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关于公共债务的争议

公共债务历来是交锋激烈、备受争议的主题。根据有时被称为“原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当外部条件迫使政府进行大规模赤字支出时，积累起来的公债并不是问题：公众为支付债务利息而承担的额外税收成本，与公众从其持有的公共债务中获得的额外利息收入相抵销。许多凯恩斯主义者喜欢说：“我们欠我们自己的债。”托宾也曾这样对我说过。换句话说：“一个拥有自治权的族群，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借款人又是贷款人。”但这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暗示公共债务无害的理论模型，也不是一个表明公共债务没有影响的统计模型。

许多持有这种观点的凯恩斯主义者普遍反对限制政府支出或提高税率以削减膨胀的债务水平或抑制其增长的政策。近年来，他们抨击这些政策是某些西方国家过度追求“紧缩”政策的体现。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荒谬至极：政府如果所有的支出都可以无成本地通过债务融资而非税收融资来实现，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征税，只需要借款。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当政府提高税率以支付债务利息（偿还债务）时，纳税人不仅要面对开具支票时的所谓负担，还要面对“超额负担”。这种给纳税人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他们减少工作和储蓄，以逃避或者减轻由此产生的税负，这反过来又迫使政府进一步提高税率，如此循环往复，直至纳税人无法承受。最终，税后工资率和利率的下降导致国民收入减少，进而影响到国家财富。^[6]

不过，其他经济学家认为，过去出现的高额公共债务水平，如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减税和新冠疫情相关支出导致的债务增加，并不会造成太大危害。他们的理由是，当前的公共债务并未构成沉重负担，因为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债务利率（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r值）几年来一直非常低。但是，公共债务的增加确实让财富和资本之间出现了差距，导致资本存量低于原本应有的水平，并使实际工资增长低于预期。此外，预计未来几十年r值将保持极低水平可能并不准确。

长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公共债务并无大碍，仍在经历技术进步和一定程度人口增长的国家，可以合理预期自己能够“摆脱”债务。但如果生产率的增长率（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g值）保持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低迷状态，那么即使这样的国家也不会在数十年内明显“摆脱”其公共债务。

新古典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在政府大规模发行债券期间，公众减少购买消费品以购买政府债券，那么他们的财富将在这个时期结束时增加，尽管国家的资本存量不会增加（至少不会显著增加）。如果公众减少购买新发行的公司股票，转而购买政府出售的债券，那么国家的资本将会减少，尽管财富不会减少。无论哪种情况，政府债务都会在财富和资本之间形成“楔子”。

这种“楔子”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的研究课题。新古典经济学预测，公共债务的增加会增加财富，从而促进消费并压缩投资。在新古典理论中，这会导致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放缓。历史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年里，美国积累了巨额的公共债务。随后，1946—1948年，美国消费蓬勃发展，但同期的投资产出比有所降低。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时间较短，于1918年结束，但随后美国发生了流感大流行。虽然美国没有过多参与这场战争，但流感大流行后的1921—1923年，其投资产出比明显降低。^[7]

1817年，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大卫·李嘉图认为，公共债务可能会误导我们对经济真实情况的判断，从而导致个人和社会不那么节俭。^[8] 在这种观念中，账面财富就像是一种毒品，在刺激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压缩了投资，从而减缓了资本存量和消费品供应的增长。

20世纪60年代，李嘉图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9]新古典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建立了一个模型，其中公共债务造成的财富与资本之间的差距会阻碍资本积累，导致资本路径向下倾斜，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资本减少的稳定增长状态。^[10] 通过这项研究和其他研究，保持低水平公共债务以支持储蓄，进而促进资本形成的观念，成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

但是，新古典主义理论是否意味着零水平的公共债务是最佳的呢？这样做是否比维持一定的债务水平更优？如果维持一定的债务水平，税收政策能否有效抵消债务的影响，以使债务和税收的组合保持中立及平衡，既不会对消费和工作产生额外影响，也不会对投资和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些以及更多的问题都在我的第一本书《经济增长的财政中性》中得到了探讨，这是我对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研究。^[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