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创新体之功

回首成果丰硕绚烂的华夏史坛，纪传体《史记》同编年体《资治通鉴》曾二水分流，双峰对峙。逮至《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又创造出纪事本末体史书编修的新格局和新景观。这使南宋袁枢的名字同史学大师司马迁、司马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袁枢，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卒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三十二岁试礼部，词赋第一。历官温州判官、太学录、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多次对军国要政特别是恢复中原提出对策，曾以汉唐史事面谏宋孝宗。居官地方，亦有惠政。分修国史列传时，摒却私请，直书不讳，致有“无愧古良史”之誉。

身为良史，袁枢一向喜读《通鉴》。《通鉴》体大思精，洵为编年体通史巨著，因其卷帙浩繁，头绪万端，颇难真正通读和读通。即如理学大师朱熹，亦生《通鉴》“难看”之叹。袁枢同样苦其浩博，便自出新意，对《通鉴》进行简化和改编，遂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严州教授任内、四十四岁时，撰成《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一俟飘旌史林，标志着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编纂新体裁得以正式确立。此体以事件为中心载述历史，既凭借分题列目，从宏观上凸现特定时期的主体风貌，又倚仗专篇详叙，从微观上展示每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如此相表里，构成了述史之别格，习史之捷径。

具体分析的话，编年体与纪传体的优劣得失显而易见：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年经而事纬，能够清晰地显示出诸多事件的发展线索及其相互联系，展现出社会历史演变和嬗递的整体进程，但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造成了支离破碎的天然弊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辅以表、志，于时间、地域、事类亦可顾及，从而能综合反映出社会历史的动态与全貌，但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带来了彼此重复、相互脱节的内在缺陷。如何兼具二体之长，克服二体之短，恰恰自袁枢正式创立纪事本末体，始得实现。亦即从勾划历史概貌到描述具体史实，文既省于纪传，事又豁于编年，人亦随事大显，使编年、纪传贯通为一，体圆而用神。

事具本末，古已有之。《尚书》中《金縢》和《顾命》，分别记述周公请代武王身死、成王临终托政宰臣的由来与结果，实开专篇记事之端绪。推而广之，南朝萧思话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特上《平定汉中始末》，诏付史馆，则具记一事本末之雏型。扩而充之，北魏元晖、崔鸿等撰《科录》，记伏羲至南朝宋末的百家要事，相类者编为一科；隋代王劭修成《隋书》，又以类相从，定其篇目，则为诸事本末之先导。以上三书，都已摸索到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类型与具体样式，惜今已佚失。

迤至南宋袁枢，因而革之，既追迹《科录》，更依凭《通鉴》，前所未有地创制出《本末》这等庞大的纪事本末体通史，遂臻成熟境地而自张一军。嗣后踵继效仿者不乏其人，发扬光大者多有人在，开创新规者屈指可数，但都沿着两大方向在奋笔搏击，镂版斩获，以致补前之作同续后之作不断涌现，递相面世。

补前之作指专载战国之前大事要事的纪事本末体通史著述，这些著述的出现，填补了这段历史较长时间少有人问津的空白。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沈朝阳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前编》，共计十二卷二百一十九篇，附载史论。起自《盘古之始》，迄于《周复分东西》，阶段性、立体式记述了传说时代至战国初期的重要史事和演进轨迹。

承《前编》余绪，马骕约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著成《绎史》。凡一百六十卷，卷自为题。在“太古、三代、春秋、战国”的框架内，从卷一《开辟原始》叙起，至卷一五〇《秦亡》收笔，共一百五十篇，附列自家议论文字。大规模、多维度、详尽化记述了秦以前的重要史事和期间变局与大势。最后十篇则属《外录》，专记各项典章制度。

与纪事本末体通史竞秀争妍，纪事本末体断代史则创建出“变经义为史裁”（《四库提要》语）的新景观。早在淳熙十二年（1185），亦即《通鉴纪事本末》行世后第十年，章冲推出了《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书凡五卷三百五十七宗事目，细致地再现了《左传》所包纳的春秋断代史，成为传统的解经之作向新型纪事本末体史部要籍蜕变的首部开创性作品。

及至明清之际，傅逊于万历十三年（1585）撰就《春秋左传属事》二十卷九十三篇。马骕在其《绎史》问世前十年即顺治六年（1649）左右，编成了《左传事纬》十二卷一百零八篇。高士奇又遥承章冲之书加以改进，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之前写成了《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五十三事。它们或以时序为纲，或以国别为纲，借助时间节点或列国支点，各有侧重、条理井然地系统记述春秋阶段大小史事和嬗变演进过程，辅之以自家论断，互不雷同而各具千秋，有伦有脊而晔若明镜。

不言自明，上列五家六书沿着纪事本末体通史和断代史各不偏废、叠加并行的路径在通力行进。而这，恰恰同继起踵兴的续后之作在编纂方向、撰述体式与格局上同符合契，归于一致，竟成完整系列而后止。

续后之作首先是，北宋史、两宋史先后付梓，联为一体。其以南宋后期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三百四十五篇、明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一百零九卷一百零九篇为载体而得以定立。前者已使北宋九朝史犁然大备，后者又锐意推衍成愈加彰明较著的两宋全史，以致二者交参互涵而彼此衬托，各有详略而贯通为一。

其次是，三大少数民族政权史共立互持，蔚成规模。其以清道光年间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清末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为标志，提纲挈领，彰幽发潜，别开生面，自成单元，尤显意义非凡，作用独特。

再次是，元、明、清三朝史蝉联而出。明末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明中叶高岱《皇明鸿猷录》十六卷、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四卷（本书记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政权，当以明王朝余绪视之）、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八十卷，摄要撮凡，使涯略梗概俱出；擘肌分理，令要义奥旨毕现。

上列各书一脉相通，完成了宋、辽、夏、金、元、明、清七史的集结，交会错综又续接纵贯，仍旧给人以较强烈的时代变迁感和历史沧桑感。

还要看到，在续后之书断代史的勃兴潮流中，纪事本末体通史犹存绝响，尚副人望。迟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铭汉、李于锴父子刊行《续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一十卷，特以宋元两朝通史的面貌上接《通鉴纪事本末》战国至五代的通史序列，其益处不可小觑，亦备一格。

此外，三部纪事本末体专史亦在清初和近代前期异军突起。时值康熙二十九年（1690），张星曜《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五十卷完成。道光二十六年（1846），魏源刊行《圣武记》第二次修订本。同治四年（1865），夏燮出版《中西纪事》增订本二十四卷。它们应时之需，依次从辟佛、排老、益儒言论为主的汉至清初宗教思想界跨入清代军事界，再转入近代外交界，细化并拓展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覆盖范围、辐射层面与专指度，裹挟出时局观念和忧患意识，后出转精又后来居上。

诚如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断定：“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然而所有这一切，莫不开启于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厥功甚伟，耀古而烁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