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彷徨于世（1051—1063）
公元1076年，沈括四十六岁。这一年，他擢升翰林学士，成为宋神宗身边的一名要员。他因此进呈《除翰林学士谢宣表》以感激神宗的知遇之恩：
伏念臣起身至微，涉德未几。无良质以受学，从下习以日污。一纪从师，讫无一业之仅就；十年试吏，邻于三黜而偶全。未能捽茄苟生，归老圹垠之下；尚将亹浴自励，起观礼乐之兴。(1)
沈括谦卑的语气固然是官书措辞的特色，但是他对往时今日的回顾却是颇露真情的。站在事业巅峰之际，他对早年的困顿难免感慨万千。幼年的沈括出生于官宦家庭，天资聪颖，但1051年父亲去世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从那年开始，沈括的人生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沉滞，生计困顿，仕途上举足惟艰（正如表中所述，“十年试吏，邻于三黜而偶全”）。在他对往事的回顾里，一个不断浮现的主题就是丧父前后的强烈对比：他在身为一个底层官僚的寒微日常中挣扎时，最怀念的就是父亲在世时优裕的士人生活。
本章关注的是沈括的家庭和早年生活以及在此背景之下他对士大夫身份的理解和考量。沈括的家庭给他种下了最初的作为士人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在他自己头十年艰难困顿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反复的考验。本章的叙述和分析就是以此为中心展开的。
士人之子
沈括自述中常常提及他早年生活的优越富足。沈家是一个中等官僚家庭，虽然不是钟鼎之家，但沈括从小耳濡目染，对读书入仕很早就有坚定的信仰。士大夫的社会文化身份自他幼年起就成为一生探索的目标。沈家没有士族背景，但鉴于门阀在宋初已经全面衰落，这点似乎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困扰。沈括出身钱塘沈氏，号称是武康沈氏的一支。(2)吴兴武康沈氏兴于汉代，虽然不属于门阀大姓，但也算是出过诸多衣冠人物的通世大族。(3)沈括在他父亲沈周去世之后，携兄弟沈披求王安石为先父撰写墓志。(4)王不吝于溢美之词，称武康之族“尤独显于天下”(5)。
但沈括本人却似乎并不以为然。在为沈起所撰的墓志中，他特别提到武康沈氏的成员来源各有尊卑，譬如“凡沈国三绝，有出于茅姓者。自汉以后居武康者为大族。齐郡、丹阳、下邳皆沈望，其人微不足称，自以其望卑，稍折而入于武康”，所以，“武康之沈，亦不坚知其所出”(6)。沈这番话可能有其他具体原因（譬如贬褒沈氏的某一支），但他对一味美化家族史缺乏兴趣也是明显的。9世纪之后，门第观念随着士族的式微也渐渐衰落。(7)对于沈括和他的父辈而言，科举场屋得意从而入仕朝廷才是正路。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上门第的高卑远远不如直系亲属的政治地位以及个人材能来得重要。
沈家上溯三代最近的经历正是沈括以问学入仕为个人理想的基础。他的曾祖父沈承庆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的一个底层官僚，也是沈家近几代里第一个做官的人。(8)在沈承庆之后，沈家三代男丁中都有入仕之辈，而且品级逐步升高。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沈遘。(9)沈遘其实是沈括的侄子，但是他年长六岁且比沈括早十年进入官场。后代人将沈遘、沈括以及沈辽合在一起尊称为“沈氏三先生”，且将沈遘放在第一位，事实上是误解了他们之间的辈分排行。(10)
沈遘在沈家的地位举足轻重，是几代人中第一个进入朝廷权力高层的人。倘若不是英年早逝，他当是北宋政坛上的又一颗明星。沈遘年仅二十就及第进士，之后不久奏《本治论》十篇，受到仁宗的嘉赏，世称文学治才俱佳。(11)后来他进入皇家馆阁，升任龙图阁直学士；此时，沈遘离核心权力仅一步之遥，而他尚未满四十。在北宋官僚系统里，他的上升速度是引人瞩目的；(12)特别与沈括相比，后者虽然也进入了馆阁，但是耗时甚长，升迁过程艰难得多。事馆阁八年之后，沈遘被其父所累，于1061年被贬越州，后又出任杭州知州。宋英宗继位之后，旋刻召沈遘返京并权知开封府，后又任翰林学士，遘再一次进入权力中心。1067年，沈遘在为母居丧期间身亡，结束了仅四十三岁的一生。(13)
沈遘与沈括之间的境遇对比是颇有趣的。他们的职业生涯在时间上有重合，而且各有各的起伏，但是一个人的起似乎总和另一个人的伏重叠在一起。沈遘事馆阁的八年（1054—1061）正逢沈括在地方基层上苦苦挣扎；而沈遘被贬离开京城之后，沈括却高中进士喜获升迁。由此可见，沈遘对沈括的影响更多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沈遘早年的成功固然给沈括带来希冀和某些帮助，但在科举日益称隆的11世纪，沈括靠自己试场努力得来的进士出身似乎远比这一层关系来得有用。
对沈括影响最大之人应当是他的父亲沈周。沈周是一个典型的北宋中级官僚。他早年丧父，寒窗苦读，在三十七岁那年（1015）登进士科。(14)自登第之后，沈周遂迁转而居，度过了一段游历四方的人生。在他三十年的为官生涯里，沈周的足迹踏遍宋代的几大区域：他初仕于东南，后供事于西南，最终升迁到北方。(15)沈周首先出任大理丞监苏州酒务，随后他离开了长江下游地带，来到了四川盆地知简州平泉县。据说沈周在平泉的政绩颇得民心，离任时当地的老百姓为他立碑颂德。1039年他回到了苏州地区出任润州刺史；一年以后，沈周又到福建地区权知泉州。(16)除了在第一任上主营酒务，沈周二十余年间基本是一个全面掌管各项吏事的地方官僚。
1043年，沈周长于吏事的声望为他带来了一个新的职业转折点：调任开封。对大多数北宋士人来说，汴京是政治文化的不二中心，又是物质繁华的大都市，在京都做官是他们一生的梦想。(17)在做了五年开封府判官以后，沈周大约因健康抱恙之故，以古稀之龄离开了京都，回到了祖籍地出任江南东路安察使。三年之后，他告老致仕，在家乡钱塘去世。(18)
沈周一生致力于地方行政，以吏才立身，以宽和柔善的作风闻名。(19)在知泉州时，他任内讼案特别少，有些纠纷在他看来可以简化时，会先以道理调停之，令诉讼双方先自我反省，往往就免去了正式的刑狱处罚。(20)沈周宽厚的名声正是擢升开封府判官的重要原因之一。(21)其一生尽管并无耀眼过人之处，但却数十年如一日的循良有信。沈括一直以父亲为荣，在日后，他常常提起父亲，以父亲为自己的官场生涯里的榜样。
沈括的家庭不仅让他早早对宦仕生涯熟悉于心，也让他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沈括的启蒙老师是他的母亲许氏。(22)许氏出身苏州一个官宦人家，自小就喜读书且博识强记。(23)与许多精英阶层的妇女一样，许氏以教育子女为己任。(24)沈括或许也通过母亲受到许家其他亲戚的影响。许氏的哥哥许洞是一个文武兼通的能人。(25)他进士出身，精通《春秋左氏传》，且对兵家颇有研究，著有一部《虎钤经》，后成为宋代兵书中重要的一种。(26)沈括出生在许洞过世之后，但似乎也受到了些许这位母舅的影响。他对《春秋》颇有兴趣，撰写了篇幅可观的《春秋》传；对兵法也颇有钻研，未尝不与幼年就能翻阅到《虎钤经》的经历有关。(27)总的来说，沈括双亲的家学分别在他的成长中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养分。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沈括自然对士大夫的身份和地位有着充分的了解。他目睹了父亲的宦仕生涯，也时有耳闻家中曾祖、祖父、叔舅的为官经历。他在母亲的指点下诵读经书，也为侄子沈遘的中第而欢欣鼓舞。在沈括的私人经验里，宦仕和为学的荣耀是毋庸置疑且无处不在的，也正是他幼小心灵中春笋欲发的理想。
南人之子
在典型的宋代士大夫家庭经历之外，沈氏家族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世代居住江南，沈括因此从小就被打上了南方文化的烙印。沈周从江南到西南又到福建的职业生涯也使年幼的沈括见识到了南方内部不同文化区域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括的确是地道的南方之子。
11世纪的南方有着蒸蒸日上的活力，沈括身处的世界必然令他目不暇接。在他的出生地江南，烧制青瓷的窑场烟火相望，生产贡罗的织房中机杼声声相和。(28)幼年沈括或对西南蜀地也有些许印象，那里水道纵横，稻香千里，绿茶在山谷的云雾中茁壮抽苗。(29)少年时代的沈括则来到了东南沿海。泉州港往来贸易兴隆，海上商船凌波纵柂，贡使和外商济济相聚。(30)对于一个少年来说，这必然是生机盎然、激动人心的图景。
作为南人的背景在彼时也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沈括成长的年代，南方士人在科举考生和官僚集团中所占的比例仍是小于北方士人的。有宋一代建都开封，和唐及以前的诸多朝代一样，依然是以北方为中心的政权。赵氏皇族本身就是北人，历史与现实相照应之下，自然也更加偏好起用北方士人。(31)
当沈周于1040年代来到北地并供职于开封府时，新一代的南人已经开始扭转这种局面。越来越多的南方士人进入京都就职，有一些已经打入了最高权力层。(32)他们的到来令政治风向由北向南的过渡越来越明显。当十二岁的沈括站在开封城门外仰望这座彼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时，他恰好与最好的时代相逢；作为一个希冀着追寻父亲足迹在帝国心脏一展身手的新一代南人，此刻正是梦想可以成真的好时机。
十年为吏
不幸的是，沈括的美好愿望很快就撞上了坚硬的现实。自1051年后的整整十年，他都以小吏自居，冗务缠身，郁郁寡欢，离昔日的士大夫梦想渐行渐远。(33)尽管在这十年里沈括也有些许进步，譬如积累了不少实干经验，也获得了汴京周边的任职，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他清贫困顿、职业上彷徨不前的一段漫长岁月。
1051年无疑是沈家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沈周去世，身后留下许氏和两个年轻的儿子。即使是在沈周在世时，沈家也不是大富之家，沈周身后似乎也未留下多少积累的财富。对沈括来说，丧父和失去家庭稳定收入是迎头一击，他和兄弟沈披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扛起家中生计了。因为沈周是当朝去世的官员，沈括两兄弟很快就通过荫补入仕。宋代的恩荫制度规定中高级官员的子弟可以绕开科举，由荫补得官。(34)沈括于是告别了学生生涯，出任位于江苏北部的沭阳主簿。(35)沈披也获得一职，赴今安徽境内的宁国出任县令。(36)这就是沈括自述“十年为吏”的开始。在沭阳主簿之后，1055年他得官出任摄东海县令；(37)在此之后，他又经历了数个类似的低阶职位。于是乎从1054年到1062年，沈括辗转各方，却始终不得升迁，徘徊在最基层。
沈括反复以吏自居自然是一句怨言。从制度上严格来说，“吏”是与正式官员分离的一个阶层，是服务于后者的。吏通常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平日的职责也多是官员不涉足的饾饤琐屑之事，他们身处精英士大夫的阶层之外，属于官场边缘人士。(38)也就是说，沈括的职业生涯虽然始于官阶底层，但始终在正式官僚的范围之内，从来就不是真正制度或社会意义上的“吏”，更不用说他本来就出身中层官僚的精英阶层。
除开一些自怨自艾的成分，沈括在这十年里的感受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北宋底层官僚所面临的现实：进入官场并不意味着立即名利双收。事实上，在沈括的这段经历里，富贵与发达基本与他无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他长期身陷底层官阶，几乎找不到升迁的途径。这一点是以荫补入仕的一个特色。尽管绕过了科举，但是恩荫得官的人在升迁机会上不如科举出身的人。(39)北宋中低级官僚的磨勘升迁速度已经非常缓慢，而荫补出身者则更缓慢，受限制更加明显。所以，荫补作为特权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个玻璃天花板。对很多荫补入仕的人来说，如果他们不回到试场争取一个出身，可能一辈子都徘徊在官场的底层。这正是沈括的处境。
除了升迁缓慢，经济上的拮据也是北宋底层官僚所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宋代早年的官僚固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经济收入却并不与之匹配。即使是在真宗和仁宗朝数次系统性的涨薪之后，底层官员的俸禄也不尽人意。(40)沈括的俸禄每月大致在六千到八千文之间。(41)而其时一斗米的价钱大致在七十到一百文之间，猪肉一斤六十文。(42)一支质量尚可的毛笔约一百文，而一方上好的砚台则可高达一万文。(43)沈括此时已经成家，需要供养他的第一任妻子、大儿子以及母亲。(44)他反复提及自己在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情形似乎是非常艰难。正如他一次向朋友倾吐：“至于衣服米盐，一日不得则无聊，某何以异于人？”(45)
除了经济上的困顿，沈括似乎也对他的日常工作感到厌倦，大量的琐务对他来说既无尊严也无新意。他曾经向一个叫崔肇的朋友倾诉，形容自己的工作“最贱且劳”，日程为“往还吊问，岁时膢腊，公私百役”所占满。为了完成工作，他疲于奔命，“乍而上下，乍而南北”，以至于“懵懵跦跦”，难以振作，“不知天地之为天地，而雪霜风雨之为晦明燠凉也”(46)。
沈括的现状与他过去生活在父亲羽翼之下的情形相去甚远；至少，与他记忆中的过往差别迥异。大抵现下越是沮丧，回忆就显得更加美好。沈括尤其怀念士大夫生活的尊严感，哀叹自己不复能“高视阔步”，(47)也不再享有与“天下士大夫”往来的风雅。(48)蜷缩在这个狭小困顿的角落里，他哀叹自己只能寄望“求于一官”而“尽于一身”。(49)
怨气之余，沈括在工作上还是尽职尽责，并努力适应“吏”之角色的。他自陈“及今为吏，则与乡人之为吏者校能契艺，不能有以异也”(50)。“能”和”艺”是吏的特质，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处理各项大小事物赖以依靠的能力储备，可能涉及到一系列具有技术难度的任务，譬如治水利。沈括在这点上是言行一致的。他确实在具体技术上学得快、用得准，迅速脱颖而出；在日后的生涯里，这些具体的技艺也一直是他的知识视野和实践中的一部分。
沈括自小在江南长大，对河湖稻田有一种天然的熟悉和亲近，这大概也是他能首先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崭露头角的缘故。在他看来，江南地区多山多水，可耕地多在低洼处，所以尤其需要在水利上下功夫。(51)他和弟弟沈披都喜欢钻研水利，并很快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兄弟二人在官场起步时，对水利的洞见都成为了他们重要的职业资本。
在他官僚生涯的头十年里，沈括在胶东半岛即齐鲁沿海地区先后担任数职，把一个江南人对水的熟稔带到了北方。齐鲁地区邻近首都开封，所以其农业生产力不仅是当地人口生计的保证，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很重要的。(52)自赵宋建国，朝廷就一直在扶持齐鲁地区的水利建设。(53)沈括任沭阳主簿时，也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曾经“疏水为百渠九堰”从而“得上田七千顷”，显著地扩张了可耕农田。(54)
随后，在1060年代初，沈括协助弟弟沈披开始在家乡江南地区建设水利。沈披时任宁国县令，在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的支持下，拟修复当地的一处防水堤万春圩。万春圩在10世纪晚期被洪水冲垮，已废弃了八十多年。沈披和张、谢二人仔细查看了地况，力排众议，驳斥了数条反对意见，终于令项目上马。修复后的万春圩运作良好，当地农民因此得以恢复了不少可耕良田。(55)在沈披进行这项工程时，沈括正好在他家小住，所以目睹了全过程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56)万春圩工程应当是沈披的功劳，不过就沈括记录的细致程度来看，他多少也有协助参考之功。
除了在水利方面的特长，沈括也努力学习治理技术。他以懂民情、顺民意为目标，立志要行仁政。根据沈括自陈，他获得从沭阳主簿到摄东海县令这一步小小升迁，正是因为他得当地民心之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民皆自附”。(57)沈括自谦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是颇为自豪自己能体恤民情，在制定政策时能根据当地民众需要而量体裁衣。
对沈括来说，具体工作中最大的挑战似乎是南北文化差异。在他看来，齐鲁一带的风俗与家乡江南相去甚远。在沈上任的头几年，他经常在琢磨当地的殊风异俗，也因此养成了细心观察的习惯。他形容齐鲁之民“天性陆梁倔强，平日居家常椎牛劙豕，蹶强挽满”，所以，作为当地官员，“未可以无术御也”(58)。沈认为，一个重要的治“术”就是巩固权威和简化指令机制。比如，当沈括刚刚到任沭阳时，当地被征集治理黄河的民众已经反抗起义两次。据他观察，其实这完全是当局指挥不当的问题。在他到任之前，主持治理的工程的官吏短时期内发布了二十一道指令，而且朝令夕改，“而号令不坚，分界不明，是所以促其乱也”(59)。沈括好观察的习惯始于他以南人身份适应北方文化的努力，后来他的足迹踏遍宋帝国的四方角落，但始终带着这双好奇敏锐的眼睛。
义利纠思
在日久淹留底层的烦恼中，沈括开始重新思考作为一个士大夫的理想和愿景。其中最令他纠结的似乎是所谓的义利之辩。义利之争是一个老话题，而且自古以来的主流意见一般是扬义贬利、以利为义之贼。所以，一个士人如果太在意功名升迁，即逐利太过，就会被视为德性有亏；相反，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则天然有一种道德优势，会被视作是以义为上。义利之辩自上古而来，在宋代引发了士人们新一轮的热议，而端正的义利观也成为了士大夫文化身份中一个重要因素。(60)
重义轻利虽然是主流观念，但是对于沈括这样一个底层官僚来说，要身体力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官的俸禄是沈括唯一的财富来源，所以他自然很在乎官场上的升迁。但是这种“逐利”行为引来旁人侧目非议，反而会影响他在同侪中的声望（甚至升迁本身）。于是沈括在出仕这件事有些明显的纠结，一方面他在做官这个问题上没什么选择，是养家糊口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似乎也为自己在同辈眼中争强好胜的名声而颇为沮丧。
沈括的纠结其实反映了一代人的问题。同时代的士人跟他一样，大都依赖俸禄解决基本的生计。正如沈括曾经向人感叹：“某何以异于人？四年于兹，岂心之所欲？盖贫贱者固如是，不敢不安耳。”(61)言语之间对当时这份任职并没有什么热情，完全是因为温饱所迫才不得不勉强为之。北宋大多数士人是所谓的职业官僚，宦仕出身就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官俸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沈括也就此评论道：“今之为士，无田亩以为之食，无桑枲以为之衣，不可遂弃骨肉之养而死亡之是蹈。”所以，对他和大多数人来说，“不出于仕禄，则将何适而不枉？”(62)言语之中颇凄凉无奈。
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勉强其实与宋代士大夫的庶族出身相关。唐五代的士族凭借门阀继承财富和社会势力，不必依靠个人在官场打拼。而宋代的士大夫则不同，他们事实上需要依赖国家而生存。(63)这种境遇的不同正是沈括所指出的“古之士大夫有田有禄”(64)。在他看来，过去的士族地主进之有禄，退可耕田，这种经济上的余地却是当世士人无法享有的。从沈括自己的视角推断，门阀大族大致在义利之辨上会少一些纠结，因为他们在出仕的问题上是可以选择的。
沈括言语间对于他好利的风评颇为委屈。但是从他的回应来看，他的好胜心似乎的确受到了不少同僚的批评，所以这个问题应当不是他随口说说，而是已经对他的职业进展多少有些影响。(65)为了替自己辩护，沈括反复提出，职业上的进退不应该和德性挂钩。他一方面提醒自己的同侪，他们的共同命运是“士有不得已，而势必于仕”(66)；从这个角度来说，士人们本身就不应该在出仕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道德包袱。另一方面，沈括也建议，进退本身也不应被赋予什么鲜明的道德价值。他指出，“夫以进为近于利者，其退不过谓之廉”(67)，这个逻辑本身其实就过于简单。在现实中，许多人“退”一步其实是为了进，因为淡泊名利的表象能为个人争取更多道德砝码。他继而指出，“君子进退不居于斯二者”(68)，也就是说，君子的道德抉择，并不需要以两极化的进和退为评判框架。
沈括认为，真正的道德标准不在于任何教条，而在乎一个人的本心，即所谓的“度于心而安者则为之，不安者而去之”(69)。也就是说，人心本身才是更加准确的道德准绳。“心则不安而身行之，虽幸中于义，其为自贼。”(70)一个选择即使是表面看起来合乎理义，但令自己的心中不安，也不会是什么真正好的道德选择。
沈括的这番言论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听从我心”，其背后有一套儒家圆融的道德心理学逻辑。心之所以能成为道德标准是因为它与天的联系，而后者是一种“宇宙原力”（cosmic force）。正如孟子所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71)沈括非常重视孟子有关心的说法，他本人就给《孟子》写过详细的注疏。(72)根据孟子的这个观点，心当然比成文的行为准则更准确，因为它是宇宙秩序的实时反应。(73)所以，沈括的自辩其实是以儒家道德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论点来驳斥教条主义。
尽管这番引经据典算得上有说服力，但沈括似乎并没有成功地为自己洗脱污名。事实上，在他日后的职业生涯里，即使是在脱离了底层进入了权力核心之后，沈括的人品似乎总是在遭受质疑。他早年的这一段经历，似乎预示了伴随他一生的声名欠佳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本章初始所引的沈括的谢表，彼时四十六岁的他，在职业最辉煌的时刻，却忍不住回首早年惨淡的十年。他所谓“至微”的起身成为了一个自我回忆和自我叙述的重要元素。在这十年里，沈括第一次离开了父母的羽翼，勉强应付着底层官僚的生活，在挣扎中叹息着自己对士人生活的美好幻想之迷失。这也是他第一次离开了南方，开始探索帝国北地的人情习俗。在这十年里，困顿和羞耻始终相伴，但是沈括也兢兢业业，致力于磨练吏能与治才。在这一切之外，仍有一个问题亟须回答：艰难困顿之下，沈括究竟要如何为学呢？这将是笔者下一章讨论的重点。
(1) 沈括：《除翰林学士谢宣召表》，《沈氏三先生集·长兴集》，杭州：浙江书局，1896年，卷23，5页A—6页A。
(2) 王安石：《南京沈公墓志铭》，《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98，1013页。
(3) 有关门阀士族的介绍及研究，见Ebrey，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1–14以及Nic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27–69。
(4) 王安石：《南京沈公墓志铭》，《临川先生文集》，卷98，1013页。
(5) 同上。
(6) 沈括：《故天章阁待制沈兴宗墓志铭》，《长兴集》，卷30，6页B。
(7) Beverly J. Bossler，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Status，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8），特别是她对唐、宋墓志的对比研究，13–14。
(8) 周生春，《沈括亲属考》，载《沈括研究》，50页。
(9) 同上，50—52页。
(10) 《宋史》卷311《沈遘传》，10653页。
(11) 同上，10651页，10660页。
(12) 有关馆阁在宋代政治中的重要性，见李更：《宋代馆阁校勘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以及本书第三章。
(13) 以上沈遘生平事迹见王安石：《内翰沈公墓志铭》，《临川先生文集》，卷98，961—962页。
(14) 王安石：《南京沈公墓志铭》，《临川先生文集》，卷98，1013页。
(15) 对宋代这三个地区的划分与总结，见Peter Golas，“Rural China in the So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9.2（1980）：292–295。
(16) 王安石：《南京沈公墓志铭》，《临川先生文集》，卷98，1013页。
(17) 宋史研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北宋士人向往汴京，从五湖四海聚集在都城，形成了一个“国家导向”（nationally oriented）的官僚集团。见Robert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1982）：365–442；以及Robert P.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Song and Southern So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 王安石：《南京沈公墓志铭》，《临川先生文集》，卷98，1013页。
(19) 曾巩：《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45，611页。
(20) 王安石：《南京沈公墓志铭》，《临川先生文集》，卷98，1013页。
(21) 欧阳修：《沈周可开封府判官制》，《文忠集》，卷7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页。
(22) 曾巩：《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曾巩集》，卷45，611页。
(23) 有关许氏家史，见周生春：《沈括亲属考》，载《沈括研究》，53—56页。
(24) 有关宋代女性在子女教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见Patricia B. Ebrey，The Inner Quarters：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183–187。
(25) 有关许洞的生平事迹，见胡道静：《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论沈括与其舅父许洞的师承关系》，《沈括研究》，121—122页。
(26) 周生春：《沈括亲属考》，《沈括研究》，54页。
(27) 有关许洞对沈括的影响，见胡道静：《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论沈括与其舅父许洞的师承关系》，《沈括研究》，122—123页。有关沈括自己对《春秋》的研究，见本书第二章。沈括在给另一位母舅的配偶所做的墓志里提到了自己与母亲娘家亲属的密切关系，见沈括：《故夏侯夫人墓志铭》，《长兴集》，卷26，1页A—2页B。
(28) 有关宋代龙泉青瓷的研究，见Suzanne G. Valenstein，A Handbook of Chinese Ceramics（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8），99。有关南方的丝织业发展研究，见Dagmar Schäfer，“Silken Strands：Making Technology Work in China，” in Cultures of Knowledge：Technology in Chinese History，ed. Dagmar Schäfer（Leiden：Brill, 2011），52。
(29) 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8页，86—87页。
(30) 有关宋代泉州贸易的研究，见Hugh R. Clark，“Overseas Trade and Social Change，”in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Maritime Quanzhou，1000–1400，ed. Angela Schottenhammer（Leiden：Brill, 2001）。
(31) 有关1050年代以前南方士人在科举中的情况，见John W. 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129–134页。有关南人出身官僚在北宋的系统讨论，见吉岡義信：《北宋初期における南人官僚の進出》，鈴峰女子短大研究集報2期，1955年，24—37页，以及青山定雄的一系列研究，比如《宋代における華南官僚の系譜にいつて：特に揚子江流域お中心として》，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72期，1974年，51—76页。
(32) Bossler，Powerful Relationships，43.
(33) 在北宋语境里，“吏”至少有三重涵义。最普遍地讲，它指代官僚系统中的一员。同时，它也是“胥吏”的简称，指的是官僚系统之下的胥吏阶层，与身为精英的士大夫有质的不同。第三层涵义是对一个有治理专长的士大夫官员的指称。在本书的英文版里，笔者将沈括自述中的“吏”翻译为clerk，即取胥吏之义，因为沈括时常将“吏”与“士”对比起来，哀叹自己既而为吏，就不能再享受士大夫的尊严与荣光。有关“吏”的第二层意思的讨论，见Liu Tzu-Chien，“The Sung Views on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 Clerks.”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0（1967）：317–344。有关第三层意义的讨论，见笔者的研究，Ya Zuo，“Ru versus Li：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Generalist and the Specialist in the Northern Song（960–1127）.”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4（2014）：83–137。
(34) 有关荫补的研究，见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190，以及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5) 《宋史·沈括传》，卷331，10653页。
(36) 周生春：《沈括亲属考》，《沈括研究》，52页。
(37) 沈括：《苍梧台记》，《长兴集》，卷21，10页A。
(38) 有关胥吏与官员在社会地位和待遇上的不同，见Liu，“The Sung Views on the Control of Government Clerks，”以及Winston W. Lo，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of Su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23–24。
(39) Ebrey，“The Dynamics of Elite Domination，” 504–505.
(40) 有关1070年代以前的俸禄系统研究，见衣川强：《宋代文官俸给制度》，郑樑生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2—13页；以及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492—495页。
(41) 《宋史》卷171《职官志》，4109页。宋代官僚俸禄里包括俸钱和禄米，但是在1050年代之后，禄米所占比例逐日渐小，所以笔者未将其包括在计算中。有关宋代俸禄的历史变迁，见苗书：《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492—495页。
(42) 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136页、170页。
(43) 同上，402页、407页。
(44) 现存史料中没有沈括长子沈博毅的生卒年信息，但是考虑到他的生母在11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去世，那么他的出生最迟就是在这十年间了。沈括于1068年再娶，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他已是鳏居数年。见沈括：《祭张谏议文》，《永乐大典》卷14046，15—16页。对此材料的详细讨论见徐规：《沈括事迹编年》，《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衣川强编，京都：同朋舍，1989年，88页。
(45) 沈括：《答同人书》，《长兴集》，卷20，6页A。
(46) 沈括：《答崔肇书》，《长兴集》，卷19，3页A。
(47) 同上。
(48) 沈括：《答陈辟秀才书》，《长兴集》，卷20，4页B。
(49) 沈括：《答陈辟秀才书》，《长兴集》，卷20，4页B。
(50) 沈括：《答同人书》，《长兴集》，卷19，4页A。
(51) 沈括：《万春圩图记》，《长兴集》，卷21，1页A。
(52) 安作璋、王志民：《齐鲁文化通史：宋元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4—5页。
(53) 同上。
(54) 《宋史》卷331《沈括传》，10653页。
(55) 沈括：《万春圩图记》，《长兴集》，卷21，1页A—5页B。
(56) 学界曾有一个长期的误解，认为沈括本人主持了这项工程，因为吴允嘉在整理《长兴集》1896年的版本时误把《万春圩图记》中沈披的名字改作沈括。邓广铭纠正了这个错误，认为沈括与此工程完全无涉。见邓广铭：《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沈括研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沈括起到了一些辅助作用，见刘尚恒：《也谈万春圩的兴建—试与邓广铭先生商榷》，《学术月刊》，8期，1979年，77—81页；以及祖慧：《沈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39—40页。
(57) 沈括：《答崔肇书》，《长兴集》，卷19，2页B。
(58) 沈括：《上海州通判李郎中书》，《长兴集》，卷19，5页B。
(59) 同上。
(60) 有关宋代义利之辩的研究，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60—276页。
(61) 沈括：《答同人书》，《长兴集》，卷19，6页A。
(62) 沈括：《答徐秘校书》，《长兴集》，卷20，5页A。
(63) 当然了，这个区别是沈括自己较粗疏的理解和概括，具体的历史当然更加复杂。比如谭凯（Nicolas Tackett）就指出唐代士族的田庄地产并不足以构成抗衡国家的实力。见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58–61。
(64) 沈括：《孟子解》，《长兴集》，卷32，4页B。
(65) 比如，见沈括：《答李彦辅秀才书》，《长兴集》，卷19，2页B—3页B；《答徐秘校书》，《长兴集》，卷20，5页；《答同人书》，《长兴集》，卷20，5页B—6页B。
(66) 沈括：《答徐秘校书》，《长兴集》，卷20，5页A。
(67) 沈括：《答同人书》，《长兴集》，卷20，6页A。
(68) 同上。
(69) 同上。
(70) 同上。
(71) 《孟子·尽心上》。
(72) 沈括：《孟子解》，《长兴集》，卷32，7页A。
(73) Angus C. Graham，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6），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