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讲述了在过去60年里我如何重塑经济理论的历程。起初，我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翰·希克斯所提出的就业理论纳入微观经济学基础。在这期间，我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取代了约瑟夫·熊彼特和罗伯特·索洛的增长理论。这个新理论表明，创新和工作满意度主要来源于经济活动中大范围的大众活力。
同时，这本书的内容也涵盖了我在经济理论学家职业生涯中的个人经历：竞争激烈的对手、相互碰撞的观点、低估我的老师和我有幸接触过的伟大人物。更重要的是，书中还记录了我断然告别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流观点的历程。更为关键的是，我也断然告别了人们对于工作和生活本身的普遍看法。这些新构想令我感到满足。
对我而言，知识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发现新思想和发挥创造力的兴奋感，而不仅仅是测试或应用他人的模型。我成了一名理论家，最初投身于前几十年备受关注的厚重理论的研究中。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过去所有的理论工作都是构建在其他几位理论家的突破性成果之上的。我一直在构思新的元素来支持或丰富他人的基本理论，而不是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独立理论。幸运的是，一种关于现代社会经济的新视角在我心中涌现，引领我在接下来的10年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并重新审视和理解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
我早期的研究始于我在耶鲁大学考尔斯基金会、兰德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前6年中接触到的一些概念和发现：（储蓄）黄金法则、公共债务的危害，以及投资资本的“风险”效应。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工作的另外6年时间里，凯恩斯工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均衡失业水平（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自然率假说”）在概念方面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所有这些内容都属于标准经济学的范畴，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先是在斯坦福大学的CASBS（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任职，随后在纽约度过了一段时间，不久之后来到我目前的归宿哥伦比亚大学，我开始远离现有经济理论的中心焦点。在CASBS，针对20世纪60年代女性和黑人群体所表达的不满情绪，我撰写了一篇有关“统计性歧视”的文章。在纽约，我有幸与大学里和社会中的哲学家、知识分子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我组织了一场由利他主义实践方面的领军人物参加的跨学科会议，并在芝加哥法学院的攻击下为其辩护。随着我对社会和道德主题的思考日益深入，我的视野也在拓宽。
在CASBS工作期间，隔壁办公室的约翰·罗尔斯对我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经济正义理念促使我撰写了一篇论文，以研究实现罗尔斯经济正义所需的税收结构。在罗尔斯的著作和我的论文发表之后，社会对最弱势劳动者的忽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甚至成为我首要关注的问题。经济正义的概念以及种族和性别平等的观念成为社会思想和政策讨论中的新力量。
我在CASBS开始撰写这本书，在书中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吸引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样他们就能体验到参与社会核心项目（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尊重感和满足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西方的观点，在罗尔斯的伟大著作中也有所体现。）大约30年后，人们愈加意识到工作体验及其深刻的重要性，即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这将对我的工作产生深刻影响。
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了其他争论和进展。我挑战了其中一种新的说法，即一个国家对总需求的刺激会波及贸易伙伴（“水涨船高”）的观点。我被凯恩斯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之间关于经济繁荣与萧条主要是由“结构性”力量驱动还是由“总需求”变化驱动的反复争论吸引。苏联解体后，我应邀参加了随之而来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意大利经济停滞不前的时期，我又应邀分析了意大利经济中“企业和包容”方面的不足。
在那些年里，我被人们记住的主要贡献包括现实经济中的预期可能会偏离目标的论点，以及通过就业补贴提高最底层劳动力工资标准的论点，这些与我在新世纪所培养的新兴趣渐行渐远。
我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尝试重新思考熊彼特在其1911—1912年的著作中提出的创新理论。后来，该理论传授给了索洛等哈佛大学的学生。1956年，索洛将这一理论融入了他的“增长模型”，这是我和每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都必须研究和学习的新模型。
一种全新的经济视角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成形，保罗·约翰逊认为这种现代经济始于1815年左右的英国，然后于19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和欧洲初见端倪。当我回顾同时代经济理论学家的标准理论（以及我自己的理论）时，我逐渐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我和其他经济理论学家一直在运用人们普遍拥有的创造力，即利用想象力来创造新理论和新事物，但在现有的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均未展现出哪怕是细微的创造力！在这方面，我之前的理论工作与其他人一样，都遵循了现有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并不拥有也不会展现其创造力，更不用说去运用其可能拥有的任何创造力。（这种经济学只认识到工作的负面效应，而忽视了家庭调查中所用的术语“工作满意度”。）
我希望创建一个从根本上属于我自己的理论模型，而不是对其他理论学家的基本模型进行延伸或改进。与此同时，我开始从总体上思考关于人的创造力。我开始怀疑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能否解释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生产率的爆炸式增长。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建立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许多人渴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想象力。
21世纪初期，一个关于几个西方国家非凡经济成就的新想法开始在我脑海中形成。我逐渐意识到，在崇尚现代价值观的社会中，比如19世纪的英国、美国以及随后不久的德国和法国（仅列举大国），社会经济的大部分（也许是绝大部分），不仅仅是利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及科学发现所带来的任何技术进步来生产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在公司工作的人也在构思更好的产品生产方式，甚至生产新的产品。因此，很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通人”）在国家经济中催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本土创新，即来自本国商业内部的创新（这与外来创新形成鲜明对比，外来创新无论如何都是来自国家外部或商业部门外部的创新）。从熊彼特到今天的经济学家，仍然受到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无法想象有相当数量的人可能拥有推动经济发展的洞察力和直觉（个人知识）。
在这些社会中，这种活动最明显的回报可能就是物质利益：在这些西方国家，沃尔特·罗斯托所说的“持续增长的起飞”接踵而至。工资迟早会增长，农场和工厂的投资回报率也会上升到新的高度。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这种增长仅仅是熊彼特式创新的成果，那么它就不会如此集中于那四五个国家。）
最终，更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商业人士深度参与其中，通过发挥想象力来创造新方法或新产品，这广泛体现了他们的创造力。这些人身上有一种非凡的“繁荣感”，即迎接挑战、实现自我成长。对许多人来说，这些非物质回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大多数人需要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也需要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才能。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在滋养这种经济环境的社会中，普通人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可以创造出一种比缺乏创造力的职业生涯更有意义的生活。
因此，我坚持认为，要充分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成就，就必须深入研究其人民的品性，特别是一套促进渴望探索未知和尝试新事物之意愿的价值观。请逐步理解我所说的“本土创新”现象，即由人民的创造力（以及一套鼓励发挥创造力的价值观）推动的创新，为经济理论开辟了新天地。
然而，要充分了解人们的福祉，还必须认识美好生活的概念，它不仅是工资、财富、城乡的便利设施，以及这些方面的快速经济增长，还是具有创新性的事业，是许多员工参与讨论、构思和测试一种新方法或新产品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尚未试验过的方法或产品变成了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物，于是整个国家很快就参与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活动。然后，这些国家很快就呈现出被我称为“大繁荣”的景象。
读者如果想在这本书中找寻过去20年我个人发展的一些轨迹，可以在最后一章中找到。我脱离了现有的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我为凯恩斯对工资“黏性”的呼吁提供了微观基础，为罗尔斯的经济正义探索了税收结构，并注意到弗兰克·拉姆齐的最优储蓄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我转向了一个此前未被建模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创新无处不在，工作满意度高涨，美好生活不只是拥有财富那么简单。
在工作中，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如此愉悦。在构思这一大众繁荣理论的过程中，我深感自己充分运用了创造力，并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在理解了有意义的生活这一相当普遍的现象之后，我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因此，这本书尽管讲了许多故事，但它并不是一本自传。它是一系列的回忆，讲述了我过去60年的思想和职业历程——从我早期对当时流行的就业理论的批判，到创立一个全新的创新理论，再到理解这一创新过程（在一些幸运的国家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如何成为广大人民获得有意义的工作和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