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1]新时代新征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理论逻辑
从现代化业已形成的阶段论、模式论、动力论的理论共识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理论逻辑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主线。
（一）从现代化阶段论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2]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意味着我国已经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化步入发展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表现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也正是我国向现代化发达国家“冲刺”的阶段。
在这个“冲刺”阶段，我国经济需要跨越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关键节点，一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在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基于潜在增长率预测，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需要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寻求相应的新发展路径和现代化战略。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则是与这个新发展阶段相适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在这个新发展阶段，中国经过了“富起来”阶段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无论是从生产供给角度看，还是从14亿人巨大的市场潜力看，都具备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核心技术受限、内需亟待开拓等弊端日益明显，与新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加快构建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路径的必然选择。
（二）从现代化模式论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突破核心技术“依附性”的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
我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根据自身社会、经济、自然和历史文化条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经济现代化模式。
要调动、发挥“后发优势”，除了要广泛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汲取其教训外，同时更需要基于自身发展禀赋进行创新，在现代化模式上有所突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已经表明，中国成功利用了后发优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但是，后发国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也难免会存在“后发劣势”。因为后发国家虽然利用了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但也会产生对先进国家技术、贸易和资本等方面的“依附关系”。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后发国家的全球生产分工地位往往也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在先进国家确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和支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当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国际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以后，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可能会发生全面贸易摩擦，从而制约后发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创新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虽然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研发人员投入第一大国、经费投入第二大国，但是以“工业四基”为代表的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亟待提升，存在大量“卡脖子”技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赖于国外。这种核心技术“依附性”如果不能有效突破，将直接制约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推进。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以及经济全球化逆流背景下，更加凸显了这种核心技术“依附性”突破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3]，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立足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寻求突破核心技术“依附性”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低成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扬弃。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忽视对外开放，而是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
（三）从现代化动力论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围绕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的经济现代化战略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现代化是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驱动和基础。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把经济发展完全对等为经济现代化过程，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推动从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无疑是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同时也是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战略部署。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词是“经济循环”。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个基于经济分工和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社会再生产过程描述为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还给出了产业资本循环从货币转换为商品、从购买商品到生产出新商品、从新商品再转换为货币的三个过程和公式。从经济循环角度来刻画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抓住了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则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从而连续不断地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也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要求。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因素，既有供给侧结构性因素，也有需求侧内需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问题，还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不确定不稳定明显加大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和政策上实现——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来扩大对供给的有效需求；寻求经济增长动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上的内外平衡，使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寻求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的统筹平衡，实现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产业体系和区域布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现代化战略角度看，其理论逻辑基础在于大国工业化的特性。库茨涅兹指出，在同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下，大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占比份额比较大；钱纳里等认为，虽然大国和小国在发展格局上可以归结出许多不同，但大国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特征是由于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巨大，可以体现出更多的内向化倾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具有庞大的人口，但由于人均收入很低，还不能说具备了庞大的市场容量，那时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采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具有其合理性。现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具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无疑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市场，再加之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和，在这样的供需条件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就十分合乎逻辑。当然，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忽视国际循环，而是要求国际循环要基于新的发展阶段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促进形成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格局。
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明确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1.8亿户经营主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世界级港口群……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利用发挥、巩固增强我国市场资源的巨大优势。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虽然我国国内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仍存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市场竞争不充分、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运行效率不高、监管方式有待创新等问题。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也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的大市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客观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必须持续破除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门槛。比如，一些地方要求企业获得政府扶持资金后不得迁离，项目招投标优先选择本地企业，政府采购优先使用本地产品和服务……坚决破除这些地方保护主义，各地区就要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让“小局”服从于“大局”和“全局”。
市场的强大，不仅体现在规模上，也体现在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等方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于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加快推动社会信用建设法出台，优化标准供给结构、强化政府制定标准管理……一系列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则正在加快建立，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市场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的大市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畅通经济循环的“血管”，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回顾过去，我国在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全国土地二级市场线上交易服务平台已经正式开通运行，统一失业保险转移办理流程工作提前完成，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硬件系统已经实现互联互通。展望未来，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物尽其流、人尽其才、资尽其用、数据共享，一个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流通体制完善、内需体系完整的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简单的全国范围交易场所，而是一个包含各类生产要素和商品，涵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领域的有机统一的复杂循环系统。基于此，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协同发力，才能有效推进完善流通体制。同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让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让公共消费更好带动居民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内需潜力都将进一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是面向全球、充分开放的大市场。我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将惠及国内外经营主体和全球消费者，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更强大动能。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阻力和分割，努力建设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底层支撑，增添助力。
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国“一盘棋”，以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显著增强。地区比较优势发挥更加充分，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持续缩小；动力源地区引擎作用不断增强，发挥出全国经济压舱石、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作用；特殊类型地区实现振兴发展，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达成度提升较为显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迈向新征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许多新变化新趋势：一是区域经济向着一体化转变。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将由增长极引领逐步转变为城市群和经济带引领，并向网络化的空间形态演变。二是城市群发挥区域经济支点作用。不同“梯度”的城市群将会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发展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属于“优化提升”范围，相对有潜力、发展初见雏形的城市群未来需要的是“发展壮大”，而一些刚起步的城市群则在“培育发展”之列。三是区域经济发展机制转向高质量。区域经济发展将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逐步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持续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不断引领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四是区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继续实行战略性调整，发达地区由以工业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转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融合得到加强，并发挥各自作用共同推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和动能转换。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为“三大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南北方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其中，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差距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差距，也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解决其差距扩大问题已经到了关键的窗口期；南北方差距的变化则不是某一省份自身造成的，而是区域发展大环境存在客观差异；城乡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医疗等方面差距。
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当切实做好“发挥四种作用，抓住一个契机和一个根本”。
一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基础支撑作用。充分依托全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和各地巨大市场潜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重大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跃升，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要发挥城市化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加快发达地区全域城镇化等举措，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增添活力。
三要发挥科技创新的第一动力作用。坚持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创新文化为基础构建创新型城市，集聚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资源，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要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提升作用。充分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在区域经济各领域的广泛应用，重塑区域经济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五要抓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契机。坚持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内需发展动力，依托我国优越的地理优势和发达的交通条件，发挥各地优势，深化分工协作，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六要抓住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向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构建人的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格局
我国要建设的现代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与方向，是努力实现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更要二者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天性弊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增强文化自信、将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更高水平，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指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5]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会有正确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决定了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应看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是最活跃、最具创造性的因素，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文明的发展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统一的，人的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相互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这也是我们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道理所在。
回首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准中国式现代化前进方向，驰而不息走好自己的路；展望未来，我们要继续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宏愿而不懈奋斗。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必须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推动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建设齐头并进。特别要看到，在国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增长低迷态势仍在延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在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不同思想文化、不同道德观念、不同价值取向的碰撞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这些都要求我们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出发，继续深化对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行动自觉。
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构建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新格局
着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寻求包容性增长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一，加快技术进步，为绿色转型注入动力。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动力。绿色技术进步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技术改造，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二是绿色技术不断催生新产业和新业态，推动绿色产业化发展。从产业绿色化方向看，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可以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促进标准化生产方式向个性化、差异化、绿色化生产方式转变，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进一步激发企业生产的内在活力和创造性，提高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和推动绿色发展。同时，绿色技术进步可以推动企业内部流程再造，提高产业运行效率。利用绿色技术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各个方面进行绿色化改造，更加注重全要素一体化、精细化环境综合治理，促进生产过程绿色化，进而推动绿色发展前沿技术与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实现产业结构向绿色发展优化升级。从绿色产业化方向看，绿色技术依靠其具有的高创新性和强渗透性，可以形成一批绿色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绿色技术的市场化应用将有利于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行业间或行业内，绿色技术作为新的纽带，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上下游的重组融合速度，形成新的生产门类和部门，进一步扩大产业外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体而言，推进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要提高绿色技术供给能力，进一步提高绿色技术研发能力，特别是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解决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科技支撑不足问题，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等科技攻关，支持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此外，还要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第二，深化制度创新，为绿色转型提供保障。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当前，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大趋势，很多国家都围绕推动绿色发展建立绿色制度创新、绿色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政策体系，以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加快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国坚持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全面建设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需要夯实绿色发展制度保障，大力破除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加快建立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比较完善的政策、标准、市场和监管体系，以驱动技术路线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发展方式创新，建立支撑绿色发展的技术体系、现代产业集群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而言，深化制度创新要着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二是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加强绿色产业政策、绿色技术创新支持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等的协调性，提升绿色政策体系对企业绿色发展行为的导向、促进和调控作用。三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用水权交易市场，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推动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
第三，培育市场需求，为绿色转型创造条件。倡导绿色消费，是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从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看，以绿色需求为导向，能够更大程度地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引导和推动企业进行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随着公民环保意识日益增强，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绿色安全等高品质产品的消费需求，需要大力提升产业体系绿色发展水平。绿色新兴产业与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相契合，在满足新的多样化绿色消费需求的同时，能够刺激新的绿色生产与潜在的绿色需求。符合需求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及其推广应用会改变原有市场要素的相对价格与投入结构，改变产业内和产业间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使得生产要素在产业结构变动中得到更有效的配置，进一步促进绿色产业化和产业绿色化。在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定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要加强绿色消费、绿色投资等方面的需求导向作用，让需求更好地引领和优化供给，让供给更好地服务扩大需求，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持续完善企业绿色发展的营商环境。从实践角度看，消费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性动因，要进一步引导形成对绿色消费的广泛社会认同，通过增强全民绿色消费理念、生态环保意识，让绿色低碳消费成为全民风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构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展新格局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始终伴随着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其有效保障和有力支持；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有利国际环境的主动战略塑造，更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宏阔世界眼光和强大道义力量。
（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全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充分的科学依据。尽管当今世界仍存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人类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但从大局、主流、根本趋势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都必须顺应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而当今中国虽正处在历史上发展最为快速、变革最为深刻的新时期，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摆在面前，发展依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这就要求中国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从而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友好的周边环境。
（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理念。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认知，而且阐明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是尊重历史规律的正确选择。
以中国的和平发展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始终坚持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实保障。强大的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实现和平发展的力量支撑。只有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才能使我国具有越来越强的把握和平发展主动权的战略能力。
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条件。要使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就必须要求其他国家与我们相向而行，只有这样，各国才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和平发展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我们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也要倡导其他国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各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使和平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政策取向。
（三）着眼于和平发展的内在要求，正确处理影响和平发展的若干重大关系，确立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坚持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与促进各国共同利益的有机统一。中国向全世界郑重承诺，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的和平发展建立在同各国合作的基础之上，追求的是世界持久和平与各国共同发展。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因此，我们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不断扩大与各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深化与各国利益融合，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更好地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更多地结合起来，从而为我国和平发展开辟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二是坚持独立自主与互利共赢的有机统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又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一方面，我们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处理国际事务，都要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参加国际竞争与合作。
三是坚持硬实力建设与软实力建设的有机统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需要坚强的硬实力作后盾，也需要深厚的软实力作支撑。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自然资源等）、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指的是精神力量，包括文化力、外交力等，是文化和理念等的影响力、竞争力。硬实力与软实力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须把硬实力建设与软实力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硬实力与软实力协调发展，在增强我国硬实力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软实力，切实用中国独具特色和魅力的软实力来赢得中国的世界话语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