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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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2018年,是伟大革命家、思想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大路奉献给远方,白云奉献给蓝天……”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拿什么奉献给马克思,用什么纪念改变世界的《共产党宣言》,思考中,我们选择了撰写《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016年,东北大学党委书记熊晓梅教授送我一本《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并指示我好好研究一下。这是一本京沪青年学者直面“中国问题”,深入理性思考而成的论著。一看这部论著的标题,在我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就是“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天下为公”,不正激荡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吗?

从西方到东方、从传统到现代、从理念到实践,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超越民族、国家、区域,超越一国之利和一己之私,站在人类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贡献“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中国理念”,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话语”,这一话语自提出以来逐渐受到世界青睐,2017年被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决议,已经和正在成为各国人民共同的“世界话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包含着理念和实践的双重意蕴,既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意识,表现为平等权力观、正确义利观、整体安全观、新型文明观、绿色生态观的有机统一体,又表现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合作机制、推进新型大国外交的具体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进行时,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逐渐增多,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呈现出多重视角,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个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具体、生动、鲜活的形象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正在改变着世界。

而要探究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什么,就需要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深入而不是肤浅地、全面而不是零碎地、哲学而不是常识地考察,这就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从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从马克思实现人的解放的价值追求出发,从马克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使命出发,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世界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语境,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结果是世界各国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共同体,资本逻辑是推动和维持这一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建立在人类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世界各国命运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想,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事实的理论自觉,但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没有成为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文明新纪元,从人类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现代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方向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充分利用资本,发挥资本的作用,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力。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的探讨和把握提供了研究的一条主线,本书围绕这条主线,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民族与世界的辩证统一中全面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该往何处去”历史课题的时代答案进行全面解读。

毫无疑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境遇是人类社会面临共同危机和挑战。习近平指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1]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矛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为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创造条件。

经济全球化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背景,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资本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进而带来一个“西化的世界”,一个带着“血和肮脏”的世界,一个充满“冲突和对抗”的世界,如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反全球化浪潮升温,普遍出现“自顾”“内顾”倾向,无益于人类社会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引领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促进资本、技术、人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全面升级的过程中开辟一个包容的时代。在政治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使国际秩序更好地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协调冲突,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向建设者和引领者转变,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从外交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从区域走向世界,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人类社会孕育了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裂的古文明,与其所具有的包容特质关系密切,在与世界文明进行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始终尊重文明差异,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指出:“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2]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超越了“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人类文明交流的“新范式”,从而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目标,在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挫折与低谷之后,重新绽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重新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站在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和立场上,所以共产党人不可能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上,必然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致力于人类的共同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3]2017年11月底,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擘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呼吁各国人民和政党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有机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总结升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直面现实,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价值、两种文明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指明了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认两种制度的差异,命运共同不等于制度共同,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先进性的消解,而是在两者并存的阶段,既尊重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和历史创造,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和优越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公有、共享、和谐、包容特质,主动作为,推动人类社会整体向前进步和发展,致力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未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类大同社会的美好设想,蕴含着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世界大同的理念,这一理念正在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的推进而逐渐成为现实,以实现“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4]的良好愿景。从19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从欧洲到中国,从马克思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没有现成的建构模式,必然面临不断变化的时代课题,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也将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