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价杂谈
鲁迅先生每年日记后面，都附有书账。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据书账所载，共用了三千六百七十余元。这还不包括一九二二年的，那年的日记遗失了。如取前后两年的平均数计算，还要加一百四十元上去，那就是三千八百元左右，这不能说是一个小数目了。但是在所买的书里面，还没有什么善本书，即宋、元、明版，以及各种少见的禁书和稀有的抄本在内。
先生在壬子（一九一二）年日记书账后有小记道：
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华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之。
在这段后记里，既感北京当时书价之昂贵，又痛詈以书为古董者之流购书而不读书，感慨是很深的。这里面便联系到一个书价问题。鲁迅先生在京十五年内，所用之书款，除极少数属于从外地或国外函购，或回南时在上海、绍兴购买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在琉璃厂购买的，可以说，这点钱绝大部分都花在琉璃厂了。所用款项，一部分是买书，一部分是买拓片。如广义地说，碑帖拓片也是典籍，所以两样先生都记在书账上。为此，琉璃厂书价的高低，与先生自是非常密切的了。
琉璃厂书价，在清代十九世纪中叶，还比较一般。这里先引一则李慈铭的日记作为具体说明。《越缦堂日记》咸丰庚申（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记道：
以钱二十五缗，买得临海洪筠轩先生（颐煊）《读书丛录》二十四卷，歙县金辅之先生（榜）《礼器》三卷，江都焦礼堂先生（循）《群经宫室图》二卷，高邮王文简公《经传释词》十卷，栖霞祁兰皋先生配王婉佺安人《列女传补注》八卷，《列仙传校正本》二卷及马令《南唐书》一部……
共书七种，五十卷。二十五缗制钱，折合后来铜元二千五百枚，合五六块银元。看来这些书一般都还是乾嘉刻本，其价钱较之后来，固然不能说是十分便宜，但也不能说是十分贵了。
琉璃厂书价日渐腾贵，是在清代末年。据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张之洞《书目答问》出来之后，掀起一股买书风，京都士人都到琉璃厂按图索骥，书铺生意兴隆，书价也就日渐上涨了。那时宋版书，计叶论值，视版式好坏，每叶三五钱；殿版以册计，每册一二两；康乾旧版，每册五六钱；新印的书，看版式、纸张的精粗，区别论价。一般真字版比宋字版贵十分之二三，连泗纸比竹纸贵十分之二三，道路远的又比近的贵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钱和两，都是指纹银。宋版书每页就以三钱算，五十页一册，四册一套的书，就要卖六十两纹银了。当时江南的米价，一石还在一二两纹银之间，四册宋版书，就是四五十石米的价格了。
乾嘉时黄丕烈《书舶庸谭》[1]中《宋刻〈王右丞文集〉跋》云：
《王右丞文集》，即所谓“山中一半雨”本，许《丁卯集》（元刻）即所谓“校宋版多诗几大半”本……惜以物主居奇，必与《说文》并售，索值白金百二，而余又以《说文》已置一部，不复重出，作书复之，许以二十六金，得此两书，书札往返再三，竟能如愿。
那时二十六两银子可以买到的书，到了清末以叶计值的时候，恐怕再加两三倍也买不到。但是到了后来，就是鲁迅先生在琉璃厂买书的年代里，那就更不得了了。蜀人傅增湘氏戊午（一九一八年）买北宋本《乐府诗集》一百卷、二十四册，以银元一千四百元成交。替王叔鲁（即后来的大汉奸王克敏）买宋版《后汉书》残本四十九卷，以银元一千五百元成交。俟后王书散出在琉璃厂，《后汉书》又被傅氏以一千二百元收进。武进陶兰泉买明抄本《墨庄漫录》，以六百元成交。这些都是琉璃厂的豪客，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视古籍为骨董”者了。按，傅氏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收藏有宋、元版《通鉴》各一部，自题为“双鉴楼”。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见《且介亭杂文》）一文中所说的“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便是指他。傅买书时鉴别古籍，议论书价，十分精明。以成千的银元买一套书，那是因为当时的书价就这么贵，并非是他买得吃亏。他买书一般都是买得十分合算的，如前所说一千五百元的书，他以一千二百元收进，便是一例。
以上谈的是那时宋、元版善本书的价钱。至于其他的书，在琉璃厂要看各种情况，时贵时贱，价钱并不稳定，基本上是看顾客的购买情况而涨落。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见《且介亭杂文》）一文中有几句说：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
鲁迅先生此文是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写的，但内容谈到五四以后及民元书价，所以也适用说明琉璃厂书价涨落的情况。再如伦哲如在所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序中也说：“……同是一书，适时则贵，过时则贱，而时之为义又至暂，例如辛酉（一九二一年）以前，宋元集部，人所争得也，乃过此则竟无问之者矣。又如辛未（一九三一年）以前，明清禁书，人所争得者也，乃过此亦几几无问之者矣。”
这位伦先生也是跑了一辈子琉璃厂的人，所说都是琉璃厂实情，就是琉璃厂书价，常常是因为大家都抢购某一类书，这类书的价钱便一哄而高了。反之，无人过问的书，便十分不值钱。据说在清末时，普通地方志没有人买，只有日本人买，书铺以“罗”论价，一元一“罗”。所谓一“罗”，就是把书堆起来有一手杖高。即使是少见的善本志书，因为无人过问，价钱也很便宜。等到一九三〇年前后，北平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注意购买方志，各私人藏书家也跟着抢购，不久方志一门，便身价百倍了。鲁迅先生在癸丑（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从琉璃厂本立堂买《嵊县志》，附《郯录》，十四册，价二元，那自是十分便宜的了。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还说过《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清代官书，无人过问，价钱低廉的情况。在当时，除此之外，也还有《皇清经解》等类的书，也是无人过问，都同称斤卖差不多，也常常是以手杖论值卖给日本人了。而相对作为古董的书却更价值惊人了。自从庚子之后，《永乐大典》散出，清末琉璃厂文友堂以每册现金一百银元的代价到处搜求，卖给日本东京文求堂店主田中庆太郎。伦哲如《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曾记：山阳人吴莲溪，庚子乱中翰林院私分《永乐大典》时，曾分得百来本，当时尚无卖处。宣统间，由于琉璃厂书铺重价收求，吴因之致富。去世后，家中尚有二本，一全一不全，全的要卖三千元，不全的要卖一千元，那就更是奇货可居了。算来鲁迅先生十五年中，全部在琉璃厂买书的钱，也不够买这两本《永乐大典》的。
琉璃厂是古籍集中的地方，书价与外地比较，一般要比外地高。利之所趋，琉璃厂书商都以到外地收集古籍为谋利捷径。近的到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远的到云、贵、川、广，每趟外出收书，都有不同的收获。有名的如述古堂于魁祥一九一七年在山东买到宋本《八经》、宋本《唐十家小集》。个人营业的衡水人彭文麟，专门外出收书，远到湖南、江西，一九三一年在山西曾廉价买到《永乐大典》十余册。山西南路过去不少经营钱庄票号的商家，收藏的明清小说很多，明清小说书价大涨之后，琉璃厂书铺便常前去收购。文介堂张德修在山西购到《金瓶梅词话》，回到北京，以八百元卖给北京图书馆，真可算是一本万利了。
鲁迅先生一九一三年回绍兴时，在绍兴奎元堂买到过一部毛晋汲古阁的《六十种曲》，二十四元。后来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经济困难时期，把这套书在北京以四十元的代价卖掉了。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记云：
上午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
在这一买一卖之间，也可以看出当时北京与外地书价的差异了。
当然，上面拉杂所写，还是那时琉璃厂书价的大行大市。至于说在小市冷摊上买到便宜货，那也是时而有之的事。但那多是因为卖者是外行，买者偶然碰巧，不能作为书价的行情。
[1] 《书舶庸谭》为近代董康著，其中收录有黄氏这段话。——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