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的野狐岭

野狐岭何以成名？随着北宋都城的东移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位于蒙古高原与中原结合部的野狐岭成为草原民族与中原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交往的主要通道和重要关隘。辽、金、元、明四朝天子的足迹将它写入历史。凭借一场以少胜多的野狐岭战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蹄踏进中原。

（一）野狐岭是四朝交通锁钥

早在辽代，位于张北县境内的鸳鸯泺（今安固里淖）就成为皇帝纳钵之地。乾亨二年（982），辽秦晋大长公主建“燕子城”（今张北城）。辽朝历代皇帝几乎每年都到这里畋猎或驻跸。笔者查寻，“野狐岭”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辽史本纪十八·兴宗一》：辽重熙六年（1037），“夏四月，辽主猎野狐岭”。辽保大五年（1125），辽最后一位皇帝天祚帝从燕京逃出，出居庸关，过野狐岭，驻鸳鸯泺。金灭辽后，在燕子城设抚州。这一地区依然是金朝皇家的畋猎与避暑胜地，金朝皇帝从燕京回上京也常走野狐岭这条路。金开国皇帝太祖阿骨打灭辽后，于次年即天辅七年（926）六月“丙寅，次野狐岭”，七月“壬午朔，次鸳鸯泺”，[8]游猎了半个月，可见这一带水草丰盛，风光绚丽，气候宜人。由于皇帝的青睐，百姓也陆续进入。《金史》志31《榷场》记载：“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牲畜。”此榷场的中原交易者，均登野狐岭而上。大定二十年（1180）夏，金世宗赴金莲川驻夏，“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9]贞祐三年（1215）四月，（宣宗）“上幸燕京，宗干从。有疾，上亲临问。自燕京还，至野狐岭，宗干疾亟不行，上亲临问，语及军国事，上悲泣不已”。[10]由此可见，野狐岭已成为沟通中原与漠北的重要道路、皇帝北还的辇道。

蒙元时期，野狐岭是由漠北到中原的主要道路。忽必烈早在中统三年（1262）十二月，就在抚州建了行宫。至元二十五年（1288）三月“丁酉，驻跸野狐岭。……九月癸未朔，大驾次野狐岭”。[11]从中原赴漠北，往返都驻野狐岭。1368年，在朱元璋的大将徐达率大军兵临大都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即元顺帝，携在朝文武大臣及后妃弃城而逃，过野狐岭，奔元上都。在元代，饱赏过野狐岭风光的还有两位重要人物。一是马可·波罗。“其人皆属大汗，其地有一城，名曰申达州（抚州，今张北）。居民多以制造君主臣下之武装为业。”[12]从天德（今宣化）到申达州，野狐岭是当时必经之路。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长春真人丘处机。他奉成吉思汗之诏赴漠北，登上野狐岭时感慨万千：“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13]

明朝前期，北征大军多走野狐岭。洪武三年（1370），“李文忠拜征虏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分道北征，以十万人出野狐岭，至兴和，降其守将；洪武七年，大将兰玉越野狐岭，拔兴和城（张北城），生擒国公帖里密赤以下59人”。[14]永乐年间，成祖五次御驾亲征漠北鞑靼蒙古部。其中，“永乐八年（1410）二月，成祖亲征漠北鞑靼蒙古部。登野狐岭，驻跸兴和，北上”。[15]永乐十二年（1414）四月一日，成祖亲征漠北蒙古瓦剌部（蒙古各部划分不同，瓦剌属于“漠西蒙古”，而非“漠北蒙古”，此为作者误记。——编者注），师次兴和，大阅五军，颁赏罚号令。七月班师经野狐岭返京师。[16]宣德年间，实行“缩边”政策，将开平等建制迁入内地。但是，景泰二年（1451），在野狐岭仍留一口，曰“新开口”。同时，在口南建新开口堡一座。虽然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野狐岭上建起了长城，但是嘉靖三十年（1551）夏开马市，互市对象为青把都儿、辛爱、伯腰、卜郎台吉、委兀儿慎台吉五部。故《万历武功录》云，嘉靖三十年（1551）六月，“新开口市成”。[17]野狐岭引起明廷重视，是因为“北方蒙古从宣德五年（1530）——嘉靖三十八年（1559），大规模入侵三十八次”（《镇志·征战考》）。著名的“土木之战，英宗被掳”的瓦剌部也先，“庚戌之变，兵临京师”的鞑靼部俺答，都是出入野狐岭的。纵观历史，野狐岭在明朝仍很活跃。

（二）野狐岭是闻名中外的古战场

有人说，野狐岭的成名，大多是靠刀枪剑影张扬出去的。这自有他的道理。正是在700多年前的野狐岭上，“夫兵以气为主，会河堡之役，独吉思忠、承裕沮丧不可复振，金之亡国兆于此焉”。[18]正因为这场以少胜多、决定金国命运的战争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因而被记载于许多中外史书之中：“其后，成吉思合罕于未年（辛未年，1211）征伐金国，取抚州，越野狐岭。”[19]“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取大水泺、丰利等县。”[20]“上之将发抚州也，金人以招讨九斤、监军万奴等领大军，设备于野狐岭……”[21]“金主命招讨使完颜九斤、完颜兀奴率兵驻守西京东方不远之野狐岭……”[22]这场战争的具体战况是：“8月，纥石烈执中主军，完颜兀奴为监军，定薛为前锋，完颜承裕继后，合军30万，至野狐岭防御。契丹军事建策，当趁蒙古军方破抚州，正纵兵大掠，马牧于野之机，以轻骑攻其不备，定能获胜。绝石烈执中不纳，认为只有步骑并进，才是万全之策。次日，挥军北进，石抹明安临阵降于蒙古。成吉思汗即率中、左二军迎击于獾儿嘴（野狐岭北山嘴）。蒙古万户木华犁认为，在敌众我寡形势下，必须死力拼杀，方能取胜。即率敢死队，挺枪策马，冲入金军阵中；成吉思汗挥中军继进，往来冲杀。金军大溃，向南撤退。蒙军乘胜追击，伏尸百里，至会河堡（今怀安之洋河）全歼其军。”[23]

（三）野狐岭是“两都巡幸”的归路

生于草原马背民族的孛尔只斤氏家族，从铁木真初登汗位，到其孙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定都中都（今北京），终于在繁华的中原大城市住下来。尽管住上了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过上了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不习惯城市生活的单调、寂寞，以及中原夏季炎热的气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元世祖定大兴府（今北京）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宫里岁以为常，车驾每岁往来于两都间”。[24]从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到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把上都烧毁，野狐岭是元朝皇帝每年返回大都的必经之路。

元朝从大都到上都有四条道路：“驿路、黑谷东路（俗称“辇路”）、东道（古北上路）、孛落站道（西道）。”[25]孛落站道即是辽金时期经抚州、过野狐岭的古驿道，是元朝皇帝回归大都的“辇道”，同时也是漠北物资供应的重要道路。大都与上都之间孛落站道全程1095里，建有24个纳钵。

以上史料证明野狐岭是千年以前，历经4个朝代，长达800年连接中原与漠北的交通大动脉，而今我们搞错了它的地理位置，前愧于古人，后负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