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闻见之知讲述沈括的故事（代序）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 陈昊
左娅的Shen Gua’s Empiricism一书(1)，将以《沈括的知识世界：一种闻见主义的实践》为题，在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中译由左娅自己完成，并嘱我为序。我能呈现的，是一个读者的旅程，而旅途则是文本的演进和左娅关于沈括的思考的展开。这场旅程，从我阅读她201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完成的博士论文开始(2)，到201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以及她围绕相关问题所发表的论文(3)，再到现在中文译本的出版。而故事则需要从她遭遇沈括开始说起。
沈括是谁？在中文语境里，听起来是有些愚蠢的问题。这当然是因为沈括在中文世界里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他是为何而家喻户晓？与回答沈括是谁一样，开启了在当代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种种可能。在研究的世界中，可能性也许无限，但理解的路径却受限于之前的研究传统。1926年，竺可桢在一本叫《科学》的杂志上发表了《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其中称：“我国文学家之以科学著称者，在汉有张衡，在宋有沈括。……自来我国学子之能谈科学者，稀如凤毛麟角，而在当时能以近世之科学精神治科学者，则更少。……正当欧洲学术堕落时代，而我国乃有沈括其人，潜心研究科学，亦足为中国学术史增光。惜当时人君不知学术为何事。”(4)这段论述部分起源于竺可桢与《宋史》卷三三一《沈括传》的遭遇(5)，但似乎只有《沈括传》的最后一段对竺可桢有意义，即：“（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又纪平日与宾客言者为《笔谈》，多载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传于世。”(6)而《沈括传》从开头对“沈括是谁”的回答：“括字存中，以父任为沭阳主簿。……擢进士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迁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日官皆市井庸贩，法象图器，大抵漫不知。……”(7)历官是叙述的主轴，他的知识兴趣则作为为官“业绩”的附庸散于（shattered）历官之下，但在竺可桢的视野之中，历官不再是关注的重点。现代写作者将沈括的知识取向赋予“科学”之名，却也将其与沈括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官仕生涯分隔开来。在这里，“科学”和“科学家”，作为一种赋名的方式，将一种时代错置的（anachronistic）历史叙述带入了沈括的世界中，将沈括描述成了一个割裂的个体，这种割裂既在他的知识兴趣与时代之间，也在这种知识兴趣与他在宋代社会中的身份角色之间。时代错置的叙述并非毫无意义，它一方面推进了关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科学发展之间关系的种种争论(8)，另一方面也使得对沈括的追问超越个体研究：沈括为何会在这个时代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变化？这样的历史变化是否可以构成沈括及其知识出现的背景？或者说，对沈括的讨论能否成为管窥中国历史变化的途径？(9)
但是，在这些宏大的争论之下，如何理解沈括却依然是一个问题。席文（Nathan Sivin）在谈论沈括时将两组标签对立了起来：现代的（modern）、科学的理性—经验主义者（a scientific rationalist-empiricist）和与时代格格不入（out of time）、意外的起源（a genetic accident）(10)。时代错置带来的学术观察，处处彰显着沈括的格格不入，也使得用沈括作为例证来呈现宋代特征的研究，可能遭遇挫败。
在这样的学术脉络背景之下，左娅选择了一个看似依然是时代错置的切入方式，英文书名将沈括和empiricism的并置，似乎来自将沈括视为科学家的既有研究传统。但是左娅借由张载对“闻见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区别，将empiricism转化为了闻见主义。左娅认为，宋代的士人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物的双重性质所对应的两种认知方式，其背后则是认知之官的差异，即耳目与心的差异。个体的物，具有可以被耳目所感知的各种属性，即，色形声臭。这种感知只会停留在物的个体性的阶段，它是一种表面的交流，无法深入到表层的背后。而其背后的原因，是耳目不思，使得这种感知是“物交物”。德性所知借由“心”，可以深入到其背后，不仅理解到个体的物，也理解到物所构成的世界的关联与秩序。由此看来，闻见之知与empiricism确实呈现出可比较的相似之处。但，这不仅是找寻empiricism在中国历史和思想中的对应物，也并非强调宋代的士人或者沈括已经走向与欧洲近代相似的知识论，而是将其转化成了分析沈括以及宋代知识的概念工具。这个概念工具是建立在区别/连接之上的。一方面，左娅承认，闻见之知与empiricism的差异，是在宋代不存在rationalism-empiricism的相伴而行；另一方面，她也承认，沈括并未对闻见之知有直接论述。那么，要如何将闻见之知与沈括知识论立场的出发点相关联呢？
在这里，左娅将北宋描述为一个典型的system（左娅将其翻译为统理和棣通之观）的时代，北宋出现的“新学”鼓励每个有野心的士大夫去思考当时的重要议题以追寻道，发展出一套自己对整体秩序的理解，在条件允许时将这种理解用于政治实践。这是一个体系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并在思想和实践上相互竞争的时代。这催生了一种新的“主流”，即，这个时代的体系建构者想要达到一个全面视野下的整体，这就是所谓“道”。这样一个体系建构者的谱系，最终在朱熹的理学中得到完满。这个体系竞逐的背景成为了理解沈括的关键。而沈括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于，他的闻见主义是与统理不同的，它展示了宋代思想深层而真正复杂的动力，及其所提供的复杂可能性。沈括的笔记《梦溪笔谈》是他建构非统理的关键文类；reliability（左娅译为信验性）和信验性的方法构成了非统理的核心。通过，将沈括描述为一个“例外”，闻见之知通过其与system的区别，不仅成为了分析沈括的工具，也成为了理解宋代的工具。统理和非统理的对比，使得对沈括知识论的分析不再局限于一个个体，而是构成对整个时代的知识论的分析，更多的士人被纳入到这个叙事中，王安石、邵雍、程颐、程颢等等。同时，她还将沈括提到的可靠的求知者，包括张衡、陆绩、张子信、僧一行、舒易简、毕升和喻皓等视为非系统的知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这一论述将对知识论的观察进一步推到了身份的分析，这样的讨论基于之前对知识论的历史性观察，它比时代错置的“科学家”、或者“士人”与“工匠”的身份区分都更具有了一种历史性和反思性。
也就是说，empiricism—闻见之知之间关联的建立，一方面带有与欧洲近代感官经验知识的历史历程的比较，另一方面将“闻见”从张载的文本中带出，通过对张载论述的分析，不仅以比较的方式展示了“闻见之知”与来自感官的经验知识的异同，同时也建立起了宋代知识论语境中的一个概念结构，物—耳目—感官之知构成纵轴，闻见之知和德性所知又构成横轴。这个关系的分析，不仅为理解中国古代经验知识的传统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工具，也为讨论宋代士人不同的知识论取向埋下了伏笔。如果说对闻见之知的讨论，依然是试图在两个概念之间建立起对等性的关系，在对信验性的讨论中，左娅不再拘泥于这种一对一的关系。信验性囊括了沈括文本中多个重要的关键字汇，比如验和信。这些词汇显然有不同的意义，在进入沈括的文本之前也有各自的历史，左娅通过信验性这个概念统合了笔记中看似纷繁的叙述，以实现一个更为整合的叙述。在闻见之知、可靠性等分析的基础上，用于分析沈括的empiricism一词，显然已经与其原有的意涵和历史呈现出差异，既在宋代的历史和文本语境中获得根基，却又成为当下学术中的分析工具。
当中译本带着这个词汇回到中文语境时，左娅不将empiricism翻译为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而创造了“闻见主义”的用法。闻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她希望展开的问题：经验知识在中国古代知识建构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一种基于经验知识的知识论和知识实践传统？一直都是中国古代科学史和医学史关注的问题。(11)“exprience/经验”这个词能否超越翻译和历史语境，在中国古代建立“对等关系的喻说”(12)？这个追寻“对等关系的喻说”的过程，也意味着，闻见主义对当下知识讨论中的“exprience/经验”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资源。
左娅将自己的研究路径归于知识史，这一路径的自我界定的表述，与沈括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归属相关：沈括是科学史的话题，但却不出现在思想史之中。这样的讨论可以在更广泛的学术史背景中理解，马丁·穆索（Martin Mulsow）曾描述了一个宽泛并正在扩展中的知识史研究的图景。(13)乍看之下，左娅的研究属于穆索所描述的知识史分类的第一种类型，将公认的科学史实践扩展到狭义上不那么“科学”的对象。这种扩展不仅是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也是方法类型的扩大。在这一知识史中，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基本科学概念的文化史。(14)而穆索显然已不满足于此，他将自己所实践的更宽泛的知识史赋予思想史的新视野（a new view of intellectual history）的头衔。(15)在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对穆索的评论中，她显然对这种宽泛的知识—思想史颇为担忧，她一方面强调历史中知识的参与者对知识的理解和界定，另一方面，依然坚持对不同语言的细致观察，可以构成理解知识层次的关键。(16)左娅的研究显然更接近达斯顿的期待，不过关键在于基本知识概念的选择。穆索试图用知识史超越科学理论和实践知识之间的边界，依然基于一系列的概念二分。用知识史超越历史中的分类范畴和边界，需要先将其历史化，闻见之知显然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而在这里，知识史也可能在这里找到与思想史的路径差异。
同时，左娅在书中以交错的章节呈现沈括的生命经历和知识论立场的演进，部分相互对应。比如，书中将沈括与王安石在统理和非统理上的差异，嵌入到了沈括生命历程的分析之中，将他的政治经历与知识论的演进过程勾连起来。同时，关于王沈二人的知识论差异的讨论，也为理解新学和新法的关系，乃至宋代士人的“学”如何构成其政治实践的知识论基础，提供了新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experience不仅只是经验，也可以是经历。这意味着，生命历程是对事件的感知和理解。(17)对于闻见之知的梳理，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使得历史性的知识论可以成为重新理解历史人物经历和政治史演进的基础。左娅在书中已经提供了物和事（affair）的讨论，那么下一步的问题是，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的历史和知识语境中，affair如何成为event？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给知识史和事件史带了新的交汇。此外，沈括的知识选择与他的命运沉浮之间的关系，也给知识的历史叙事带来了某种不确定性和灰暗的色调。(18)
同样作为研究者，我们可能都会好奇彼此的研究议题的缘起：为什么是沈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遭遇了沈括？遭遇这个词，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议题之间并非仅仅是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而是在学术脉络中的相遇，既似偶然，又似命定。这是因为现代学术身份的建立，使得研究者的知识立场和研究历程，更加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塑造着我们的经历。但是在阅读完本书之后，我们也许会收起这些疑问，去追问，左娅与沈括的这次遭遇，为我们这些读者带来了什么？为中文世界里，冠以“知识史”的头衔的研究带来了什么？这意味着，中文世界里，读者与沈括的故事继续延续，而左娅却终于可以与沈括作别。(19)
2023年7月
于伊拉克利翁
(1) Zuo Ya, Shen Gua’s Empiricism,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2) Zuo Ya, “Capricious Destiny: Shen Gua (1031-1085) and His Age”, Ph. D. Dissertatio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1.
(3) Zuo Ya, ‘Ru’ versus ‘Li’: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Generalist and the Specialist in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7)”,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4, 2014, pp.83–137. Idem., “Zhang Zai’s (1020–1077) Critique of the Sense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3, 2019, pp. 83–111. Idem., “Keeping Your Ear to the Cosmos: Coherence as the Standard of Good Music in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7) Music Reforms”, Martin Hofmann, Joachim Kurtz, and Ari Daniel Levine eds., Powerful Arguments: Standards of Valid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20, pp. 277–309.
(4) 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11卷第6期，1926年，792—807页，引文来自792页。
(5) 竺可桢在文章一开头引用的文献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宋史·沈括传》和沈括的《答崔肇书》。
(6) 《宋史》卷三三一《沈括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657页。
(7) 《宋史》卷三三一《沈括传》，10653页。
(8) 比如Etienne 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Translated by H. M. Wright, pp.13–27. 中译可参考余振华译《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Routledge, 2005,pp.130–132. 中译可参考张卜天译《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9) 比如Nathan Sivin, “Shen Kua (1031–1095)”,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XI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5, pp. 369–393. Reprinted as “Shen Ku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his Scientific Thought and Achievements”, Sung Studies Newsletter, 13, 1977, pp. 331–356. 修订版发表在Nathan Sivin的网站上：http://ccat.sas.upenn.edu/~nsivin/shen.pdf。Nathan Sivin, “Editor’s Introduction”,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Part VI: Medicine,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Lu Gwei-Dje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athan Siv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37。
(10) Nathan Sivin, “Shen Kua (1031–1095)”, p. 34.
(11) 比如Nathan Sivin, “On the Limits of Empirical Knowledg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s”, J. T. Fraser et al. Eds., Tim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Study of Time V,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pp. 151–169。
(12) Judith Farquhar, Knowing Practice: The Clinical Encounter of Chinese Medicine,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Sean Hsiang-lin Lei, “How Did Chinese Medicine Become Experiential? The Political Epistemology of Jingyan”,Positions: East Asian Cultures Critique, 10–2, 2002, pp.333–364.
(13) Martin Mulsow, “History of Knowledge”, Marek Tamm and Peter Burke eds.,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pp. 159–173.
(14) Martin Mulsow, “History of Knowledge”, p. 159.
(15) Martin Mulsow, Knowledge Lost: A New View of Early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16) Lorraine Daston, “Comment”, Marek Tamm and Peter Burke eds., 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 pp. 173–178.
(17) Marek Tamm, “Introduction: Afterlife of Events: Perspectives on Mnemohistory”, Marek Tamm ed., Afterlife of Events: Perspectives on Mnemohisto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23.
(18) Veena Das曾探索知识的黑暗面，见Veena Das, “Knowledge”, Veena Das and Didier Fassin eds., Words and Worlds: A Lexicon for Dark Tim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9–38。
(19) 左娅新的研究课题是眼泪的文化史，已有不少成果面世。Zuo Ya, “Whence Cometh Sad Tears?”, Natalie Köhle and Shigehisa Kuriyama eds., Fluid Matter(s): Flow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20.（在线阅读的版本见：https://press-files.anu.edu.au/downloads/press/n7034/html/12-whence-cometh-sad-tears/index.html）Idem., “Male Tears in Song China (960–1279)”,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73, 2021, pp. 33–79. Idem., “Collecting Tears: Lachrymation and Emotions in the Taiping Collectanea,” Oriens Extremus, 59, 2022, pp. 225–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