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1月，我接替任继愈先生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有幸主持国图馆务数载，对于国图的历史比较了解，相关研究也很关注。2009年，国图在百年华诞之际出版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等书籍，结合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相关讨论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时光荏苒，悠悠十数年过去，雷强编撰的《长编》即将问世，作为老国图人，我亲见前后接续，深感意义重大。

图书馆在文化、学术事业中有其天然的工具属性，服务读者是本职，“甘为他人做嫁衣”是客观描述，往往处于焦点之外（但倘若换个角度，则实为中枢），与荣光无缘。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中外交通史的学人极少关注图书馆之作用和影响，盖史料不彰、索迹极难；而图书馆学界人士则多关注所谓的新趋势、新热点、新技术，不仅搜集、整理、钩沉中外史料的功力难如人意，更乏史学研究中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

1949年前学术界曾有一旧说，即北平城内有三大文化学术机构，分别为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它们都坐落于古都中轴线上且彼此邻近，让人魂牵梦绕。1945年5月4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华董事翁文灏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谈及对战后该会在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想法，其中表示“北平图书馆是一个有价值的基础”。这话虽然重要，但也没有道个十分明白。我认为这句“有价值的基础”不仅针对人文、社科，也包括自然科学领域。换言之，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学术之城，高等院校、研究所在此聚集，彼此竞争、合作，北平图书馆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北平图书馆文献资料的丰富、精专、罕见，馆员素质之优良，业务科组之齐全，学术信息之通畅、迅捷，参考咨询工作之专业，无不使中外学人瞩目钦重，皆有所求。袁同礼先生则是主导北平图书馆馆务的灵魂人物，自1929年至1949年，可谓殚精竭虑，今日国家图书馆百年基业赖先生培植者甚多。

在平馆之外，袁同礼还长期兼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部部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引领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积极开展各项业务，举办展览、创立刊物，与国外各行取得密切联系，用以彼此学习、增进理解；尤其在抗战爆发后全力争取各方援助，维持文化、学术事业并谋求复兴。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1983）、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中国图书馆学科史》（2014）已略有记述，而《长编》爬梳钩贯，则蔚为巨观。

不仅如此，我读《长编》，深感袁同礼先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历程的幕后巨擘之一。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能够“独立”“自由”（陈寅恪语）与外国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交流，在相当程度上是得益于以袁先生为代表的那一批学者及他们所创立的机构。《长编》辑录了袁同礼先生与伯希和、钢和泰、斯文·赫定、恒慕义、费正清等各国知名汉学家、学者的通信，这些信札和所附备忘录无疑是最好的材料，见证了中外学者相互帮助、彼此砥砺的岁月。

国内学界做平馆馆史研究，极少将触角延伸一地之外，限于眼界而无洞见。在此，我仅试着举一个例子：北平图书馆利用摄书机（Photostat）和缩微胶卷机（Microfilm Camera）开展文献共享服务是20世纪30至40年代馆务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今日国图的缩微部门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以往的追述（如《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成果展图录》）不但未能指出两套设备前后的关联、安装细节，更无人探究北平图书馆获赠后者的国际学术合作背景，美国各图书馆、学术团体理事会藉此希望获得的中文文献是哪些，北平图书馆意欲得到的交换品又是哪一方面的。透过《长编》，我终于能够清楚其前后经过和波折，更可知悉相关档案的所在，为研究开无数门径。我读《长编》，深觉在丰沛的材料之外，宽广的视野更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