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书名出自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的那本《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我要创造一个国度，要恢复已然失落的影响。我要为两千万使用闪米特系语言[1]的人打下基础。缘此，他们才能兴建那座民族精神所系的梦想宫殿。”劳伦斯写道。诚然，劳伦斯的经历有其传奇之处——其实他的传奇经历，阿拉伯人大都满不在乎——可在阿拉伯现代史上，这位才干超群绝伦、身心备受折磨的劳伦斯只能算一个边缘人物。他纵横沙漠的故事也不过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智慧七柱》这本书，倒是时不时透出几分文学上的美感，让人颇能动容。不过，它写的终归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主人公只是误打误撞闯进了阿拉伯人的生活。对此，劳伦斯本人也清楚：“本书并非对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描写身处这场运动之中的我。”
如今[2]，那座梦想宫殿早已建成。在军营和大学中，在阿拉伯世界的各大城市——贝鲁特、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阿拉伯人以自己的双手筑好了他们梦中的宫殿。它属于知识界，象征着世俗倾向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生活。借由本书，我将回顾这座宫殿过去25年历经的变迁。书中涉及许多公共事件。它关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录了这个民族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执和主要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归宿。它也是一场私人的探寻，探寻我这一辈阿拉伯人——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男男女女生活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种种遭遇。
书中的第一个故事始于一起自杀案，以及此后人们对阿拉伯文化寄托的哀思：1982年6月2日晚间，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的同一天，天才诗人哈利勒·哈维（Khalil Hawi）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本书第一章便以他为主人公，讲述他的一生。诗人的死别有一种神圣感：爱国者之死，仿佛是祖国悲惨命运的一种象征。我仔细研究了哈维的生平与故去，发现了他的丰富经历。回望他的一生，我仿佛置身于他成长的黎巴嫩山区（Mount Lebanon），又似在拜访他的家族，诗人扬名立万时身处的城市贝鲁特也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论年龄，哈维比我大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可是，我对他的世界却分外熟悉。想着哈维人生的点点滴滴，我也好像拾起了斑驳的记忆碎片。
贝鲁特的城市规模并不太大。它属于哈维，也是我的家乡，幼年时的我也许还曾与哈维在这座城市的街头擦肩而过。20世纪50年代，他发表了那首名为《桥》（“The Bridge”）的作品，当时我不过十四五岁，但这首诗被我铭记于心。他本人的生活、他身边的人所遭遇的那些事情，让我知晓了一代阿拉伯人的集体经历：他们身处文化的大潮之中，见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潮起，又在80年代中期亲眼看着潮水退去。我竭尽所能，力图在文字中还原哈维本人的面貌。我会忠实重现他起于贫困与劳苦，收获成功与荣誉，最后由于精神苦闷而走到终点的人生。各位读者也许会问：哈维其人其事，算不算那个年代阿拉伯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没错，他的生平确有代表意义，但又具备其独特性。我会努力还原他的个人悲剧，借由他的故事讲述那一代人共同的心曲。
书中关于哈维的篇章跨度很长。不少个中细节可以追溯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甚至和19世纪末期以及其后政治与文学上的“阿拉伯的觉醒”（The Arab Awakening）[3]有些关系。相比之下，第三章《祖先之形》讲述的时段更为紧凑，内容全都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涉及阿拉伯文坛与政界。首先，读者将会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的政治领域已被神权占据，伊朗已经完成了一场宗教革命。在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4]的召唤下，阿拉伯世界开始分崩离析。霍梅尼的存在让神权统治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本章内容的核心在于介绍一道分水岭，剖析两代阿拉伯人——信奉世俗政治原则的父母与他们沉迷神权的孩子之间——的对立僵局。我提及的作家，无论是阿多尼斯（Adonis，本名阿里·艾哈迈德·萨义德［Ali Ahmad Said］）、尼扎尔·卡巴尼（Nizar al-Qabbani），还是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Abdelrahman Munif）和萨迪克·阿兹姆（Sadiq al-Azm），无不属于阿拉伯文学世界中的明星，都是家喻户晓、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创作的材料、关注的问题，无不属于阿拉伯现代史的重要主题。我的讲述从他们开始，但我真正关心的主题其实是我们身后那个时代的阿拉伯民族世俗传统的断裂。
那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它始于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恢复先人荣光”的志向和神权政治，终于一场战争。1990—1991年间，外部势力为了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向盘踞于巴格达的暴君开战。这个暴君向阿拉伯人耍弄手段，让他们做起实现“历史复兴”的大梦。其实，虚无主义才是当时政坛的主旋律，我将在这一章还原历史的原貌。要找寻那个阿拉伯时代和与之相关的穆斯林群体的真相，无疑要深入物质环境之中。25年（1960—1985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渐渐难以为继，神权政治之风漫卷而起。1973年之后，原油价格一度飙升，阿拉伯诸国和伊朗突然发了一笔横财。30年间，阿拉伯诸国与伊朗经过了高速的城市化发展，人们尝到了繁荣的滋味，却难以负担繁荣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拉伯诸国的经济因为油价的跌落而触底。随着城市化而生的一代人及其子女被困在了一片无人之地，哀叹不已，而正是他们的痛苦塑造了那个年代的政治与文化。1990年8月，萨达姆的军队进入科威特。他们之所以觊觎当地取之不尽的石油资源，是为了抢夺一份礼物，献给所有被之前那个令人惊骇的时代伤害与嘲弄的人。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美国治下的和平”代表着一种陌生的强权，阿拉伯世界离它很遥远，并不支持和相信美国的居心。这种强权唯有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地带才能得以顺利施展。我会讲到1990—1991年美军那场疾如闪电的战役，讲到仅仅过了五六年时间，阿拉伯人对美国的印象便天翻地覆，就连曾经极力支持那场战争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第四章《在埃及》将以埃及现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开始：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l-Sadat）遇刺身亡。在萨达特和杀死萨达特的那帮年轻杀手身上，体现着一种弥漫于埃及人的精神和该国历史之中的张力。许多年前，我曾对那次刺杀事件的种种秘辛万分着迷，搜集并通读了几乎所有与该事件相关的庭审记录与警方档案。案件主犯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中尉。他的一句话至今仍然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我杀了那个‘法老’！”讲这个故事又让我重拾了这份回忆。
萨达特遇刺后，埃及这片向来善待作家、热爱文学的土地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其间，该国境内叛乱频仍，煽动叛乱的正是那些曾和当年那帮刺客怀着相同政治立场和信仰的人。埃及的文化生态微妙且怪异：这里同时存在着世俗主义、现代性、对世俗事务的关怀与神权政治。我觉得，埃及的深邃与复杂远远超乎人们已有的认识。这个国家的真实面貌从未改变。早在1935年，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就捕捉到了这一面貌。在外来的记录者中，数路德维希对于埃及的观察最为精准。他在同年出版的游记《埃及的尼罗河》（The Nile in Egypt）中有过一段阐述：“这个国度曾让法老走上神坛，让庞大的工程变为必需。大规模灌溉在这里升级成了艺术，理性思维的原则也在此奠定……如今，酷烈的日头似乎榨干了人们的反抗意志，泛滥的尼罗河水连同无尽的偶像雕塑淹没了哲学的思辨。”不少专家都觉得，埃及的命运迟早会被神权政治的极端分子所裹挟。还好，他们的预测一直未能成真。但神权政治元素确实已在埃及社会当中生根发芽。埃及人担心，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热诚才获得的现代生活，可能会因此遭遇不测。
埃及的故事就好像西西弗斯一般：这里的人一直向往全民的解脱与新生，却总是难以遂愿。这个国度有着一种两面性——埃及人衷心期盼现代化的生活，却无法摆脱神权政治的魅影。我上一次造访埃及是在1997年5月，那一次，作为游人的我很是幸运，所见所得远超我的期待。在埃及期间，我偶遇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制作人。他叫陶菲克·萨利赫（Tawfic Saleh），是大文豪纳吉布·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的密友。在萨利赫的引荐下，我得以与马哈富兹结识，与他共同度过了四个夜晚。这位已经80多岁的作家身体欠佳，视力也衰退得很厉害。当时他正在恢复身体之中——宗教极端分子用刀砍伤了他，废掉了他用来写作的那只手，差点儿要了他的命。马哈富兹的遭遇恰能代表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同样以坚持世俗化政治为原则的文化人，似乎都有着相同的命运。为了帮马哈富兹加速康复、提振精神，他的主治医生建议他每天晚间离开自己的寓所，在城里不同的地方打发时光。我参与的四次聚会既是为了促进思想者之间真诚讨论，也是为了当面向这位杰出作家致敬。其间，我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有医生、学者和新闻界人士，还有从事时装设计和市场营销的年轻人。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蜂拥而至，争当马哈富兹的座上宾。每一次聚会，大家都畅所欲言，而负责照顾马哈富兹的几位密友则会保证聚会在恰当的时间结束。
衰弱的身体并不能掩藏马哈富兹的强大内心：他对现实保持着关注，他的思想锋芒毕现。他对于自由主义和世俗政治原则有着长期的偏好，引得宗教极端人士无比愤恨。比如奥马尔·阿卜杜拉赫曼（Omar Abdul Rahman），此人因策划1993年美国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而被定罪，他坚信：要是纳吉布·马哈富兹一早就因为他那些宣扬自由的招牌作品而得到“应有的惩罚”，萨勒曼·鲁什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也许根本不会出现。[5]但我也曾亲眼见识到一些埃及人对于马哈富兹的爱戴。他们虽然都很年轻，却都感佩他的巨大贡献，对于父辈时期那种更为开明的政治环境更是非常好奇。由此可见，文化与理性在埃及这个国家有着深厚的根基。某天晚上，聚会的一行人乘着凉风登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摩卡塔姆山（al Moqattam）。当天的宾客足有十五六个，比平时多出不少。大家边走边聊，话题无所不包：有人提到在埃及实施代议制民主的可能性，有人说起埃及的经济，有人谈到过去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对于政局的影响力，还有人对埃及的文化现状、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感兴趣。末了，当大家集体和马哈富兹挥别时，看到了他的座驾与贴身卫队：有一辆警车，有穿便衣的安保人员，还有一名坐在马哈富兹身边、荷枪实弹的保镖。
最后一次聚会当天，我自己驾车，陪着马哈富兹一起前往大家相会的那座酒店。我们的汽车驶上一条紧邻尼罗河的郊区大道。开罗的拥堵状况一如既往，四周的司机和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旁边的这辆汽车，以及车内这位戴着墨镜、举止文雅的老者。那一刻，大家对马哈富兹表现出真挚的敬爱之情。一些司机开车朝我们的车靠了过来，好些车辆则在相邻的车道上紧跟着我们。有个行人带着十一二岁的儿子正好路过。他往我们的车窗里瞥了一眼，立即认出了副驾驶座上的这位老人。这次相遇仿佛天降的礼物，让他惊异万分。他站在十字路口中央，陷入了一种狂喜的状态，给他的儿子指着车里的作家。但这种温馨热闹的场面往往涌动着危险的暗流：一位魁梧的青年安保人员坐在我的后面，膝盖上放着一把枪，瞪着双眼时刻警惕着窗外的车辆与行人。
为了写作《在埃及》这章内容，我特地回到了这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国度。假如大家能从我的文字中品出一点儿埃及这个国家的微妙之处，体验到埃及人追寻现代化的痛苦，我的努力就算值得。
最后一章《无人喝彩的和平》聚焦阿拉伯知识分子与以色列的关系。自以色列诞生以来，谈论这个国家就是在谈论阿拉伯人自己，就是在反省自己的处境。以色列与阿拉伯既是敌人，也是邻居。他们和我们离得那么近，却又那样遥不可及。他们的复国主义刺激了阿拉伯人的敏感神经，让后者愤怒和郁闷。由于种种原因，以色列变成了我们阿拉伯人不敢言说的禁忌，而这个禁忌永远是一个千头万绪的复杂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以色列问题与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问题是捆绑在一起的。要争取现代化，阿拉伯人关于政治的想象就应当超越原先的敌对关系。本书提到的不少知识分子都有同样的认识。一些人甚至表示要让过去成为过去，化干戈为玉帛。不过，绝大多数人仍不肯与以色列达成历史性的和解。他们觉得，现在还没到两族重归于好的时候。还有人更是坦率地表示，要把对立进行到底。本书接下来就会讲到，于他们而言，阿以冲突关乎的是他们对于各自世界的真理的忠诚。
[1]泛指犹太人、阿拉伯人以及东非非洲之角等地使用闪米特—含米特语系诸多语言的民族群体，此处特指阿拉伯人。（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2]本书英文版首次出版于1999年，书中出现的“如今”“现在”等类似表述，均指本书刚出版的时间。后文不再一一说明，请读者留心分辨。
[3]指阿拉伯知识分子在文化与政治上掀起的、倾向世俗现代生活的启蒙运动。
[4]阿亚图拉（Ayatollah）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种宗教头衔。
[5]马哈富兹于1959年出版了寓言体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Children of Our Quarter）借由他的家族史回顾亚伯拉罕系宗教发展的历程。一些宗教人士认为，马哈富兹此举有“亵渎与冒犯”之嫌。马哈富兹被人持刀袭击就和此书引发的争议有关。而萨勒曼·鲁西迪的争议之作《撒旦诗篇》因与马哈富兹的作品写法相似，被部分宗教极端分子认为是得自马哈富兹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