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沣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1)

1967年8月15日，位于沣西的西安造纸网厂（原名西安铜网厂）在基建过程中，推土机破坏了一座古墓。施工工人在现场捡到一个长约4厘米、直径约1厘米的小铜管，撬开封口后，发现铜管内塞满东西。工人将铜管交给了正在沣西进行考古发掘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孝堂同志。他从铜管中取出一个纸卷，展开后发现是一件保存较好的陀罗尼经咒，立即用两块玻璃板将经咒夹起来保存。为了永久保存好这件珍品，当时在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工作的王同志又于1975年5月26日将这件经咒仔细地封存在有机玻璃中。

因为这件经咒发现于“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又没有同出的其他器物作为参考，所以迟迟没有报导。近来，关于中国印刷术史的讨论又一次成为热点课题(2)。我们将这件陀罗尼经咒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其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同类印本经咒，有必要公布于世，以便学术界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一、经咒现状

该经咒印画在一长方形单页纸上（图1），长32.3—32.7厘米、宽28.1—28.3厘米。由于已封存在有机玻璃中，纸的厚度不详。纸色发黄，韧性很强。该经咒曾横向对折三次后，又纵向卷成细筒，展开后，横向留下7道折痕。纸面有明显的帘纹，帘纹宽度约1毫米。在30倍放大镜下观察，纸的纤维细长，纤维表面有明显的胶质层。与考古所收藏的新疆吐鲁番唐代麻纸和楮皮纸相比较，该经咒的纸更接近于唐代楮皮纸。

该经咒由中心向外分为三部分，即中心方框内、中心方框和印刷边框线之间、印刷边框之外的空白部分。

（一）中心方框内

中心方框呈正方形，边长6厘米，边框线为墨线勾勒（图2）。方框内为一幅墨线人物图。画面的右半部绘有一金刚力士：蹙眉瞪目，面容忿怒，上身裸露，下系战裙，赤足立在山石上。力士束发高髻，戴有宝珠冠，身披帛带，颈下挂项圈，并戴有手镯、脚镯。力士的左臂夹有金刚杵。右臂伸出，右手触摸着画面左下方男子的幞头。画面的左下方画一男子：面部表情从容，有须，较丰腴，头系幞头，身着圆领窄袖袍，左腿蹲，右腿跪，双手合掌，作祈祷状，正在接受金刚力士的摩顶祝福。男子头上画有祥云。

（二）中心方框和印刷边框线之间

中心方框外和印刷边框线之间为雕版印刷的梵文陀罗尼经文。雕版边框线为单线，近似方形，长22.6、宽22.9厘米。左侧边框线印得粗重模糊，似印刷过程中移动所致；其余三边单薄纤细。经文的排列方式比较独特，分为4个版块。每个版块长约14.1—14.5厘米、宽8.2—8.5厘米，自上而下印有13行梵文，每行字母28—37个。4个版块的排列顺序是从中心画面的右上方开始，围绕中心画面顺时针排列。

印文的梵文字体经北京大学南亚文化研究所王邦维教授辨认，为悉昙体。悉昙体自初唐进入中国，盛行于盛唐和中唐时期，到晚唐衰落，逐渐为蓝查体和天城体所代替。

印文雕刻古朴，刀法工整。每行的字母排列紧凑，但第四版块的最后2行字母间隙松散，似为凑足13行。印本大部分施墨充足，印文清楚，墨迹漆黑，边缘部分多施墨不足或施墨不匀，印文不太清晰，有的印文上留有木纹。

在印文的经咒中留有空白，空白上手书“荆思泰”三字。整个经文中共填写10处“荆思泰”，其中“泰”字书写得比较随意，3处为“泰”，1处为“”，3处为“”，2处为“”，1处为“秦”。手书的墨迹颜色稍浅，与印文墨迹及中心画面墨迹明显不同。“荆思泰”应是这件经咒的持诵人。手书的字体可识为楷书，但书写得没有功力，看来书写人没有受过正规的书法训练。从字体上看不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三）印刷边框之外的空白部分

这件经咒的印刷边框外四周都留有空白，其上绘有墨线印契、法器和花朵等。以中心画面为中心，可分为上、下、左、右四个部分。

上方的空白部分最窄，仅留有1.5—1.6厘米的纸边，自左至右墨线勾绘有系绶带的金刚杵、三股杵（？）、花朵、莲花座上双手指相对的手印、花蕾、星座和系绶带的法螺贝。

右侧的空白最宽，宽5.6—5.8厘米。在靠近印刷边框线的部分自上而下画有系绶带的斧、莲花座上左手握拳的手印和系绶带的法轮。在靠近纸边的下方，墨书“思”三字。墨色稍浅，字体与咒文空白填写的“荆思泰”相仿，为同一人书写，但“荆”字用的是别体。

左侧的空白宽3.6—4.0厘米。自上而下绘有花蕾、系绶带的法螺贝、莲花座上双手相搭的手印和系绶带的戟。

下方的空白部分宽3.1—3.9厘米。自左至右倒着画有花蕾、莲花座上坛（？）、系绶带的三股杵、花朵、莲花座上双手指内交叉的手印和花蕾。

二、该经咒年代的讨论

该经咒上没有年代的题记，也没有同出的其他器物可供比较研究，因此，其年代只能根据经咒的画面和印文来推定。

（一）中心画面内容出自《大随求陀罗尼经》

找到画面内容的出处对确定其年代有一定的作用。经研究，该画面内容出自《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简称《大随求陀罗尼经》：“若僧带者，于咒心中画作一金刚神，众宝庄严，下作一僧跪合掌，金刚以手按此僧顶。”(3)

《大随求陀罗尼经》是密宗繁多的杂咒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大随求”的意思正如该经所载：“若人持此明，或带于颈臂，所求愿悉成，一切所希愿，悉皆得如意。”(4)即人们可以随意求愿，只要按照该经要求书写和佩带经咒，一切愿望皆可如意。

《大随求陀罗尼经》译自梵文，有两个译本。较早的译本是宝思惟于长寿二年（693年）在洛阳翻译的，全名为《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5)。宝思惟是印度湿弥罗人，长寿二年到洛阳，译出《不空罥索经》等一系列密宗经典，开元九年（721年）圆寂(6)。另一个译本是不空翻译的，全名为《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不空全名为不空金刚，年十五师金刚智。开元二十年（732年）金刚智寂，不空奉遗旨往五天并师子国广求宝藏。天宝五载（746年）还京，大历九年（774年）圆寂(7)。自天宝至大历六年不空译出密部经轨77部，120余卷。《大随求陀罗尼经》应是其中一部。不空译本，比宝思惟译本大约晚五十余年。

两个译本相比较，基本内容相似，细节有所不同，可能是根据不同的梵文本子。此外，不空译本多采用五言体，例如宝思惟译本中的：“若有妇人求产男者，用牛黄书之；于其帛上，先向四面书此神咒，内画作一童子，以宝璎珞庄严其颈，手捧一金钵盛满珍宝，又于四角各画一童子，身披衣甲，又作种种印。”(8)在不空的译本则为：“女人求子息，当用牛黄书，中心画童子，璎珞庄严身，满钵盛珍宝，左手而执持，坐在莲花上，其花而开敷。又于西隅角，而画四宝山，其山金宝饰，殷勤应画此。”(9)两个译本中的中心画面内容是相同的，但咒文四周的图案不相同。

西安造纸网厂出土的经咒中心画面与宝思惟译本的“若僧带者，于咒心中画作一金刚神，众宝庄严，下作一僧跪合掌，金刚以手按此僧顶”，十分吻合，只是画面上是系幞头男子，而不是僧人。这里的“僧”也有可能包括信佛的居士。相同的内容在不空的译本中则为：“若是苾刍带，应画持金刚，右执金刚杵，左拳竖头指。”(10)“苾刍”即比丘，也可以理解为乞士和僧人。不空译本省略了“下作一僧跪合掌”的重要内容。如果不对照宝思惟译本，不空译本的“左拳竖头指”的意思则很难理解。西安造纸网厂经咒画面上金刚力士是左臂持金刚杵，而不是不空译本的“右执金刚杵”，系幞头男子半跪合掌的形象与宝思惟译本的“下作一僧跪合掌”十分吻合。总之，该经咒画面内容取材于宝思惟译本，而不是不空译本。

该经咒的画面内容取材于宝思惟译本，这提供了其制作年代的上限，即公元7世纪末。在中国佛教史上，不空是使密宗自成宗派的“开元三大士”之一，其影响远远超过宝思惟。然而，已出土的西安柴油机械厂汉文印本陀罗尼经咒(11)、敦煌石窟发现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陀罗尼经咒(12)均为宝思惟译本，这说明宝思惟译本在民间流传得更为广泛长久。因此，确定了西安造纸网厂经咒画面内容取材于宝思惟译本，还不能确定其年代下限，还必须研究其绘画风格等。

（二）该经咒的绘画风格接近玄宗时期

西安造纸网厂经咒的中心画面和印刷边框外四周空白上的图案均为白线描，轮廓清楚，线条流畅，生动细腻，颇具盛唐绘画风格。另外中心画面的金刚力士和系幞头男子也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金刚力士，即执金刚杵护持佛法的天神。这一形象在唐代石窟寺的壁画和雕塑中频频出现，其形象为面容忿恨，上身裸，着战裙，跣足站立在山石上。其面容忿恨程度、肌肉发达程度、身上装饰及手持物品有所变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初唐的金刚力士面容忿恨，但不狰狞可怕，似生气的人，一般手持金刚杵，身着菩萨装。洛阳龙门奉先寺二力士（676年）可作为初唐力士的代表(13)。盛唐的力士则逐渐取消了璎珞、臂钏等装饰，发达的男性肌肉被着力刻画。敦煌莫高窟第一九四窟西壁龛内南侧的泥塑力士是盛唐力士的代表作(14)。晚唐的力士面部表情夸张，忿恨且狰狞，身体臃肿，装饰更为简化，手托山状巨石的较多。敦煌莫高窟第九窟中心柱东面南侧的力士可视为晚唐力士的典型(15)。

与唐代壁画和雕塑中的金刚力士相比较而言，西安造纸网厂经咒的力士形象最接近于开元年间的力士形象。该力士眉目上挑，为忿恨相，但面容还相对平和，不似中晚唐力士面容狰狞丑鄙。该力士头梳高髻，戴宝珠冠，冠的两侧有飘扬起来的两翼。这种冠的式样及左手持的金刚杵的式样与莫高窟第三三二窟东壁北侧《灵鹫山说法图》上的二金刚力士非常相似。根据榜题，《灵鹫山说法图》画于圣历元年，即公元698年(16)。《大随求陀罗尼经》要求经咒上的金刚力士“众宝庄严”，西安造纸网厂经咒上的金刚力士不仅戴宝珠冠，还佩带项圈、手镯、脚镯和披帛。与洛阳龙门奉先寺的二力士（676年）相比，该经咒金刚力士的装饰少璎珞、臂钏；与龙门天宝洞的力士(17)（天宝十载，即751年）相比，其装饰又多项圈、手镯和脚镯。其年代应在二者之间，即晚于高宗朝，早于天宝十载。该经咒画面上的披帛在力士足下作八字形向外飘扬。这一特点与龙门石窟开元年间开凿的杨思勖洞（725—735年）和徐恽洞（开元二十一年，即733年）的力士披帛向外飘扬的特征相符合(18)。暗示了该经咒的绘画年代可能在开元末年。

该经咒金刚力士与玄宗时期雕塑和壁画中的同类形象相比，肌肉没有高高隆起。这可能是由于金刚力士在石窟中都是扮演护法的角色，需要显示其紧绷着的发达的肌肉；而在经咒中金刚力士扮演的是将经咒持诵人的愿望转达给佛的角色，因此肌肉是放松的。

该经咒画面上的半跪男子，着圆领窄袖长衫，乌皮鞋，为唐代男子的一般装束。其头上系的幞头最具盛唐特征。

幞头，是由幅巾发展而来的，始于北周。唐代人无论地位高低尊卑，都可系幞头作为常服。唐代的幞头式样有三五种(19)。初唐均为“平头小样”；到武则天时期，一种头部高高束起的幞头式样开始流行；中宗时幞头高且向前倾斜；开元时流行圆头式样，垂在脑后的幞脚逐渐缩短；晚唐的幞头在垂脚上大作文章，宽条、硬脚的幞头开始出现；唐末流行硬幞头(20)。

该经咒画面上的幞头由于金刚力士的手遮挡了一部分，不能见到全貌。但可以看出头部高高束起，垂脚缩短了，幞头将眉毛以上的额头全部包住。与此相似的幞头见于敦煌莫高窟第四五窟南壁东侧《观音经变》(21)。此外，唐长安郊区隋唐墓中开元年间墓葬出土的幞头俑均将额部全部遮住，头部高高隆起(22)。这与西安造纸网厂经咒画面上的幞头也有可比性。西安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幞头男立俑皆着圆领窄袖袍，腰束带，其装束和幞头与经咒上的男子很象。这批陶俑的年代为开元十二年（724年）(23)。

系幞头男子面容丰腴适中，既不似初唐人物那样清颖，也不像晚唐人物那样臃肿，与玄宗时期的人物形象比较接近。

系幞头男子与金刚力士各占据中心画面的一半，男子的形象比力士略微小一点儿，但人与神的比例还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比一的。同类经咒中，只有西安冶金机械厂经咒画面上人与神的比例与此相似。晚唐的成都经咒、五代的洛阳经咒及北宋的三件经咒上都只印有神的形象，不见供养人的形象。被推定为中唐的西安西郊出土的手写经咒上，中心部分绘三眼八臂菩萨，供养人的形象被绘在画面的左下角，而且画得比菩萨小得多。因此可以粗略地推定中心画面上出现供养人形象，而且人与神的比例为一比一的经咒时代是比较早的。

该经咒中心画面左上方的祥云，线条简洁随意，云朵饱满，云尾较短。类似的画法多出现在敦煌莫高窟初唐和盛唐的经变和佛传画上。莫高窟中晚唐壁画上的云彩，线条繁多，云尾拖得很长，看起来比较呆板。

该经咒印刷边框外四周的印契和法器图案也表现出一些较早的迹象。经咒四边各画有一种印契，四种印契各不相同。与收录密宗印契较全的《瑜珈集要焰口施食仪》(24)、《供养仪式》(25)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手印图(26)相比较，没有发现与经咒上四种印契完全相同的。而且这四种印契都相当简单，有可能是密宗印契成熟之前的手印。此外，该经咒上的法器图案相当简单明了，显示了早期特点。金刚杵、三股杵、法螺贝等密宗特有的法器在中晚唐的密宗图像中还经常出现，但是金刚杵的尺寸变小，式样也变得较为复杂。该经咒上有几种图案在中晚唐密宗图案中不再出现，如上方空白左起第二的三股杵（？）、第六的星座（？）和下方空白左起第二的坛（？）。这几种图案有可能是密宗形成初期采用的，但没有流行到中晚唐就消失了。

（三）该经咒显示了早期印刷品的特征

西安造纸网厂经咒印本与其他同类经咒印本相比较，有两处明显的不同：一、印刷与手绘、手书共存；二、印刷的咒文分成四个独立的小版块。这些恰恰是早期印刷品的特征。

我国已发现的《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印本共有8件。北宋的3件和五代的1件都印有明确纪年，形式也比唐代的复杂。唐代陀罗尼经咒印本均无纪年，其形式相似。冯汉骥将成都经咒印本定为晚唐(27)，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保全将西安柴油机械厂出土的梵文经咒定为初唐，将西安冶金机械厂出土的汉文经咒定为盛唐(28)，在我国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29)。

在这批印刷经咒中，北宋的经咒全部印刷，包括持诵人的姓名和刊刻人的姓名；五代的经咒除墨书持诵人题记外全部雕版印刷；晚唐时期的成都经咒全部雕版印刷，包括首题；西安冶金机械厂经咒的咒文及边框外图案为印刷，中心画面和首题则为手绘手书；西安柴油机械厂经咒的咒文和边框外图案为印刷，而中心画面空白，榜题为手书。西安造纸网厂经咒只有梵文部分是雕版印刷，而中心画面、边框外图案均为手绘，持诵人的姓名也是手书。如果按照所占面积统计，印刷部分占整个经咒的53%。通过这几件印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陀罗尼经咒印本的发展过程中，由全部手书手绘逐渐演变为局部印刷，又从局部印刷逐步发展为全部印刷。如果这个推论无误，西安造纸网厂经咒正处在这个过程的前段，也就是说早于另外3件唐代陀罗尼经咒。西安柴油机械厂经咒和冶金机械厂经咒的年代相近，早于成都经咒，而晚于西安造纸网厂经咒。

西安造纸网厂经咒的印刷部分分为四个矩形小版块，从第一个版块的左上方开始，横书13行后转到下一个版块。然而，其他同类经咒印文的排列方式，无论是横书还是竖书，均是围绕中心画面，由内向外，每书一行绕中心画面一周，这种排列方式又可称为环文。手书手绘的陀罗尼经咒也都是采用环文的排列方式。

西安造纸网厂经咒的四个小版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这种印刷方式是由四个独立的小雕版发展而来的，而一个小雕版与大的木印章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众所周知，印章的使用是我国印刷术的渊源之一。晋代道家推出的一种用于佩带的枣木符印，称为“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30)。这样大的印章与西安造纸网厂经咒上的一个矩形版块的尺寸是接近的。因而，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推测中国印刷术的诞生过程：一、由刻字少的小印章发展为刻字多的大印章；二、将数块刻字的印章合印在同一张纸上；三、将数组不同的文字合刻在一块大木板上，但仍保留着小版块的格式；四、雕版趋于成熟，没有了小版块的痕迹。如果上述推测可以成立的话，西安造纸网厂经咒则处于第三阶段，即雕版印刷诞生后的初期阶段。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中国古代印刷术始于雕版印刷，关于雕版印刷发明的年代，学者们进行了多年的讨论，众说纷纭(31)。这是由于文献记载纷杂模糊，早期的印刷实物又非常稀少的缘故。宿白先生认为比较可靠的材料有大和九年（835年）东川节度使冯宿奏禁断印历日版等7条，并推测：“如果可以这样间接推论，那么唐代雕版印刷的开始时期，就有可能在唐玄宗时代。”(32)孙机先生将比较可靠的材料增加到10条，认为“雕版印刷出现于唐代前期”(33)。这两种看法基本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界对雕版印刷开始年代的意见。

西安造纸网厂经咒印文表现出早期印刷品的特征，结合其绘画风格及内容出处，将该经咒的年代断定在唐玄宗时期，这与考古学界推测的雕版印刷诞生的年代正相吻合。

在中国佛教史上，密宗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是以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大量翻译密宗经典、弘扬密宗教义的开元年间作为起始的。人们一般认为密宗由宫廷传播到民间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陀罗尼经咒在民间广泛流行大约应在中晚唐以后。西安发现的3件陀罗尼经咒印本和1件写本都不是出土于贵族大墓(34)，其年代也都不晚于中唐。这就给研究佛教史的学者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密宗形成的过程？密宗是“重祈祷以得利益之教”(35)，这些不讲深奥哲理，只重形式，类似法术，对下层民众有特别的蛊惑力和亲和力。密咒的传译，始于三国时期。唐初的玄奘、宝思惟和义净等都翻译过各种陀罗尼神咒经。因此，在密宗被唐宫廷接受之前，下层民众有可能已经广泛使用陀罗尼经咒来进行安宅、治病、祈雨、求子等活动了。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佛教史学者的进一步探讨。

（原载于《考古》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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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第二作者为冯孝堂。

(2)　潘吉星：《印刷术的起源地：韩国还是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6卷第1期。

(3)　《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见《大正藏》第20册《密教部三》，第637—644页。

(4)　《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见《大正藏》第20册《密教部三》，第617页。

(5)　《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见《大正藏》第20册《密教部三》，第637页。

(6)　《宋高僧传》卷三。

(7)　《宋高僧传》卷一。

(8)　《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见《大正藏》第20册《密教部三》，第641—642页。

(9)　《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见《大正藏》第20册《密教部三》，第624页。

(10)　同上，第624页。

(11)　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见《中国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404—410页。

(12)　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1937年，附图一五七b。

(13)　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见《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

(14)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1987年。

(15)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九窟·莫高窟第一二窟》，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

(16)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93。

(17)　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见《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

(18)　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见《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

(19)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

(20)　赵超：《衣冠灿烂：中国古代服饰巡礼》，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21)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1987年。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3)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1997年1期。

(24)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见《大正藏》第21册《密教部四》，第473—481页。

(25)　《供养仪式》，见《大正藏》第18册《密教部一》，第177—179页。

(26)　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1937年，附图一七五b、一九四、一九五a。

(27)　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5期。

(28)　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见《中国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404—410页。

(29)　孙机：《唐代的雕版印刷》，见《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4—211页。

(30)　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八。

(31)　罗树宝：《中国古代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

(32)　宿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文物》1981年5期。

(33)　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350—351页。

(34)　陕西省博物馆：《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写经咒绢画》，《文物》1984年7期。

(35)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