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世致用与谠言论政

宋代儒学要向政治实用主义迈进，必须具备政治伦理的品格以及形而上的特征，才能在更广阔的层面规范社会人生，实现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也就是说，它必须完成这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其思想的合法性和唯一性，比如形成完整的能够尽可能地包容各种思想的学理体系；二是它必须具有对现实政治乃至社会人生进行规范的可操作性；三是具有整饬和提升世道人心的世俗色彩。它必须是融合劝上与化下为一体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北宋中期的儒者面对的，就是这么一项艰巨的意识形态重构工作。当时的儒学复兴，严格地说，就是儒家学术的重建。

要完成对儒家学说的重建，就必须突破传统的章句之学，开拓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宋初三先生”尤其是胡瑗，是推动儒学向这个方向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所提倡的“明体达用”之学得到广泛的回应。明体达用，即从根本上把握儒学的精神，并施之于政事。也就是通经致用。而从根本上把握儒学的精神，就得摆脱章句之学的束缚，甚至摆脱儒家元典和经典化了的传注的束缚，依己意揣摩圣人奥旨。北宋中期兴起的疑传惑经的风气，是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的具体反映(1)。学术界关注比较多的欧阳修、刘敞等对经籍的重新阐释和发挥，其着眼点其实是现实政治。他们似乎更重视从儒学典籍中汲取对现实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的因素，而对把儒学提升到哲学的、面对根本问题的层面，似乎并不感兴趣(2)。王安石倒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其学术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冲淡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儒学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要依赖以后的道学人士的孜孜以求。当然，疑传惑经并不是抛开经传肆意发挥，而是通过对经传的辩驳与重新解读来探讨圣人之心、圣人之意，由经典本文来推求圣人本义，融会贯通经籍，不拘泥于经传(3)。可以说，疑传惑经和尊经崇道是相辅相成的。经典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它能给予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以不同的启示。在探寻圣人微言大义的过程中，元典与时代、个人诉求之间产生的联系或者契合点，足以生成适用时代的新学术。疑传惑经的学风，正是宋人在探寻适用他们时代的新学术、新思想。由于个人的角度和政治学术背景的差异，其所生发的学术思想当然会有差别，不过，经世致用则是当时儒者从经传中得到的共同启示，或者说是生发出的共同的学术主张。它贯穿于当时学术文化的各个层面。

宋代辞赋发展到中期，表现出的对现实的深切关怀，正是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反映。其实，儒学发展中的经世致用思潮，是对仁宗亲政后意欲有所作为的呼应。作为变革政治的一项措施，仁宗下诏力戒浮文，范仲淹、欧阳修等敏锐地觉察到政治动向，积极倡导一种与现实政治相呼应的文学风尚来补偏救弊。可以说，学风和文风的改变，是互为表里的。由于要提倡明道之文，所以要革新诗文，尤其是要力倡平易流畅的古文。古文与儒家思想、政治变革之间具有亲缘关系，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即与宣扬儒家思想的要求和革新政治的愿望有着直接的联系。宋初的柳开等人也通过创作古文作为复兴儒教的手段。当时，平易流畅、切于时弊的文学风尚和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潮一起，为政治革新导夫先路。这种切于时弊的主张，对辞赋创作来说，即是反对过去的一味颂美，畅论政治。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当时的辞赋，歌颂的成分日趋淡薄，现实性增强，有些赋甚至类同政论文。在论政赋当中，李觏的《长江赋》和崔易伯的《感山赋》尤其具有代表性。

在当时儒者当中，李觏的实用主义倾向是非常突出的(4)，他的《长江赋》讨论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寄上富相公书》中，李觏讲了这样一段话：“觏庆历四年尝以书言南方事，必达左右矣，后二年，作《长江赋》，欲干衢室之听，而无路以通。”（《李觏集》卷二十八）可见，《长江赋》作于庆历六年（1046），和作于庆历四年的《寄上富枢密书》一样，是讨论江南之事的一篇赋作。在《寄上富枢密书》中，李觏称：“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李觏集》卷二十八）并详细探讨了江南地区军事、经济方面的重大意义。《长江赋》与这篇文章的主旨一致。此赋从三个方面讨论长江一带的地理形势。首先，他讨论了长江地区在军事上的特殊价值，他说：“出如登山，入如沉泉，退无所止，进不得前。龙螭蛇鼋，固执杀生之权；虾蟹琐琐，犹或贾勇而争先。嗟乎！生之难，成之难，父母君师之所爱，而托命于其间。幸而免者，盖有之矣，不幸而免者，何可胜纪？”他没有述川渎之美，而是在着力表现地势的险恶，借以强调它的军事意义，既可防北进之胡虏，也是乱臣行逆的天然屏障。其次，作者指出长江两岸的富庶和重利轻义的民风，“扬、荆、巴、蜀、交、广、瓯、闽，地有常产，物有常珍。衣有食者，器有玩者，歌童舞女，诡异妖冶，官所不取，则掠之私舍。孰贤孰才，贪哉鄙哉。重装叠载，逾江越淮。然则视长鲸之怒东海，不啻如蠛蠓之浮杯”。与此赋题材相同的郭璞的《江赋》历数长江水族之丰富，两岸物产之丰饶，而此赋于此则略述，因为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在经济上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不必费辞。他强调此地风俗之诡谲，则颇有深意。风俗浇薄，民不知礼义，则难治，且恃长江之险、物产之丰，易于作乱。他敏锐地看到了长江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第三，他强调长江地区关乎天下稳定之大局。他说：“呜呼！山川之阻，土地之富，天下有道，则王之外府，天下无道，则奸雄所处，盖足于财用而利于守御。”这几句话十分精当地概括了长江地区在关乎治乱方面的价值所在。如果联系到靖康之难以后江防对稳固南宋政权的价值和洞庭湖一带的叛乱，我们不得不惊异李觏犀利的政治眼光。

崔易伯的《感山赋》长达七千余言，围绕太行山的军事意义追溯古今，对北宋的军事、政治进行了深入反思。全赋除对太行山的地理、物产进行详细描写之外，尤其关注此地的历史沿革和军事、政治上的地位。太行、桑干地区，自古就是汉族与北方民族杂居之地，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赋中详细论述了太行山的军事价值和当时北方地区潜在的危机。辞赋批驳了以德绥北方的幼稚之举，并且呼吁坚强北方防务，指出用度不足不是漠视北边的借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和豪强的膨胀，并不是因为充实北边的消耗。可以说，仁宗亲政后的朝野上下，士气高昂，积极向上，中唐以后儒学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被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