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德国人经历的叙事

与年长的德国人谈论他们的过去会引出令人称奇的故事，其中的所谓事实经常比小说更离奇。比如，1945年3月16日夜，在一次英军对中世纪古城维尔茨堡（Würzburg）的轰炸中，托尼·舍费尔（Toni Schöffel）与她的三个年幼的孩子在防空洞里挤作一团。当通风井被击中时，“他们陷入恐慌，因为烟飘进了房间”。挖开被堵住的入口后，他们面对的是火的地狱，自家房子的正面已经被烧塌。“大火形成的气流如此猛烈，托尼不得不抓住孩子们，以防他们被卷走。”最小的女孩坐在手推车上，这些满身污泥的幸存者不得不步行25公里，直到一位友好的农民最终接纳了他们。但他们的父亲保罗仍然没有音信，他正在前线服役：“他被击中了吗？已经阵亡了吗？”[1]在战后恢复的表象之下，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种生活被破坏或丧失亲人的故事，显示了独裁和战争的毁灭性影响。

倾听这样的故事能大大拓宽我们对20世纪的了解，因为它把普通人放回到关于重大事件广为人知的叙事中。这种角度的倒置不再专注于高层政治的进程，而是突出了人的维度，显示了一种长期苦难和意外幸福的奇特混合。贝蒂娜·费尔回忆说：“只有通过重述个人命运，才能真正理解人们遭遇的千百种不幸。”一方面，许多人同不受他们控制的力量苦苦搏斗，变成纳粹等独裁者要求的共谋。另一方面，尽管面对自由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东方之间的冷战对峙，从这些灾难中走出的幸存者还是重建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对普通人生活的持续关注将灾难和重建的宏大故事分解成了无数关于生存和恢复的个体故事，显示了政治冲突无法抵御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打破了和平的存在，也提供了新的机会。[2]

在这些个人叙述中，纳粹独裁、二战和大屠杀是中心旋涡，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轨迹。虽然一战和恶性通胀造成的痛苦看上去已经够糟了，但魏玛共和国还是提供了进步将会重启的希望之光。然而，大萧条的灾难后果引发了大众的不满，新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趁机上位，通过提供一种扭曲的民族情感恢复了德国人的骄傲。尽管这些故事印证了希特勒最初受到的欢迎，但它们也表明了通过战场交火、平民轰炸和种族清洗，罪恶的毁灭战争如何最终反过来不断伤害德国人民自己。战争最后岁月里的戏剧性转变把曾经的作恶者变成了受害者，在人们的头脑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因为这导致那么多人丧生，就连那些足够幸运地存活下来的人身上也留下了疤痕。[3]

这些生命故事还暗示，更加和平的20世纪下半叶为个体带去了一些宽慰，让他们可以重建破碎的生活，继续进行自己的私人事务。许多战后的决定有意无意地避免重复过去灾难的可能。冷战期间，想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状态，个人和集体需要专注当下，付出巨大的努力。西德所追求的物质财富和东德追求的社会平等在几十年间吸引了大量关注。许多人成功地忘记了自己的噩梦，他们重建了个人关系，沉浸在职业成功中，通过买车、建房和国外旅行收获着繁荣的战利品。但对一些人来说，随着他们的退休，战败、逃亡、驱逐和战后饥荒的可怕记忆卷土重来，迫使他们接受迟来的清算。正是这个痛苦的自省过程最终把许多德国人变成了和平的民主派。[4]

分析视角

想要理解这些截然不同的叙事，需要一部内涵大于单独个体，但又小于整个社会的集体传记。[5]限制范围的一种方法是专注于特定的年龄群体，诸如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孩子，历史事件对他们生活各阶段的影响尤为明显。[6]他们的父母目睹了一战，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度过了童年，纳粹的独裁统治令他们深受影响，因为他们的少年时期恰逢第三帝国之初，迫使他们对希特勒的统治表明立场。当他们即将成年时，二战期间服兵役或担任文职的危险，以及迫害和大规模谋杀都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从战败和毁灭中幸存下来让他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在联邦德国或民主德国跨入成年，最终惊讶地目睹共产主义统治的结束。我不想假称那代人拥有某种不存在的统一性，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是私人事务与公共事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生于1918年一战末和1933年纳粹掌权之间的年龄群体包含了大量在20世纪留下自己印记的著名人物。在政界，有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年生）和他的继任者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930年生），以及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1920年生）、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1927年生）、民主德国的间谍头子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1923年生）、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1928年生）、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年生）。在文化界，有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1917年生）、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年生）、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年生）和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年生）这样的作家。在社会思想家中，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年生）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生）最为重要。其他名人包括足球运动员弗里茨·瓦尔特（Fritz Walter，1920年生）、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年生）、影星希尔德加德·克内夫（Hildegard Knef，1925年生）、指挥库尔特·马苏尔（Kurt Masur，1927年）。[7]虽然这些人的生活大多已经广为人知，但他们和许多德国人有着共同的成长经历，就像后文将会详细描绘的。

本书中所选的70多个故事包括了对民族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反应，从热情的支持到勇敢的反对。最难找到的是那些支持希特勒的狂热纳粹分子的故事，因为他们不愿提及自己是共犯。有十多名民族主义合作者更愿意倾吐，1942年前，他们一直在庆祝自己的军事胜利。大部分回忆录来自不关心政治的人，让他们感到骄傲的仅仅是通过巧妙的智谋在第三帝国幸存下来。数量不那么多，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的是纳粹统治的批评者，他们描述了自己拒绝顺从的小举动，证明自己没有失去尊严。只有少数故事来自积极抵制第三帝国甜言蜜语的一小群人。由于犹太人或其他纳粹受害者的声音大部分被大规模谋杀所掩盖，只有10多个集中营幸存者或因为及时移民而逃过一劫的人的故事被收录。因此，这些书面证据反映了一种有些不完整的回应，它们刻画了大部分人的经历。[8]

对于20世纪下半叶，我们必须选择另一类对政治的反应，因为纳粹的败亡颠覆了效忠关系，让人生机会被重新洗牌。一个关键的差异在于追随冷战中冲突双方的某一边——有的加入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重建，有的加入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在来自西德的大部分故事中，文本显示经济成功促使人们至少在名义上接受了民主；而20多个东德的自传故事则表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反法西斯政策最初吸引了很多支持，但新的马克思主义专制的建立造成了一批新的受害者，并迫使批评者逃亡。因此，东德人最终结束了共产党统治，加入西德的体制，重新统一了他们的国家。[9]这些关于物质繁荣和意识形态失望的迥异故事为叙事加入了一条不同的战后轨迹。

为了避免大部分书面叙述偏向精英的倾向，恢复普通人的声音，本研究试图呈现德国人口中更多的部分。[10]书中包括了源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自传，大约一半来自中上阶层，三分之一来自小资产阶级，十分之一来自劳动阶层。我选择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文本，以便反映德国社会广大的地理范围：20多人来自西德，18人来自东德，10多人来自柏林。本书还包含了不同的宗教观点，因为信仰仍然在中欧保有强大的力量：大部分人是新教徒，作为少数派的天主教徒数量也很可观，其余是犹太人。我将尽可能选择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故事，以便将对早前事件的叙事同后来对其意义的反思结合起来。与更加有限的研究不同，本书中的六七十名个体组成的多层次样本代表了更加广泛的个人和集体经历。[11]

由于20世纪的大众生活进程是高度性别化的，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经历（可能相互联系）也必须得到体现。占样本三分之二的男性常常以探险故事的口吻讲述自己的工作历史，以及他们在前线服役或在战俘营中的经历。他们公开谈论政治问题，描绘他们如何与民族社会主义合作，或者试图逃脱其掌握。相反，女性更多讲述她们的家庭、亲人和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的密集网络。特别是在艰难时期，她们的故事会围绕提供食物、衣物和庇护所展开，即她们自己家庭单元的基本生存情况。政治很少出现，通常被视作外来的入侵。当然，在诸如求爱、婚姻和孩子，或者离别和死亡等方面，男性和女性的生活会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不过，他们经常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分开他们的不仅是年龄或职业，也包括性别。[12]

自传材料

有望为这一群体传记提供材料的是20世纪90年代退休的人们所写，作为德国统一后回顾性记述的自传。一些作者为他们的孙辈写下这些，以便描绘他们祖先的背景或者讲述激动人心的经历，通过付诸文字让口头故事正式化。另一些则出于心理冲动，想要通过解释过去的状况来为错误的决定辩解，书籍成了一种个人治疗的形式。还有的则是针对媒体日益对德国人的苦难感兴趣而做出的回应，这种兴趣始于1985年冯·魏茨泽克总统下令对大众记忆展开讨论。[13]许多叙事包含了大量家庭快照、个人画作、战斗地图和有关民事活动的剪报（图1）[14]，就像乌尔苏拉·贝伦伯格的那样。尽管主要是为了创造私人的家庭记忆，但这些业余记述也为由于见证者的逝去而消失的口头证词提供了公开替代品。

寻找普通德国人所写的生活故事成了超越历史学术常规材料的发现之旅。这项计划缘起于想要恢复作曲家格哈德·克拉普夫、犹太移民汤姆·安格雷斯和东德历史学家弗里茨·克莱因等朋友所讲述的故事。理发师布里吉特·施塔克（Brigitte Stark）曾询问历史学家是否会对她母亲的回忆录感兴趣，这为我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动力。我发现她的文字和图片是大众经历的宝库。从那里，我的探寻进入了一个类似的灰色文献的世界，它们的作者是像莱茵河船长赫尔曼·德布斯这样的人，由小型自费出版社刊印。向工程师卡尔·黑特尔等人征求引用文字和图片许可的做法收到了令人意外的积极回复，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电话和电子邮件，以及对两位主人公的感人采访——已经约95岁高龄的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和牧师埃里克·黑尔默。这些回复者都对有专业历史学家认真看待他们的故事感到高兴。

尽管许多自传手稿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但另一些已经进了公共档案。获悉我的计划后，卡塔琳娜·霍赫穆特（Katharina Hochmuth）与乌尔里希·格罗图斯（Ulrich Grothus）等后人向我提供了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未发表的回忆资料。此外，从1955年起，纽约的莱奥·贝克学会（Leo Baeck Institute）就开始系统性地保护说德语的犹太人的文化，对将近2000份个人叙述做了归档。[15]20世纪70年代末，作家瓦尔特·肯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同样开始收集此类叙述，作为他撰写社会小说的材料。他共收集了超过8000卷材料，现藏于柏林艺术学院的文学档案库。与之类似，20世纪90年代末，弗劳克·冯·特罗施克（Frauke von Troschke）开启了类似的计划，在巴登小城埃门丁根（Emmendingen）设立了德国日记档案库。[16]档案库现在收录有超过1.5万个条目，大约五分之二是自传。[17]再加上小出版社刊印的其他记述，这些文本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众记忆档案库，但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被专业历史学家所忽视。[18]

对于分析性的目的而言，这类第一人称文本的主观性既是缺点，也是其优势。当然，相比在关键事件发生时所写的日记或书信，晚年的回顾缺乏时效性和可靠性。年龄同样会带来遗忘、文过饰非和辩护的倾向，使作者以更加光鲜的形象出现。此外，自传受到其间在家庭和更广泛社会中展开的争论的塑造，这些争论常常会影响叙事。不过，当生命将要走向终点时，许多此类叙述对早年的错误和缺点表现出意外的坦诚。在好几个案例中，它们还会参考早前的文件，包括书信或日记，以便修正后来的记忆。它们常常还是自我反思式的，将早前的自我同后来的形象进行对比，从而提供关于个人和集体学习过程的线索。由于这些自我描绘试图吸引读者，因此在使用它们时必须进行批判性的甄别。[19]

自传的价值恰恰在于结合了对事件的叙事和对记忆的建构，这是书信或日记等其他材料所不具备的。在20世纪的断裂中，“传记和当代史被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两者事实上通过自传叙事被制造出来”。这种自我历史化的尝试同时也是“对自身生活的回顾性解读”和为表述经历“寻求可被社会接受的方式”。它们具有强烈的历时性特征，通过后来反思和评价的透镜来表现之前的事件和情感。此外，个人叙事是社会互动和文化争论的产物。通过文本呈现和反思上的优势，它们弥补了事实准确性上的不足。理解个人身份的演化需要解释造就和破坏了其存在的更大规模的变化。[20]特别是在被相互比较时，自传会显示出不同德国人叙述20世纪的特别方式。

下文对普通自我记录的分析建立在日常历史的传统之上，但又试图超越这种传统。这种反向视角并不居高临下地从宏大政治出发，而是试图自下而上地重建普通人的关系。它不关注关键决定，而是试图弄清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变化，即他们日常（Alltag）存在的改变。不同于政府文件，它诉诸亲历了变迁的“见证者”的记忆，以便了解它们对广大人口的影响。[21]不过，本研究没有使用口头采访，而是分析了书面证据，这些证据大多是之前在家人和朋友间讲故事的成果。[22]此外，它并不局限于少数著名的“时代见证者”（Zeitzeugen），而是通过对七八十个故事进行相互比较来寻找超越个人的模式。这种方法让我们可以重建普通人生活中的变化，再现小人物在大事件面前的举动。

跨媒介地审视自传中包含的许多照片，能够加强和放大这种自下而上的叙事视角。大约一半的回忆录包含了主人公的丰富影像，让他们作为个人显得栩栩如生，就像露特·布尔文的故事那样。家族照片组成了一座视觉档案库，包含了出生、坚振[*]、婚姻、退休和死亡等重要生活事件的影像。在这些私人照片中，政治仅仅通过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 HJ）[†]中的少年或成人，或者国防军士兵的纳粹制服或肖像逐渐展现。战争期间，到处是胜利军队的照片；战败和毁灭的照片则要少得多，因为摄影师们都忙着逃生。在战后，西德的影像集中于汽车、房屋和度假等成功的标志，而东德的影像还描绘了党的活动。这些图片记录为书面文本增加了另一个相当不自觉的自我描绘维度。[23]

关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儿童这一年龄群体的集体传记，让我们得以通过连续的生命阶段来审视一系列德国政权。威廉帝国属于祖父母讲述的怀旧回忆，一战和战后的混乱体现在父母的挣扎中。作者们本人的童年经历展现了温和的魏玛共和国，而民族社会主义则通过希特勒青年团中少年的眼睛得以呈现。二战出现在年轻人对战场或家乡可怕经历的描绘中，对大屠杀中苦难的描写成为其高潮。德国的战败和被占领正值他们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成年的决定性时期，这些轨迹在冷战期间分别通往西德的民主和东德的独裁。[24]生命阶段和政权更迭的这种联系打开了新的诠释视角。

使用多部自传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区分个人轨迹和与它们相关的更普遍的模式。每个人生故事都独一无二，由与他人不同的个人命运组成，但如果放在一起，此类叙事也会显露出更大社会过程中的规律。以主角同民族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为标准来归类，可以让我们看到典型模式。此外，许多人生命的共同点不仅在于各阶段的发展过程，而且包括在一个动荡的世纪里，他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前线作战，空袭时坐在防空洞里——这暗示了他们相似的反应。虽然这些个人故事的特异之处令人着迷，但它们的交汇点显示了“共同的经历”，解释了他们集体的回应。就像马赛克上一块块小石头组成了更大的图案，对超过80个案例的比较也让我们在它们组成的一幅更加普遍的画面中看到了共同趋势。

个人生活的故事一方面声称展现了真实的经历，另一方面又具有记忆叙事的特征，分析它们时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就是这两者的矛盾。表面上，作者的写作是为了描绘他们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自诩是对他们行动的如实再现。不过，由于时过境迁，它们所呈现的真实性不能确定，需要通过与其他材料的比较来证实。此外，自传由以个体角色为中心的故事组成，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取舍和呈现。由此写成的叙事内容迥异，从讲述在军队的历险到集中营里的苦难或英勇的幸存，再到顽强恢复和战后繁荣的成功故事。但某些故事的重复之处构成了“记忆的转义”，暗示了共有的讲述和寓意方式。因此，批判性地利用这些自我叙事需要事实确认和叙事解构。[25]

最后一个问题是，个体叙事强调德国人遭受的苦难，这会引起争论，让人觉得他们对受害者的痛苦麻木不仁。因此，外国观察家和德国学者坚称，历史应该铭记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纳粹迫害目标所遭受的百万倍的痛苦。但君特·格拉斯在他的中篇小说《蟹行》（Crabwalk）中正确地指出，这种同情的变化忽视了德国人的哀伤记忆，使其转入地下，被愤恨的右翼所利用。[26]这些自传式回顾的确以德国人的受害者情感为中心，只是顺带提到了纳粹受害者的痛苦。但批判性的解读不必按表面意思接受这些故事。相反，我们可以把这些关于苦难的脱罪故事解读成战后学习的另一种动力，让许多洗心革面的德国人发誓不再犯这样的罪行，以免可怕的后果再次降临它们的作者。[27]

盘点这样一批生命故事需要类似小说的技巧，将个人命运同集体叙事融为一体。本书中的分析并非将不同人物组合起来的“复合采访”，而是专注于作为核心的17个示例个体，他们的回忆录代表了典型的反应，涵盖了很长的时间。[28]为了给诸如可怕的战争经历这样的普遍主题提供额外的深度，书中还加入了另外21个次要人物。最后，有40多个小人物被用来展现一些具体的点，诸如加入纳粹党的动机。戏剧性地逃离战俘营等反复出现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发现共同经历的特征，而它们被讲述的方式则显示了回顾性记忆的转义。虽然比扎比内·弗里德里希（Sabine Friedrich）超过2000页的小说更加专注于德国人的抵抗，但上述多层次的方法造就了一幅集体命运丰富多彩的织锦。[29]这种生活历史的视角显示了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不仅罹受自己的灾难之苦，而且要对此负责。

正因为它们不是精英回忆录，这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记述为经历20世纪意味着什么提供了鲜活和个人的画面。它们并不仅仅讲述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东西德这一连串体系的区别，而是显示了个人的生活决定如何被卷入独裁或民主。[30]这些叙事描绘了像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造成的激进化影响，展现了年轻人对第三帝国的狂热。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现了前线、防空洞和集中营里生活遭到的破坏，以及战后为恢复正常生活而付出的艰难努力。最后，这些记述展现了敌对意识形态在冷战期间所做的决定，以及对共产主义最终崩溃的遗憾。[31]与虚构的媒体描绘不同，这些业余叙事讲述了真实的生活事件，揭示了普通德国人如何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让自己遭受痛苦和磨难。[32]

经历与记忆

这些叙事显示，绝大部分德国人在20世纪经历了生活的破碎，他们的生活被破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虽然第一个十年唤起了持续进步的希望，但一战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在许多社会层面上造成了生活的断裂。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冲突撕裂了许多家庭，迫使他们做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经济的不稳定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使太多人相信了种族主义独裁者的承诺。两次大战期间的大规模杀戮和死亡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留下了悲痛和绝望。无数个体从东德逃离或被驱逐，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被迫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只有将其视作不顾一切地想要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的努力，我们才能理解20世纪下半叶的许多反应。[33]因此，战后对成功的强调似乎就像是在念咒语，想要以此消弭危险。

事实上，这些故事是为了弥合破碎的记忆而付出的叙事努力，一边是将自己标榜为受害者来脱罪，一边是自我批判式地承认对罪行负责，在两者间摇摆不定。自传很少描绘作者自己的过错，而是充斥着长久以来一直被历史学界所无视的关于德国人苦难的惊人故事。关于前线的恐怖、蜷缩在防空洞里、大规模强奸、逃亡和被驱逐的报道足够可信，但它们常常不会提到的是，这些正是之前德国人的侵略造成的。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仍然会提出相对化的解释，“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都被纳粹误导了”，“遭到了元首的背叛”。更加内省的作者会试图检验自己的良知，承认至少部分参与了战争和压迫。几位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作者甚至会直面自己的罪行，并随之表现出赎罪的欲望。[34]正是这种努力克服同谋身份并表现出悔罪的努力让德国人的记忆文化成了普遍意义上尝试改过自新的典范案例。[35]

在这些自传中，经历与记忆以独特的方式融为一体，变得难以分开。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到特别令人兴奋的时刻，自传的内容描绘了一系列以真实事件为核心的个人遭遇。但由于这些经历是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的，除非通过与其他叙述、文件和学术分析的比较获得核实，否则它们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由于是基于记忆而写，很少得到真实记录的支持，这些回忆录是选择性、有偏颇和为了脱罪的，所提供的画面并不完整。不过，它们也是引人入胜的材料，显示了早年的经历如何被记忆，这种记忆常常遵循由社会重述、文化反思和政治讨论所构建的集体脚本。由于此类个人故事表达了对经历的记忆，需要对它们的叙事形式进行解构，以便获得多个层次的意义。正是德国人遭受的可怕痛苦让他们奋力想要把记忆和遗忘分开。[36]

由于这些回忆的描绘者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它们比许多学术分析更直接地反映了20世纪的人类话剧。它们并非仅仅讲述重要事件，而是呈现了与更大范围的变化相互作用的大量个人经历。相比其他国家，德国的发展遇到了更多令人吃惊的断裂、领土变化和政权更迭的阻遏，使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身也受到动摇。普通人奋力追求正常生活，想要以无关宏大政治的方式按部就班地从童年走向成年。但超越个人的力量不断打扰和平的生活，带来死亡和毁灭的威胁。[37]难民雅各比娜·维托拉意味深长地表示：“时间像狂野而汹涌的海浪一样扫过我们，摧毁了一切。”面对这样的危险，想要求生的人们有的与独裁政权合作，有的无视他们的命令，有的甚至反对他们。这些人的故事为审视大众生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窗口，最终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38]

---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事”之一，教徒受礼以坚定信仰、振奋心灵。——编注

[†]希特勒青年团的德文为Hitlerugend，因此缩写为HJ。——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