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惊喜礼盒
在西风火葬场上班的第二天，我见到了帕德玛。我不想用“恶心”一词来形容她，“恶心”是个简单的词语，没什么内涵，帕德玛更像是恐怖电影中的某个角色，比如《复活的女巫师》里的女一号。她躺在火化用的纸箱子里，只要看她一眼，你的内心就会咆哮：“哦，我的老天爷！哦，天哪……这……我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这到底是什么？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从血统上讲，帕德玛是斯里兰卡和北非的混血儿，高度腐烂导致她深色的皮肤黑得不像话。她披头散发，头发毛糙得都结成了团，乱糟糟地支棱着。一片浓稠、黏腻的白色霉菌像一张蜘蛛网，从她的鼻孔向外蔓延，盖过她的眼睛和大张的嘴巴，足足遮住了半张脸。她的左胸陷了进去，让我不免怀疑，她的心脏被人在神秘的仪式中挖走了。
帕德玛患有一种基因缺陷引起的罕见病，三十岁出头便香消玉殒。为了让医生进行试验，查明死亡原因，她的遗体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保存了好几个月。等她被送到西风火葬场时，尸体几乎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状态。
在我这种外行人看来，帕德玛的尸体确实有些恐怖，但我不能像只受惊的小鹿似的跑开。火葬场经理麦克说过，拿钱就得干活，死尸没什么好怕的。我急于向他证明我能胜任这份工作。
她的脸发霉了，对吧？哦，是的。这种情况我以前见多了，她还不算最糟的，真的。我真想用殡葬专业人士的权威口气这样说。
如果没见识过帕德玛的尸体，你会觉得死亡总是那么“迷人”。想象一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肺病娇娘，一滴鲜血刚从粉嫩的嘴角滑落，就一命呜呼了。在自己的心上人安娜贝尔·李突然离世而被埋进墓穴时，爱伦·坡这位大情圣无法坐视不管。于是，他“整夜都躺在我爱人身旁，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新娘，在大海边她的石墓里——在海边她的墓地”。
情人眼里出西施，安娜贝尔·李的尸体不仅精致，还很光滑。文中真该提到，爱伦·坡躺在爱人遗体边伤心欲绝时，还得忍受尸体浓烈的腐臭。
不仅仅是帕德玛，西风火葬场的日常工作都比我想象的野蛮。我每天早上八点半开工，启动西风火葬场的两个“火化炉”——这是行业内对火化机的专业叫法。按照说明（这张纸我随身带了一个月），我笨手笨脚地在操作台上鼓捣，感觉像在操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机器。灯亮了，红色代表温度，蓝色代表点火，绿色代表气流供量。火化炉启动前，是一天之中最为宁静祥和的时候，听不到噪声，感觉不到热流，也没有压力，只有一个女孩和几具准备火化的新鲜尸体。
火化炉一旦被启动，宁静的时刻就此结束，操作间随即转入地狱模式。屋里又闷又热，机器轰隆隆响，像魔鬼在喘粗气。为了不打扰那些正在殡仪馆里悼念亲人的家属，墙上铺满了银色的隔音材料，鼓鼓囊囊的一大片，有一种太空飞船的即视感。
当炉内温度达到一千五百华氏度时，就可以把尸体放进去火化了。每天早上，麦克都会把一沓加利福尼亚州尸体处理许可证堆在我桌子上，给我安排当天的工作。我挑出两张许可证，然后不得不去“冷库”找出对应的尸体——“冷库”其实是一个步入式冷藏间，专门用来保存遗体。我迎着刺骨的寒气，走到一摞高高堆起的纸箱跟前，每个箱子上都贴着一个写有姓名和死亡日期的标签。冷库里弥漫着一股冷冻死亡的气味，这味道虽然难以形容，但足以让你记一辈子。
我猜冷库里的人生前应该没什么交集：因心肌梗死而离世的黑人老汉，患有卵巢癌而去世的中年白人母亲，在殡仪馆不远处中枪身亡的拉丁小伙……现在，死亡把他们召唤到一起，像开某种联合国峰会，一同探讨虚无的意义。
走进冷藏间之前，我暗自向老天发誓：如果我要找的尸体没被放在底层，我就立志做一个更好的人。那天上午，第一个要火化的是马丁内兹先生。理想的情况是，马丁内兹先生正好在最上方的箱子里，我轻轻松松就能把他弄到液压担架车（即轮床）上。但我懊恼地发现，他被压在威拉德先生、长崎女士和谢尔顿先生的下面。这就意味着我得把他们这些人搬出来再码回去，搞得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只不过是尸体版的。
一番折腾之后，我终于把马丁内兹先生搬上了轮床。然而想推着他返回火化间，还得闯过最后一关，就是穿过冷库门上挂着的塑料门帘（洗车房和食品冷冻库用的那种）。门帘用厚实的塑料片制成，防止冷气流失。这道门帘是所有人的劲敌，穿过它就像穿过动画片《睡谷的传说》里的黑森林，一不留神就会被浓密的树枝紧紧缠住。我恨透了用手掀开帘子，总觉得上面不仅沾满了细菌，还吸附了众多饱受折磨的灵魂。
人一旦被门帘缠住，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角度把轮床推出去。我用力一顶，只听见熟悉的“哐当”一声，轮床重重地撞在了金属门框上。
麦克走进来时，正好看到我被撞了个趔趄。他从我身边经过，朝准备室走去。见我来来回回地把马丁内兹先生推来推去，他开口问道：“需要帮忙吗？你一个人没问题？”他一边的眉毛高高挑起，好像在说“是个人都看得出来，你根本搞不定”。
“不用，我能搞定！”我欢快地回答，一把拨弄开糊在脸上的门帘，急忙将轮床推进火化间。
我总是拿“不用，我能搞定”来回答别人。我需要有人帮忙给前院的花园浇水吗？“不用，我能搞定！”我需要有人帮我把肥皂打在某人手上，好让他的粗手指戴上结婚戒指吗？“不用，我能搞定！”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从冷库安全运出后，接着要做的就是打开箱子，这可是这项工作中最棒的一个环节。
在我看来，打开装有遗体的箱子和打开装有毛绒玩具的礼盒差不多，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那种“狗狗惊喜礼盒”——小姑娘们的最爱。在“惊喜礼盒”的广告中，一群五六岁的女孩围在一起，她们打开一只毛绒小狗的肚子，惊喜地发现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宝宝数量越多，她们就叫得越欢，里面可能有三只、四只，甚至五只！这就是所谓的惊喜。
尸体也可以带来同样的惊喜。你每次打开纸箱，里面可能是一位无疾而终的九十五岁老太太，也可能是一个在建材城的角落里死了八天才被发现的三十岁青年。打开每个箱子都意味着一次新的冒险。
如果箱子里的尸体不太对劲儿（回想一下帕德玛那张发霉的脸），我就会好奇心大发，偷偷查阅和点击死亡注册系统、验尸官报告以及死亡证明。这些手续缺一不可，虽然有些官僚，却包含了大量关于死者的信息，特别是他们死亡的信息，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从生者的世界来到火葬场与我相伴的。
马丁内兹先生只是一具普通的尸体，非要我打分的话，也就是三个宝宝的惊喜度。他是拉丁裔，六十多岁的样子，很可能死于心脏病。他的皮肤下有块凸起，隐约能看到心脏起搏器的轮廓。
火葬工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不把遗体里的心脏起搏器摘掉，里面的锂电池就会在火化过程中爆炸。这玩意儿的威力不亚于一个小炸弹，轻而易举地就能炸掉火化工的半张脸。不过，没人愿意把尸体烧那么久，所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就不得而知了。我回到准备室，打算用防腐工的手术刀把心脏起搏器取出来。
我拿刀对准心脏起搏器所在的位置，在马丁内兹先生的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刀刃相当锋利，却没能划破他的皮肤，连个口子都没留下。
不难理解，医学院之所以让学生在尸体上练手，是想降低学生对尸体造成痛苦的敏感度。虽然只是个“迷你手术”，但我确定马丁内兹先生正处于剧痛之中。我们活人总觉得死人和自己一样，也是能感知到痛苦的，即使他那双毫无生气的双眼已经告诉我，他和我早就阴阳两隔了。
麦克上周给我演示过如何拆除心脏起搏器，看上去一点儿都不难。但人类皮肤不是一般的结实，下手时要比想象的更用力才行。我的技术太差，我得向马丁内兹先生道个歉。我拿刀一通猛戳，制造出不小的动静，最后终于在一堆黄色的块状组织中看到了起搏器。我一下子就把它挑了出来。
既然我已经顺利地找到了马丁内兹先生，把他从冷库中运出来，还清除了他身上所有可能爆炸的电池，那么是时候送他去接受火焰的洗礼了。我把传送带连上火化炉，按下按钮，传送带自动把遗体送进炉内。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气呵成。金属炉门一关，我就来到科幻感浓郁的操作台前，调整好气流强度，然后点火。
尸体燃烧时，我就没什么特别的活儿要干了。我密切地注视着炉里温度的变化，时不时把炉门打开一条缝，看看火化的进度。炉门很重，每次打开时都发出“哐啷”的声音，像是在说“小心别被里面的样子吓着，美人儿”。
四千多年前，印度教《吠陀经》中提到，火化可以让灵魂从不洁的尸体中解脱出来。头骨裂开的一刹那，灵魂即被释放升天，前往先人所在的极乐世界。这个说法很动人，但如果没怎么碰到过焚烧人类尸体的情况，你肯定会被眼前的场景恶心到想吐。
我第一次查看尸体火化的进度时，打心眼儿里觉得自己在犯罪——虽说这是西风火葬场规定的操作流程。不管你看到过多少张重金属唱片封面，欣赏过多少幅希罗尼穆斯·博斯的《地狱行刑图》，或者观看过多少次“夺宝奇兵”系列电影里纳粹的脸被融化的镜头，尸体火化时的模样仍有些让人惊心动魄。一颗熊熊燃烧的头颅几乎超乎你的所有想象。
遗体进入火化炉后，首先烧起来的是纸箱，或者叫“可替代容器”——这是殡仪馆账单上的写法。箱子很快就会化为灰烬，将尸体毫无保留地交给地狱之火。待有机物质烧光后，尸体便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构成人体百分之八十的水分快速蒸发，软组织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尸体最后完全碳化，焦黑一片。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生前的所有特质逐一消失殆尽。
如果说我对这份工作不曾抱有什么幻想，那绝对是个谎言。我以为只要把尸体丢进其中一个大机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跷起脚丫，一边吃草莓一边看小说，那些可怜的人就在里面烧着吧。下班后，我会坐地铁回家，一路上想入非非，试图理解死亡深层的含义。
在西风火葬场工作了几周后，吃草莓的想法便被一系列更基础的问题取代，比如：什么时候吃午饭？我身上还能洗干净吗？只要你在火葬场工作，身上就不会干净，到处都落着一层薄薄的尘埃，全是死人的灰烬和工业粉尘。那些你认为绝不会沾上脏东西的地方也难逃一劫，比如鼻腔的最深处。每天一到中午，我就像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副在十九世纪街头卖杂货的鬼样子。
有时，骨灰会沾在我的耳后和指甲里。这可不怎么好受，但我也因此被领入了一个与殡仪馆外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9·11事件”发生时，大原安桥是纽约市一个禅宗冥想室的住持。双子座轰然倒塌，伴随着尖叫和金属撞击的声音。“那股气味在事发几周后都没能散开，你以为自己吸进去的是人的焦味，不是空气。”她说道，“那是一种所有东西都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包括人、电子设备、石头、玻璃……一切一切。”
大原的描述甚是吓人，但她建议人们不要逃避，反而要观察、承认死亡的存在——“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只不过我们以前没有看到。但我们现在看见了，闻到了，感受到了，也体验过了。”在西风火葬场，只要是第一次经历，我都会去看，去闻，去感受，去体验。这是与现实接触的最佳方法。很快，我就上瘾了。
回到前面提到的基础问题：什么时候吃午饭？在哪儿吃？我只有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我没法在大厅里用餐，生怕死者的亲属看到我大快朵颐地吃着炒面。请试想一下：前门悠悠地打开，我猛然抬起头，双眼大睁，嘴里嚼着几根面条。我也不能在火化间吃，我可不想让那些灰尘污染了我的外卖。那么，就只有小教堂（如果里面没有摆放遗体）和乔的办公室可以去了。
虽然麦克负责运营整个西风火葬场，但它是由乔一手建立的。乔（又名杰昆）是西风火葬场的所有人，我从没见过他——我火化我的第一具尸体时，他已经退休了，把火葬场交给麦克打理。乔似乎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他虽然很少现身，却像个幽灵似的挥之不去。乔在无形中控制着麦克，盯着他干活，让他没工夫偷懒。麦克也是这么对我的。麦克和我一样，对自己老板的监视感到有些别扭。
乔的办公室没有人用——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到处都是盒子。盒里装满了陈旧的火化许可证，记录了都有谁在西风火葬场走到了人生终点站。乔的照片依然挂在桌子上方：他个子很高，脸上坑坑洼洼，长满了麻子，留着浓密的黑色胡须。他看起来可不好惹。
我缠着麦克，让他给我爆些乔的小料。麦克拿出一份褪了色的本地周报，封面上印着乔的照片，整版都是。照片上，乔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身后是西风火葬场的火化机。乔看上去还是不太好惹。
“这是我在档案柜里发现的，”麦克说，“估计你会喜欢。报纸把乔写得像个反叛的火葬拥护者，和官僚斗智斗勇，最终取得了胜利，跩得很。”
麦克说对了，我的确喜欢。
“旧金山人对这种故事特别买账。”
乔曾经是一名旧金山警官，在我入职的二十年前成立了西风火葬场。他原计划经营多金的海葬业务，为此特意购买了一艘船，将其休整一番，以便载着死者的亲属往返于旧金山湾。
“好像是他亲自把船从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开回来的，我记不太清了。”麦克说道。
然而在途中，负责往舱里储备食物的伙计犯了大错，船沉了。
“是这样的，当时乔站在码头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着船沉了下去。他对自己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定可以用保险赔偿款买几台火化机。”麦克继续说道。
第二年，乔创建了西风火葬场，成为一名小企业主。他发现旧金山殡葬学院与旧金山市政府签署了多年合作协议，帮市政府处理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的尸体。
根据麦克的说法，殡葬学院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尸体当作教学工具，根本不做任何防腐，但防腐费照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殡葬学院每年都要求政府超额支付一万五千美元。作为一个出色的商人，乔给出了更优惠的价格，每具尸体比殡葬学院便宜两美元，于是顺利拿到了政府的合同。所有无人认领的、贫困人口的尸体，全部交由西风火葬场处理。
乔大胆的举动激怒了旧金山市法医办公室。据报道，博伊德·斯蒂芬是当时在任的法医官，和本地殡仪馆的交情仅限面子上的礼尚往来，跟旧金山殡葬学院的关系不错，后者刚被乔抢走了生意。西风火葬场不断遭到骚扰，市检察机构一周过来好几次，揪着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不放。市政厅解除了与西风火葬场的合约，对此没做出任何解释，也没有提前通知。乔一纸诉状，把旧金山市法医办公室告上了法庭，最终赢了官司。故事结尾，西风火葬场的生意红火，殡葬学院从此出局。
算上午饭时间，马丁内兹先生已经在火化炉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得把他弄出来了。他被送进机器里时，脚先入炉。这样一来，炉顶喷射出的火焰就能直接加热他的胸腔。胸腔是人体最厚实的部分，火化需要的时间最久。当胸腔开始燃烧时，就得把尸体前移，准备烧下半身。我戴上工业手套和护目镜，拿起那把值得信赖的金属耙子，说干就干。我把炉门打开差不多八英寸1，将耙子伸入熊熊烈火，小心翼翼地钩住马丁内兹先生的肋骨。刚开始我很难找准位置，一旦掌握好耙子的角度，就能找到最硬的那根肋骨下手。钩住他之后，我快速向外一拉，新一轮火焰喷发而出，点燃了尸体的下半身。
当马丁内兹先生化为一堆闪着红色火星的灰烬时——注意，一定得是红色的，黑色的话就意味着“没烧透”——我关掉机器，等温度下降到五百华氏度，再清理炉膛。耙子可以用来对付大块儿的骨头碎片，但优秀的火化师会用一把细齿的金属刷清理那些细小的灰末。心态良好的话，你都能扫出禅的韵味，像佛教僧人耙平沙滩花园那样，轻轻扫，轻轻扫。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的骨头碎片盛入一个金属筐，来到火化间的另一头，将它们倒在一个狭长的托盘上。托盘类似考古挖掘用的那种，便于寻找人们生前植入骨头里的金属物件，比如人造膝盖、人造胯关节、牙齿填充物等。
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移除，因为一会儿还要用骨灰研磨机处理骨头碎片，这是火化的最后一道工序。“骨灰研磨机”听起来像动画片里的反派人物或怪物卡车的名字，说白了，就是个骨头搅拌机，和电饭锅差不多大。
我把碎片扫入研磨机，定时二十秒。随着高速旋转的声音传来，骨头随即变成了灰土状，专业的叫法是“遗灰”。按照加利福尼亚州的规矩（确切来说是法律），马丁内兹先生的家人只能拿到盛在瓮里的白色骨灰，而不是块状遗骨。遗骨会让人伤心地意识到，马丁内兹先生曾经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现在却成了骨灰盒里的抽象存在。
不过，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忌讳遗骨。公元一世纪，罗马人用松树枝堆砌成柴堆，直接把尸体平放在顶层，将柴堆点燃。火化结束后，哀悼的人们纷纷收集遗骨，把它们泡在牛奶里用手洗净，然后放入骨灰瓮中。
如果你认为只有纵情声色的古罗马人才会清理遗骨，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当代日本的死亡仪式中，遗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捡骨”仪式中，入殓师围坐在火化炉边，从炉膛中取出骨头碎片，放在茶几上。死者的亲属用长长的筷子，将遗骨一片一片夹入骨灰瓮。最先夹起的是足骨，然后一点点往上，最后才到头骨。只有这样做，亡者才能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永恒。
西风火葬场的火化间里可见不到什么亲属，只有马丁内兹先生和我两个人。英国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在著名的《死亡之色情》一文中写道：“大多数时候，人们之所以选择火葬，是因为火葬比土葬能让逝者消失得更加彻底。”我和马丁内兹先生非亲非故，却负责打理他的丧事，只有我一个人为他“捡骨”。在古代，死亡仪式极其讲究，要选择特定之人和良辰吉日，全世界都是如此。像我这种只接受过几周火化炉操作培训的人，却掌控着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的骨灰倒入一个塑料袋，拧几下系好，放进棕色的塑料骨灰盒。我们在等候室摆了一些更高级的骨灰瓮——镏金的，边上还镶有贝壳做的白鸽。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马丁内兹先生的家人没有选择这款。
我在标签上写好他的名字，贴在承载他永恒之身的器皿上。我对马丁内兹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他放到桌子上方的架子上。他和其他棕色盒子待在一起，静静等候自己的家人。下午五点，我已完成今天的任务，成功地把一个人从尸体变成骨灰。带着满身的人类粉末，我下班了。
1 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