晚清改革派要角之一的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5卷本，1894年刊行），是如何袭取自薛福成的。举凡收载刘启彤《英政概》（乃至张德彝、薛福成的部分著作）的大书，如王锡祺编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早已影印问世，[30]实非名山秘籍，研究者不难入手。本书“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一章，尤其考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部分取材来源竟是《时务报》译稿，亦是彼此参照的心得，当为“凿空”之论。胡适曾经批评所谓“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是一种“很可鄙的态度”。他认为，身为“提倡学术的人”，“应该先把‘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我们绣的鸳鸯，然后教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31]本书诸章，描摹未必皆登大雅之堂，论说更难一锤定音；然而师法先贤，“野人献曝”，对有心读者或可稍微提供一些启发。
当然，调整转换研究与看待史料的视野，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开发新史料。特别是近代中国已然被迫卷入了国际体系，吾辈不应该仍复怀持“方法论的国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立场，以特定国家/疆土为中心，进行学术研究。[32]本书诸章涉及的课题，固然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场景为中心，引据所凭或研究书写，尽量不画地自限。即如本书简要描述了近代供应生产“世界知识”最重要的载体——现代报刊在东亚世界里的互动空间，就引征了若干来自东瀛扶桑的史料与研究成果，对于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脉络，提出了日本好似“看不见的手”的论断。[33]本书“‘世界史地’与‘国际法’知识和近代东亚‘地理想象’的生产、流通与嬗变：回顾与思考”一章，试图扩展视野，从学术史的面向，检讨思索来自西方的现代“世界史地”与“国际法”知识，如何在东亚世界（主要是中、日、韩三国）流传广布，成为知识人同润均享的“共同知识文本”，[34]而为创造近代东亚的“地理想象”[35]，供应了无穷动力。像是魏源（1794～1857）纂辑的《海国图志》（1842年初版，1852年更增补为一百卷出版）[36]、徐继畬（1795～1873）编撰的《瀛寰志略》（初刻于1848年）[37]或是曾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翻译的《万国公法》（1864年出版）[38]等为近代中国史研究者“耳熟能详”的著作，影响所及，实非仅在中国本土思想界而已。史海无涯，见闻有限，搜索检讨，未必广全恰当；如蒙博雅君子教正，其幸何如。
四
傅斯年当年检讨甲骨文研究的综合成果，批判号称“以综合自许”的作品，其实根本是“不触类而引申，凭主观以遐想”，不过“类书耳，教条耳”而已。况且，那些当时的“教条家”，根本是连“辨证教条并未熟习”，反而却“强读古史原料以为通论通史”，即使“可以哗众取宠于无知之人”，结果只带来无穷弊病，“正为学术进步之障耳”。[39]因此，想要调整转换研究与认识的视野，不受既存知识的束缚，确切掌握思想观念变化的具体历史脉络/场景，期可还诸历史本身，绝对不应徒为空言，实须有赖具体史学实践的展现。
即如本书讨论西方政体（political regimes）的类型知识在晚清中国时期的导入和传布，即以比较细致的“脉络化”研讨取径入手，考察1845～1895年间西方政体的类型知识，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何等错综复杂的“概念工程”建设过程，终究成为知识人思考“政体抉择”的参照要项，并为晚清中国的思想界，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所以，该章特别比较列表展现蒋敦复、王韬对于政体类型知识认识的前后变化，以显示他们对于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之贡献所在；也就具体时间定点析论“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杂音与同调”，意向所在，即欲深化吾人对于西方政体的类型知识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多重样态之认识，进而反省中国/中国人开始走向“民主之路”，竭力欢迎“德先生”，并不是先行者对“民主思想”进行积极“宣传”或“弘扬”的必然结果。各方知识人的思考与言论，都各有其演变的脉络，应该返诸其问世的本来场景，进行理解；而不是将这些繁杂的历史现象/事实简单概念化，甚至成为书写“中国民主思想史”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正如众声喧哗的舞台，甲未唱罢，乙即登场；如何纵览全局，通识主脉，有赖史家巧思卓识。即如王汎森以“主义时代”描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关键主脉，[40]启人深思；张灏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1895～1925）的宏观论说，也足以展现前辈学人的智慧结晶。本书“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一章，就以张灏的观察为纲目，述说讨论在这个“转型时代”里，“地理想象”如何成为统摄人们理解/解释世界、开展论述的“默会之知”，彼此同润共享。尤其是“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勃兴，促使人们得与世界思想潮流同波共舞，既展现了中国和世界未可或分的共同认识，也导引人们重新思考中国国族在世界秩序里的地位，绘制一张簇新的“认知地图”。笔者认为，在这个“转型时代”里所展现的“地理想象”，既展示人们对中国自身处境的认识，也显现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往往更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徘徊踌躇，莫衷一是。只是，诸方论者各自的认识能力与思想场域，互有差异，所可开展的想象空间和得以绘制的“认知地图”，自是处于永无停歇的涂抹绘制历程，更未必是诸众公认的准针指南。因此，“地理想象”创造的是真实和想象杂糅兼存的“第三空间”，既真又假，且绵延相续，曾无已时。
“地理想象”打造开创的“第三空间”，真实和想象杂糅兼存；对于人物学说的认识理解，也不例外。孙中山的形象演变与晚清革命风潮之云起，与章士钊以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为蓝本而“译录”之《孙逸仙》一书（1903年出版），关系密切。本书“创造‘革命想象’的知识文本：以章士钊‘译录’的《孙逸仙》为中心”一章，直接回归《三十三年之梦》原著，考察检讨章士钊的笔耕事业“革命想象”，如何“打造革命领袖”，乃至将康有为“污名化”，以其“伪”证成孙中山之“真”，进而“感化”读者选择“革命”的道路，借以论证20世纪初中国“革命想象”的思想基础。过往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学者，固然重视《孙逸仙》一书的重要地位，却多未曾取《三十三年之梦》原著，详缜比对章士钊的译笔。因是，对于诸多鼓动革命风潮的知识文本，就其原来根源脉络究竟何在，详为检讨，自可深化我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构成史的认识。
焉有一锄可成井，岂能一笔得描龙。正如傅斯年的警醒告示一般，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宏观综合及其书写，同样应该摆脱“类书”与“教条”的框框，以比较稳固的知识基础，对我们继承的历史思想传统，进行无穷尽的诠释追索。
五
法国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Lucien Febvre），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残景废墟，依然信心满满，鼓励同僚弟子迎风以进（facing the wind）。在他看来，向前看才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当下这个世界是怎么被打造的，已经是昨天的事了；可是打造世界这项工程，永远没有终点：“如果我们法国人还有机会比别人更快更好地了解怎么履践这等彰明昭著的真理，我得说，丢下沉舟，跳进水里，奋力地向前游罢！”[41]一代史界豪雄，气魄万千，怀持着历史乃是“当前人们必然会追问的问题的响应”[42]这样的“经世”之志。他的名著之一《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43]至今仍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就算不是定论之作，却绝对是追索“无信仰问题”足可激发辩论的起点。[44]
这部小书的业绩所得，绝对不足以与费弗尔相提并论。然而，想到费弗尔批评恩格斯的名著《德国农民战争》的话：“想了解恩格斯？这部书有用。想知道农民战争？这部书只是个笑话（a joke）。”[45]那么，自有己见的史学工作者，焉能从众共流呢？只能丢下沉舟，跳进水里，奋力地向前游罢！
[1] Nicholas V.Riasanovsky，The Image of Peter the Great in Russian History and Thought（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 参见Anthony Cross，Peter the Great through British Eyes：Percep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Tsar since 1698 （Cambridge & 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3] 源了圓「佐久間象山」『歴史人物シリーズ―幕末·維新の群像』PHP研究所、1990、87～101頁；大平喜間多「佐久間象山」『人物叢書』吉川弘文館、1987（新装版）、62～68頁。
[4] 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国と攘夷の論理』河出書房新社、1975、99頁。当然，佐久间象山在其他文稿里也尝言及彼得大帝，不详论。
[5] 世称“公车上书”系康有为发动；茅海建综合先行研究，以为不应视康有为是其事的带头发动者，参见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收入氏著《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1～99页。茅海建的论说，也受其他学人之批驳，不详论。
[6]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44页。
[7] 康有为的诸番上书，直至1898年1月29日的第6次上书始得为光绪帝览之，参见孔祥吉《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收入氏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0～31页。
[8] 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至强之故呈请代奏折》、《俄彼得变政记》（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全集》第4册，第26～41页。
[9] 先行研究，如鲍绍霖即指陈，康有为对于彼得大帝的认识，颇不真确，参见鲍绍霖《帝术纵横：析论康有为“彼得大帝心法”之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第111～123页。
[10] 芳賀徹『渡辺崋山：優しい旅びと』朝日新聞社、1986、199頁。
[11] 信夫清三郎『象山と松陰—開国と攘夷の論理』、100頁。
[12] 本书征引版本为：徐景罗译《俄史辑译》（四卷），“丛书集成续编”第24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徐景罗，生平尚不详。冯承钧谓，《俄史辑译》是书四卷，为益智书会本，“景罗，宁波人，前有光绪十二年景罗序……是书似译自英文，译笔颇简洁，无游词费句，尤能力避用典，质而不俚，洵旧译本中之佳作也”。参见冯承钧《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学与中外交通部分）》，邬国义编校《冯承钧学术著作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192页。
[13] “世界知识”是笔者创造的词，恰如当代英国文化/媒体研究巨擘斯图亚特·霍尔之论说，现代媒体的一个首要文化功能是：供应与选择性地建构“社会知识”、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与影像，我们才能认知“诸种世界”、诸般其他人“曾经生活过的实体”，并且，我们也才能把他们的及我们的生活，以想象方式建构成为某种可资理解的“整体的世界”（world-of-the-whole）和某种“曾经存在过的整体性”（lived totality），参见Stuart Hall，“Culture，the Media and ‘Ideological Effect’，” in James Curran et al.，eds.，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Beverly Hills：Sage，1979），pp.340-341。笔者师法其意，将各式各样的印刷信息媒介所提供的各等具有帮助认识/理解外在现实世界之作用的（零散）讯息/（系统）知识，统称为“世界知识”。
[14] “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Wissensvorrat）一词，笔者借用自舒茨的概念，参见Alfred Schutz and Thomas Luckmann，trans.by R.M.Zaner and H.T.Engelhardt，Jr.，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知识仓库”在舒茨学说中的整体脉络，参见H.R.Wagner，“Introduction：Schutz’s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in H.R.Wagner，eds.，Alfred Schutz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Selected Writing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p.13-16。不详论。
[15] 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知识仓库”、“思想资源”与“概念变迁”》，台北《新史学》第16卷第3期，2005年9月，第137～170页。王汎森述说了日本导进的“思想资源”，对笔者甚有启发，参见王汎森《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香港《二十一世纪》第45期，1998年2月，第47～54页。
[16] 潘光哲：《中国近代史知识的生产方式：历史脉络的若干探索》，裴宜理、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第105～163页。
[17] 参见Stevan Harrell，“Introduction：Explorers，Scientists，and Imperial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Denise M.Glover et al.，eds.，Explorers and Scientists in China’s Borderlands，1880-1950（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1），pp.3-25。
[18] 参见Matthew H.Edney，Mapping an Empire：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1765-184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19]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20] 陶晋生：《追忆姚从吾先生》，台北《历史月刊》第11期，1988年12月，第15页。
[2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22] 胡适：《〈中古文学概论〉序》（1923年9月24日），《胡适文存二集》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4，第261～262页。
[23] 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5，第333页。
[24] 当然，胡适述说的前提是“我们今日的眼光”；那么，我们就别忘记了，这等眼光，其实乃是“史学气候”（historiographical climate）改变的结果。“史学气候”一语，引自Richard J.Evans，In Defense of History（NY：W.W.Norton，1999），p.77。他指出，许多史料，往往必须等到“史学气候”改变，某人认为值得一用时，才会被发掘与利用。
[25] 例如陈室如《近代域外游记研究（一八四〇—一九四五）》，文津出版社，2008；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吕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谈王韬与袁祖志的泰西游记》，收入氏著《海上倾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转异，一八四九—一九〇八》，麦田出版，2009，第153～239页；李涯《帝国远行：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唐宏峰《旅行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旅行叙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陈室如《晚清海外游记的物质文化》，里仁书局，2014；张治《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颜健富《晚清文化界对于David Livingstone与非洲探勘记的接受与传播》，李奭学、胡晓真主编《图书、知识建构与文化传播》，汉学研究中心，2015。日文著作如佐々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手代木有児『清末中国の西洋体験と文明観』汲古書院、2013；岡本隆司·青山治世『出使日記の時代：清末の中国と外交』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两相比对，日本方面的研究，史料调查详密，史实建构较为完整；相关汉语著作，犹待迎头赶上。
[26] 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全1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27] 手代木有児『清末中国の西洋体験と文明観』、103～132頁。
[28] 潘光哲：《晚清中国的“民主经验”（1866～1895）》，潘光哲主编《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外交：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研院，2013，第41～133页。
[29] 佐々木揚『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202～203頁。
[30] 本书征引版本为：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再补编》，广文书局1964年影印本。
[31] 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文存》第3卷，第35～36页。
[32] 参见Andreas Wimmer and Nina Glick Schiller，“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Nation-State Building，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Global Networks 2：4（2002），pp.301-334；Andreas Wimmer and Nina Glick Schiller，“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the Social Sciences，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An Essay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7：3（2003），pp.576-610。当然，Wimmer与Glick Schiller批评的是移民研究（migration studies）领域里的问题，他们的论说同样也有批判者，不详论。
[33] 日本学人也从必须相互理解以作为和解基础的角度倡言“东亚媒体史”的可能性，而其主要着眼领域为日本与韩国（朝鲜）之间的关系，参见小林聡明「東アジア·メディア史研究の可能性：日韓の相互理解と東アジアの和解にむけて」『都市文化研究』12号、2010、153～158頁。
[34] “共同知识文本”是笔者创造的词，意指约从1830年代以降，西方传教士与东亚各国知识人共同致力，生产制作介绍世界局势与西方知识的著述，例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或是《万国公法》等著作，同时在东亚世界流通，广受阅览，彼此能够同润均享，引发了多重多样的历史效应。如梁台根以《佐治刍言》为中心，就这部曾于中、日、韩三国流传的“共同文本”，如何展现了当时引进、传播和吸收西方知识的场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指陈东亚内部复杂的知识传播互动脉络。参见梁台根《近代西方知识在东亚的传播及其共同文本之探索——以〈佐治刍言〉为例》，台北《汉学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第323～351页。
[35] “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一词，借用自David Harvey的论说，他取法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指陈“地理想象”[他亦用“空间意识”（spatial consciousness）一词]对于城市规划的概念性意义。David Harvey指出，“地理想象”“能使个人得以确认空间与地点在自己生命史上的角色，将目视所及的空间环境和自己发生关联，确认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具体事务如何受到把他们隔离的空间的影响。地理想象可让个人确认自己与四邻、自己与领域所及（territory），或者（用街头帮派的语言）自己与‘地盘’（turf）之间的关系。无论当下身处何方，它可以使他判断在其他地区（在其他人的‘地盘’上）的事件与己身的相关性——如判断共产主义向越南、泰国和老挝的进军，是否与己有关。它也可以使他能够有创意地仿效和利用空间，能够理解其他人创造的空间形式的意义”。参见David 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24-25。“地理想象”亦有自身的概念形成史，本书不拟详探，参见“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R.J.Johnston，ed.，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Oxford & 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2000），pp.298-301。就具体个案言，即如Susan Schulten所述，因为政治、文化与社会需求，会形成关于地理和空间的新概念，其又回过头来影响了历史与文化。以某种空间结构概念来区分我们生活的世界，既可以确证欧亚大陆之所在，亦可用来建立第一、第二与第三世界的认知架构。借助现代科技，地理知识打破过往的迷思或真假难辨的认知，可以具体明确地指出某个地方之所在，建立所谓超历史的真实（transhistorical truth）——好比说，台湾是个岛屿。人们无法亲临其境，地理知识即可让人借以认识和想象某个地方（因此可以说，科学，就是让“真正的”地理知识在公众生活里“正当化”的主要凭借/依据）。她以19世纪末以降至1950年美国崛起为世界霸主的历程，说明美国地理学界[与地理组织，如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如何为因应/满足现实需求（包括商业利益，如地图的“消费”、学校地理教科书的竞争），在生产地理知识（与各级学校里的地理课程内容）方面的变化，以及美国公众的响应。参见Susan Schulten，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America，1880-19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Susan Schulten并未引用David Harvey的研究。
[36] 本书征引版本为：魏源《海国图志》[60卷，道光丁未（1847）仲夏古微堂镌板本]，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魏源《海国图志》[100卷，光绪二年（1876）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总第743册（第206页以下）～744册。魏源的《海国图志》，最先为50卷，于1842年亦即鸦片战争甫一结束即出版。后增补为60卷，1847年再刊，1852年复扩增为100卷刊行，即今日一般所见版本（王家俭：《魏源年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第132～134页）。
[37] 本书征引版本为：徐继畬《瀛寰志略》，白清才、刘贯文主编《徐继畬集》第1册，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徐继畬自1843年起意著书以明了域外世界，曾草成《舆图考略》，后再改纂为《瀛寰考略》，最后勒为《瀛寰志略》，1848年初刻于福州。参见陈存恭《徐继畬事略及其〈瀛环志略〉》，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8～9页。
[38] 本书征引版本为：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同治三年（1864）京都崇实馆存板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39] 傅斯年：《〈殷历谱〉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343页。傅斯年的这番话，应是“有的放矢”，批判的矛头，应是指向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大东书局，1931）。不详论。
[40] 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台北《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第9～88页；另可参考Ivo Spira，A Conceptual History of Chinese-isms：The Modernization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1895-1925（Leiden & Boston：Brill，2015）。相较之下，Ivo Spira的论说固然洋洋洒洒，更具规模，但未超越王汎森的勾勒。
[41] 引自François Hartog，“The Modern Régimes of Historicity in the Face of Two World Wars，” in Chris Lorenz and Berber Bevernage，eds.，Breaking up Time：Negotiating the Borders between Present，Past and Future（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13），p.131。
[42] 引自François Dosse，New History in France：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trans.by Peter V.Conroy，Jr.（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4），p.47。
[43] Lucien Febvre，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Religion of Rabelais，trans.by Beatrice Gottlie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法文原著出版于1942年，汉译本见《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12。
[44] David Wootton，“Febvre and 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0：4（1988），pp.695-730.
[45] 引自François Dosse，New History in France：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