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文学：审美与历史视域

第一章
文化结构、现代性：文学的位置

一

迄今为止，文学理论尚未提供一个成熟且公认的体系。众多或强或弱的震荡时常破坏了理论架构的合拢与完成。文学是什么？这种语言产品具有什么意义？追根溯源，一些基本问题迟迟无法定论。传统的观念遭到废弃，一切论述重新开始。周而复始的循环让人觉得，构造文学理论体系犹如西西弗斯的苦役。当然，众多震荡并未消弭于无形，种种著名命题作为震荡的标记与遗迹陈列于文学批评史——从“诗言志”“诗缘情”到“人的文学”“工农兵文学”，或者，从“模仿说”“浪漫主义”“文学是白日梦”到后现代的“跨越边界，填平鸿沟”。纵览文学批评史著作洋洋大观的目录，我试图追问的是——这一份目录的延展是否存在终点？换言之，是否存在标准的终极版文学理论作为所有思考的归宿？这个问题决定如何设想每一个著名命题的意义。如果终极版文学理论如同一份高悬的蓝图，那么，所有的命题毋宁是相互补充与合作。尽管这些命题的内涵可能相互修正甚至相互批驳，但是，它们的共同使命是填充这一份蓝图的众多局部。反之，如果终极版文学理论仅仅是一个幻觉，那么，人们必须重新设想这些命题的来源及其彼此关系。

通常，人们往往在两种意义上构思终极版文学理论的存在依据。首先，文学理论作为某种形而上学观念——例如“道”，或者“理式”——的附件。哲学论证了某种本体论之后，文学理论不仅必须抵达逻辑指定的位置报到，并且根据本体论的指示设想文学的性质。然而，由于形而上学的衰退，这种终极版文学理论已经基本悬搁。另一种终极版文学理论拟定，文学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或者公理，文学理论的职能是绘制出文学的完整图像，如同化学绘制出元素周期表，或者生物学绘制出人类基因组图谱。目前为止，这种前提无法成立。古往今来，文学领域的边界始终游移不定，一个完整的图像始终阙如。另一些理论试图提纲挈领地概括某种文学的“本质”，从而展示一种普遍意义的文学。美、人性、语言、现实的镜子无不曾经作为“本质”的命名。然而，这些概括往往很快失效，文学的变异与例外如同不羁的顽童迅速地逃出了“本质”的覆盖区域。

如果说，终极版文学理论必须包含理论形态的示范，那么，理论表述的标准远未达成共识。黑格尔式的理论家显然热衷于庞大体系，征集众多概念范畴构筑巍峨的理论宫殿。他们甚至觉得，缺乏思辨几乎无法称之为“理论”。相对地说，另一些理论家钟情于犀利而机智的三言两语，例如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钱锺书对于那些巍峨的理论宫殿敬而远之。在他看来，理论宫殿之中可资利用的仅仅是少量的建筑材料：“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1尽管三言两语显现的理论含量十分稀薄，然而，这并非肯定理论宫殿的充足理由。正如人们时常见到的那样，时代舞台转换之后，众多理论命题一夜之间迅速地过时，貌似坚固的庞大体系不知不觉地瘫痪和解体。

现在可以重新聚焦一个熟悉的名词：时代。所谓的时代远非单纯的时间刻度，文化坐标赋予时代舞台独特而丰盛的历史内容，甚至提供时代的特殊标识。文学理论的种种普遍范畴显出了历史文化的印记。例如，“正是在十八世纪期间，美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丧失其超验特性而最终成为纯粹历史范畴的过程”2。按照这种观念，一种文学理论命题不仅来自某一个天才理论家的灵感，同时还是那个时代历史文化的作品。历史文化不仅隐含了构思那些理论命题的动机、思想材料和路径，同时还提供了辩论的对手以及评判机制。总之，置身于特殊的时代，诸多哲学、道德、语言学或者心理学、社会学的观念簇拥于文学理论周围，彼此协调，相互论证。孔子对于诗的阐释或者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考察已经与现今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距，然而，他们的观点曾经协调地组织在先秦或者古希腊的知识体系之中，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构成一个互动的整体。

文学理论必须接受文学的约束。一方面，文学理论负责描述文学的诸种构成元素，例如情节、人物、意象，乃至节奏、押韵、隐喻，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广泛地阐释文学的种种功能及其意义，从社会历史的再现、精神抚慰以及象征性满足到道德教化、意识形态规训。如果说，文学的构成元素相对稳定，那么，文学的功能及其意义可以持续地扩展。“文化研究”的某些考察延伸至另一些学科的版图，甚至远离文学研究的传统关注范围，以至于被形容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当然，这并不是企图将文学改造为社会学、经济学或者历史学，而是转借另一些学科的视野重审文学，挖掘乃至赋予文学种种内涵。许多时候，文学理论的合作伙伴显现出清晰的时代表征。《文心雕龙》的“原道”“宗经”“征圣”表明，儒家文化已经赢得了正统的位置，魏晋时期近体诗的格律与音韵学研究、“四声八病”的提出以及佛经翻译存在密切联系，《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宋人谈禅说佛的风气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精神分析学与结构主义的文学观念只能诞生于20世纪，弗洛伊德主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均是20世纪之初的理论产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共时的文化氛围之中，文学理论与周边诸多学科合作的紧密程度往往超过了与文学之间的相互认证。

所谓的“合作”包含激烈的争辩。对于文学的功能及其意义，哲学、伦理道德或者经济学、社会学可能形成远为不同的期待与衡量标准，甚至一个学科内部也可能产生严重分歧。例如，弗洛伊德主义的文学观念曾经遭受道德卫士的强烈憎恶，“性”的主题长期与可耻的言行联系在一起。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共同关注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呼应关系，然而，不同的社会主张与意识形态曾经在这个学派内部制造了强烈的对立观念。我想指出的是，争辩、分歧与对立至少显示出一个时代共同聚焦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诸多观念围绕的轴心，一个时代的文化结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化结构很大程度地源于文化传统与知识体系复杂而隐形的配置，哲学、伦理道德、经济学、社会学等各司其职，共同决定关注什么，忽略什么，如何形成认识经验，如何考察以及如何评判。许多时候，这一切均被赋予相似的时代风格。

聚焦文学理论的时候，我更愿意将熟悉的“时代”一词置换为“文化结构”。一些著名的理论家意识到文化结构的存在，他们曾经给予不同的理论命名，例如福柯的“认识型”，即“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les configurations），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认识型构建了认识的秩序，这些秩序“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物相互间遭遇的方式的隐蔽网络”。3相对地说，库恩的“范式”集中于科学史范畴：“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4依据不同的文化要素组织以及兴趣范围，理论家心目中文化结构覆盖的历史段落、空间范围或者处理的内容不尽相同，同时，一种文化结构向另一种文化结构转换的原因、形式存在不同的解释，然而，他们对于文化结构的存在以及功能逐渐形成了相近的观念。

指出文化结构的存在是试图修正学术图景的通常绘制：文学批评史著作目录的持续延展并非由于终极版文学理论形成的强大诱惑——持续不断的命题并非铺设抵达终极版文学理论的台阶。催生一种理论命题的深层动力来自社会历史的剧烈演变，演变酿成的种种新型时代主题逐渐进入并且压缩于文化结构内部，继而以专业知识的形式渗透各个学科。尽管哲学、伦理道德或者经济学、社会学可能显现出远为不同的学术语言，但是，这些表述往往或显或隐地呼应时代主题。这种描述削弱了文学批评史叙述所遵从的“连续性”，更多地考虑时代之间的文化转折、文化冲突以及中断与衔接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以在学术图景的绘制之中划出纵横两轴。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目录依次陈列于时间的纵轴，然而，每一个理论命题的诞生与成熟委托给时代的横轴——社会历史的演变、诸多学科的彼此影响、种种观念的声援或者争辩无不沿着时代的横轴传递到这些理论命题。这种想象显然简化了学术图景内部的纷杂线索，然而，我的期待是显现隐藏于学术图景内部的时代文化结构。相对于学术谱系的纵向接续，文化结构形成的空间往往遭到了忽略。我对后者的兴趣时常超过了前者：

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许多人习惯地转向了古老的学科史。“起源神话”导致历时性谱系考察的盛行。人们热衷于以追根溯源的方式论证一个学科当今的文化功能。这种观念相信，一个学科存在的真正依据完整地显现于最初的起源，后续的发展往往遮蔽了纯正的本真，甚至迷途不返；然而，我更为倾向于描述，一个学科如何置身于共时的文化结构空间，并且在文化结构多重压力的敦促之下不断地从事自我调整。具体地说，文学理论即是在紧张的对话关系之中显示了聚焦的范围和对象。5

这个意义上，我力图收缩论述的半径——我力图集中考察的问题是，现今的文学理论置身于何种性质的文化结构，遭遇哪些特殊的问题？这时，“现代性”概念赫然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