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新型合作
〔英〕阿历克斯·瓦因[1] 罗楠 译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非洲和国际社会如何回应“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有关中非合作的战略构想。基于已有的对非合作平台的经验，例如日本发起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中国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其他国家为了应对日渐深化的中非关系，也相应地开启了各自所主导的对非双边机制。本文的主要观点是，持续深化的对非国际合作备受欢迎，但仍然有相互学习的空间，而且需要注意避免把非洲变成地缘政治的竞技场。印度和日本在2017年5月提出了“亚非增长走廊”设想。“亚非增长走廊”主要是一条连接非洲、印度、东南亚和大洋洲国家的海上要道。和“一带一路”倡议一样，它强调的是重新挖掘古代商贸路线的价值，区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关注陆路和海路，而“亚非增长走廊”聚焦海上。
关键词：中非合作论坛 非洲 一带一路 亚非增长走廊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在非洲议题上再次活跃，许多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各自在非洲的表现。本文重点考察中非合作论坛（FOCAC）如何开启非洲21世纪的国际关系。鉴于中国参与的非洲事务范围不断拓宽，本文同时也讨论“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在非洲展开，以及这项倡议如何触发印度和日本的反应。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与行动聚集到非洲大地，这不一定是件坏事，本文结尾将探讨国际对非合作如何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一 论坛与峰会
2014年8月，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主持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美非峰会；同年4月，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四次欧盟-非洲峰会；而在2013年3月，金砖峰会在南非举行；2013年6月，日本在横滨举办了五年一届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2015年，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FOCAC）在非洲举行。此外，南美、韩国和土耳其都在近年陆续与非洲领导人举办了各自的峰会，并且摩拳擦掌地准备在未来数年里更加积极地参与对非合作的竞争。甚至以色列也在2017年计划与多哥举办自己的非洲峰会，但最终因各种原因被搁置。
这些峰会似乎成为与非洲接触的“标配”活动。首个举办的是1993年由日本牵头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当时仅有4位国家元首出席了会议。该会议长期关注商业伙伴关系和传统发展议题，而且过去只在日本举行，直到最近情况才发生转变。[2]长期以来，非洲是日本汽车、电子产品和机械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是日本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口至日本的非洲原材料当中，有2/3都来自一个非洲国家——南非。
中国借鉴了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机制模式，于2000年10月召开了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的部长级会议。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于北京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上做重要讲话。江泽民主席、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主席胡锦涛、多哥总统埃亚德马、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赞比亚总统奇卢巴、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以及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发表演讲。来自中国和44个非洲国家的逾80名部长、17个地区与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中非商界人士受邀出席会议。此次会议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一种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型、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明确了方向。
自2000年以后，每三年举办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与非洲轮流举办。在过去10年，中国对非贸易总额迅速增长：从2001年进出口总额各约50亿美元，到2012年进口额达1100亿美元（进口的几乎都是原材料）和出口额达850亿美元（主要集中于交通、服装和机械产业）。
2006年11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中非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当年峰会的主题是“友谊、和平、合作、发展”。超过5000人出席会议，包括48个非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和代表，以及包括联合国与非盟在内的24个国际组织与地区组织的代表。中国和非洲领导人就如何加深中非合作交换意见，并共同发布《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了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8项举措。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盛大规模和中国在非洲的踌躇满志，让非洲传统的合作伙伴不得不重新审视本国接触非洲的表现。尽管欧盟在2000年4月就在开罗举办了第一次自己的非洲峰会，但是后来难以为继。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让欧洲领导人感到惊讶，所以2007年里斯本又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欧盟-非洲峰会。由新兴行为体和复兴国家领衔的其他非洲峰会紧随其后。可想而知，非洲领导人奔走于世界各地，忙于应付各种旨在接触非洲的活动，这些活动让非洲领导人不得不从优先处理的国内事务中分散精力。此外他们还要参加一年两次的非盟峰会和常规的次地区性峰会，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大湖地区国际会议（ICGLR）、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以及东非共同体（EAC），这还不包括需要他们出席的联合国会议。
问题在于，这能否被理解为非洲崛起的信号，而世界各国也郑重地视非洲为重要的合作对象？抑或这仅仅反映的是“非洲所有即世界所求”的简单图景：快速增长的消费人口以及（至少迄今为止）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一个所有国家都虎视眈眈的巨大市场。这些峰会活动背后的本质意义究竟是什么？层出不穷的峰会反映了不断增加的对非经济接触，同时也是对非洲大陆一直以来与前殖民宗主国和西方过于亲密的多边机制的一种制衡表现。随着与非洲接触日益深入，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越来越接近。中国甚至是第一批为西非“埃博拉”疫情危机提供医疗援助的国家之一。
欧盟及其成员国仍然与非洲保持着最紧密、深入、广泛而复杂的关系。历史的阴影依然长期存在，有时候对这层关系还产生深刻的影响。尽管多年来在《洛美协定》的框架下，欧盟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简称“非加太国家”）有定期会议。然而，如前所述，第一次欧盟-非洲峰会于2000年在开罗召开，而第二次峰会则等了足足7年才在里斯本召开，直到这时才达成了指导双方未来关系的欧盟-非洲联合战略（Joint EU-Africa Strategy）。2014年的第四次欧盟-非洲峰会规模很大，有40名非洲国家首脑和20个欧洲国家政府首脑出席。2017年11月在阿比让举行的非洲-欧盟峰会的规模更大。欧洲对非洲移民的担忧和对非洲人口变化的关注，使得欧洲更加重视对非洲的战略，这进一步彰显了欧非峰会的重要性。
欧洲与非洲的经济关系持续发展，尽管不像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得十分迅速，但欧盟仍然是非洲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欧洲从非洲进口的重要一部分商品（约35%）是高附加值的食物、饮品和制造业产品，这说明欧洲已经不再简单地把非洲视作一个原材料来源地。对非贸易和投资与更为传统的欧盟发展合作相结合，总额达到30亿～40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欧盟成员国的双边项目从物质上帮助非洲大陆实现经济转型。
欧盟一直强调善治——包括法治和尊重人权——对营造稳定政治环境、推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欧盟对非盟援助的重要部分就用于实现这些目标。欧盟是支持非洲自主和平行动的最大资金供应方，也是一些非洲国家训练项目和保护性战略部署的提供者。在非盟索马里特派团（AMISON），在马里和萨赫勒地区，如今还在中非共和国，欧盟和非盟携手合作，与联合国一道打击恐怖分子，平息动乱并为非洲提供长期稳定的解决方案[3]。
不同国家追求不同的利益。当美国在2014年8月举办第一次美非领导人峰会时，美国俨然一副迎头追赶的态势。商业和反恐日渐成为影响合作关系的重要议题，而在此之前美国更关注人道主义。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如巴西、印度、韩国、土耳其——它们在非洲的利益主要还是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安理会改革的议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是从非洲的角度来看，若想获得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不管对方来自哪个国家都是欢迎的。对于每个合作伙伴来说，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将会使它们对非洲大陆的稳定性有更多利益诉求。这更可能要求联合国在支持非洲事务上持续扮演积极角色，深化与非盟、欧盟和美国的合作，并鼓励中国、印度、海湾国家、土耳其等在建立和平与稳定的非洲的过程中发挥优势作用。
二 反应举措（Mirrors）：亚非增长走廊
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召开的非洲开发银行年会上宣布与日本联手打造“亚非增长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AAGC），这被视为最近对中国参与非洲事务进程加深——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典型反应。和中国一样，印度对非贸易也经历了快速增长，贸易额从2005～2006年度的119亿美元增加至2015～2016年度的567亿美元。多边机制方面，2008年召开了首次印非论坛峰会（IAFS），至今印度政府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峰会（最近一次在2015年）。
“亚非增长走廊”的创新之处在于这是印、日、非之间的三边合作倡议。
日本与非洲保持着长期伙伴关系。最重要的倡议就是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该会议于1993年首次举办，而最近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于2016年8月在内罗毕举行。这是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第一次在非洲大陆举办，有32个非洲政府首脑参加，日本首相出席，逾18000名各界人士与会。[4]如前所述，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比其他任何一个非洲峰会的倡议都要早，而且它成立于冷战结束时期，在西方的非洲战略和经济利益相对下降的时候，该会议有助于国际社会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非洲发展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每五年召开一次，并与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非盟委员会保持合作。这使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有别于德里倡导的印非论坛，因为后者更多地关注双边关系，尽管印度在某些特定议题上也在尝试三边合作，例如与联合国共同推动非洲农业发展、安全与健康以及女性赋权问题。
三 印度与日本在非洲的三边关系
印度与日本之间关于非洲的对话始于2010年。[5]但直到印度总理莫迪2016年11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关于建设一条亚非发展走廊的设想才被提出来。在他们的共同声明中提出：“双方总理（首相）强调印度与日本在非洲合作的意义，两国愿通力协作，在培训与能力建设、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和交通等具体领域发掘更多的合作项目。”[6]为此，他们也表达了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推进亚非产业走廊和产业网络的建设。2017年6月，在印度举行的非洲开发银行年会上，印度公布了一份关于“亚非增长走廊”的愿景文件[7]。印度与日本官员认为“走廊”的主要目标在于提高亚洲与非洲的互联互通水平。“走廊”的建设着重于四个方面：发展合作项目、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对接、提高技术、人文交流。发展合作的优先领域包括农业、医疗、技术与防灾。[8]
印度和日本提出有关“亚非增长走廊”的声明，表明它们对如何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并不感兴趣。印度智库专家鲁吉塔·贝里（RuchitaBeri）写道：“‘亚非增长走廊’很好地结合了印度在人力资源发展与能力建设方面的特长和日本在地区输送高质量基础设施的目标。”[9]
印度与日本在海洋战略目标上有共同之处，但“亚非增长走廊”倡议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抗衡中国的野心。日本已经表示准备投入300亿美元用于“亚非增长走廊”建设，印度则表示将投入约100亿美元，然而这与“一带一路”建设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印度和日本的一些智库分析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表示担忧。一则演讲这样表述：“印度身处这片广袤而人口众多的地区中央，却受到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冲击。”[10]
印度官员担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会产生地区甚至全球影响效应，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增强，并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上。总计有64个国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伙伴，其中57个国家参加了2017年5月14～15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36个处于环印度洋地区（也是印度的主要关注区域）的国家中，15个国家是指定合作伙伴并派出高级代表参加高峰论坛，其余印度洋地区国家中，除了印度和阿曼，也均参加了会议。
这种针对中国的担忧使印度加强了对环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合作与影响力。印度将原来的“东向”政策（Look East）转化为“东进”政策（Act East），并重视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它还把重点放在面向西印度洋国家的“地区全面安全与增长”（SAGAR）战略上，“亚非增长走廊”则是另一个例证。
“亚非增长走廊”旨在通过再次联通“古代海洋网络”并建立连接非洲与亚洲经济体的全新海洋走廊来创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一带一路”倡议和“亚非增长走廊”都强调其对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关注，但“亚非增长走廊”的重点是印度和日本在参与非洲事务方面的相对优势领域，例如医疗药品和农产品加工。与“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亚非增长走廊”并无陆地走廊，也并不关注亚欧大陆。“亚非增长走廊”声称其更具包容性，但这些设想更多地仅停留在纸上。[11]
东非和西印度洋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竞争的重点区域。这里是亚非贸易潜在的地缘要塞，并且是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关注的国家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及和吉布提，而“亚非增长走廊”计划者的关注对象则囊括了从索马里到南非的整个海岸线。尽管存在竞争，两个倡议仍然可以相互补充。“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关注与贸易相关的基建项目以及与基建发展相关的商品交易，而“亚非增长走廊”从规划上来看则强调人力资本的培养。日本自身也并不是没有寻求基础设施交易机会，但是发现其价格竞争力实在难敌中国。
四 “珍珠链战略”？[12]
塞舌尔外交部长让-保罗·亚当在2011年12月宣布塞舌尔邀请中国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时，印度、美国和中国台湾的政策分析家纷纷表示这就是中国通过建立海军基地来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的又一力证。实际上亚当的发言被误读了（因为翻译的问题）。但是塞舌尔因为这种国际上的不安情绪得以吸引到重要的新资源。
我们应该仔细想想，“珍珠链战略”这一概念到底从何而来。它并不是中国发明的，也不是印度的战略概念，尽管一些新德里政策圈人士对这个概念情有独钟。实际上，它第一次出现是在2005年《亚洲能源的未来》这份报告里。这份报告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咨询公司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呈递给美国国防部长的文件。
美国在过去十年里不断鼓励印度发展其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因为美国发现自己的海军部署扩张过度，而印度则可以作为抗衡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地区力量。五角大楼在2010年的《四年防卫评估报告》中表示，欢迎印度成为“一个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多影响力的角色”，包括在印度洋。也许美国正在鼓动着印度的妄想，这是因为美国想找一个替它分摊负担的伙伴？中国的确在过去十年发展了横跨印度洋的政治和经贸利益，包括与巴基斯坦走得越来越近，并在瓜达尔建立了港口。然而，纵观印度洋至非洲沿岸一带，印度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里仅仅视毛里求斯为战略合作伙伴，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在过去几年里，印度与塞舌尔、南非、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加强了在安全和外交方面的合作。印度海军领导们强调中国在印度洋的意图以说服其国家的政治家为扩张海军力量提供更多的资源。当前，印度将现代化海军建设视作重新调整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支撑，以服务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与外交利益。
2004年印度发布的《海洋学说》构建了该国在印度洋的政策。该文件断言，所有“本世纪的大国都将在印度洋地区寻求一席之地”，并构想了一幅雄心勃勃的海军布局，势力范围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马六甲海峡。该文件还尤为关注印度洋入海口的要塞区域，例如莫桑比克海峡。根据《海洋学说》，“控制要塞对在国际权力竞争中获得谈判筹码至关重要，现在的军事权力仍然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2009年8月更新的《海洋学说》囊括了新的海军警务行动，包括反恐和打击海盗。为了监视莫桑比克海峡要塞沿线的航运动向，印度于2007在马达加斯加北部开设了第二个军事监听站。印度还一直与毛里求斯政府讨论，计划租借毛方的阿加莱加群岛，表面上是建设一个高端旅游度假区，实质上可以为印度巡航机提供机场。类似的商讨也在与塞舌尔展开，以期租赁塞舌尔的阿桑普申岛。2009年8月，作为战略的一部分，印度与马尔代夫达成协议，建立一个由26架雷达组成的网络和一个机场以便监视马尔代夫专属经济区上空的飞行情况。印度海军规划者认为，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的军事存在和留尼旺的法国海军基地，都是印度的有力支撑。自2001年以来，印度每年都与法国进行联合海军演习。
印度洋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安全的意义重大。印度大部分的贸易是通过海运，近89%的石油是通过海洋运输送到印度。印度对石油的依赖大约占其能源需求的33%，其中65%的石油是进口的。印度的煤炭进口量也将大幅增加。避免破坏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对印度经济至关重要。印度的决策者认识到他们不能“与中国硬碰硬”，所以需要寻求双边联盟，加强海洋域权意识，并建立行动网络。加强印度洋小岛国的安全保障是这一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国在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的商业和外交努力让德里官员甚为担忧。印度对于中国主席胡锦涛在2007年的非洲八国之旅中把塞舌尔作为最后一站十分警惕。中国似乎并不在意印度的敏感，2009年2月，胡锦涛的非洲四国之旅仍将毛里求斯作为终点站。
在这个多极世界里，非洲国家也希望吸引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贷款和援助。印度洋地区一个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曾说：“我们受益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良性竞争，它让我们能够达成更有利的协议和谈判。”商贸和外交关系多样化，这显然是毛里求斯和塞舌尔正在努力的方向。即便如此，印度仍会是毛里求斯最强大的经济和商业合作伙伴。同样，毛里求斯一直强调对于其发展，“印度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两国关系特别密切，因为毛里求斯有68%的人口来自印度。毛里求斯还是印度最大的离岸投资国，在印度的累计外资流入总额中占43%。
印度海军在印度洋的利益日益增长，其中打击海盗和反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索马里海盗的频繁骚扰使附近水域成为全球航运最危险的地区，而印度船只也不能幸免。印度海军自2008年年底在该地区部署了一艘军舰。索马里海盗在印度西南海岸威胁船只运输，致使印度海军于2010年12月启动了“孤岛行动”，以对印度水域进行密集巡逻。2008年起，中国也在亚丁湾部署了两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以打击海盗。中国海军的部署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如何为该国在印度洋航行船只提供后勤支持的争论。
阿曼的塞拉莱已经是中国定期的供应港口，但塞舌尔外交部长2011年12月宣布，中国正在寻求国防补给设施，这也表明中国需要正式的物流支持服务于其在印度洋的海军。所以尽管存在竞争，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计划建设任何美国或法国式的基地以实现所谓的“珍珠链战略”，让中国海军设施部署从华南横跨印度洋。2017年，中国决定加入其他国家（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等）在吉布提建立供应基地。这些策略看起来是善意的，它们寻求的是达成允许获得补给设施的协议。中国海军对非洲港口的访问于2002年结束，但在反海盗行动后又重新开始。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基地以及法国和印度仍然是印度洋上的主要海军势力。
海盗和国际恐怖主义才是重大的战略问题，而非中国的崛起。处理这些问题需要合作而不是竞争。印度洋为成功地合作提供了充分机会，美国海军和中国海军在反海盗行动中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不应该担心中国在塞舌尔寻求海军补给设施——因为在印度洋避免破坏国际航运航道符合所有相关国的经济利益。
印度与中国已经开始合作了。两国在全球论坛上就贸易和气候变化以及打击索马里海盗等问题开展合作。印度和中国也进行初步的联合军事和海军演习，印度还参与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合作，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
结语
本文展示了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非洲快速加强合作的努力，这种努力突出体现在对既有倡议（例如日本牵头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学习上。这也使其他国家进一步思考非洲及其战略价值对各自的利益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信号，也是国际关系正常化的反映，非洲可以在其中发挥更强大的主体性作用——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如果非洲国家能够保证本国的稳定和经济开放，资金就唾手可得。外部世界不想控制非洲，相反，外部世界希望非洲能够控制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寻求适合非洲的答案。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在非洲的竞争也愈加激烈，非洲的领袖们也需要更加具备战略眼光，努力探索从这些竞争关系中能获得什么。我们在西印度洋看到，无论是塞舌尔还是毛里求斯都在印度和中国的竞争中利用自身优势发挥杠杆影响。非洲国家应该通过以往经验，学习如何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引导那些相互竞争的提案，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日本的“亚非经济增长走廊”。这些构想也许能为非洲长期发展创造双赢的局面。
[1] 阿历克斯·瓦因（Alex Vine），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非洲项目负责人；区域研究与国际法研究室主任。罗楠，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
[2] “Uniqueness of TICAD”，http：//www.mofa.go.jp/af/af1/page22e_000767.html.
[3] Nicholas Westcott，“Africa’s Choice of Partners”，The World Today，Volume 70，Number 5，October 2014.
[4] “As Conference Wraps up，Japan，African Leaders vow to Fight Terrorism，Stress Rules-based Maritime Order”，Japan Times，August 29，2016，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6/08/29/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nairobi-declaration-japan-african-nations-vow-fight-terrorism-stress-rule-based-maritime-order/#.W1olsVMnY5p.
[5] 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Second India Africa Dialogue on Africa”，June 16，2011，http：//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539/Second+IndiaJapan+Dialogue+on+Africa.
[6] 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Japan”，November 11，2016，http：//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an+Joint+Statement+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Japan.
[7] 该愿景文件由印度和日本智库共同准备，包括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RIS）、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所（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ERIA）以及经济发展研究所-日本对外贸易组织（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IDE-JETRO），并且“咨询了其他亚非地区智库”——考虑到非洲智库在里面的作用不大，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8] “Asian Africa Growth Corridor（AAGC）：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Vision Document”，http：//www.eria.org/Asia-Africa-Growth-Corridor-Vision-Document.pdf.
[9] Ruchita Beri，“India’s New Initiative in Africa：The 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IDSA Comment，13 June 2017，https：//idsa.in/idsacomments/indias-new-initiative-in-africa-asia-africa-growth-corridor_rberi_130617.
[10] Neelam Deo，“An Assessment of Chinese Presence and Initiative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Gateway House，17 August 2017，http：//www.gatewayhouse.in/events/an-assessment-of-chinese-presence-and-initiatives-in-the-indian-ocean-region/.
[11] Mandira Bagwandeen，“Making a Play for Africa：China，India and Japan Compete for the Continent’s Favour”，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Commentary，15 September 2017，http：//www0.sun.ac.za/ccs/wp-content/uploads/2017/09/CCS_Commentary_Japan-and-India-in-Africa_15SEP2017.pdf.
[12] Alex Vines，“India：Mesmerised by Chinese String of Pearls Theory”，The World Today，February/March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