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中风
第1章 一只乌鸫飞过来
国王在金库里，
数着他的钱币。
皇后在起居室，
吃着面包配蜂蜜。
宫女正在花园中，
忙把衣服晒。
不巧遇上只乌鸫，
一口将鼻子啄下来。
——英国童谣
父母年近80岁时，我和两个弟弟早已定居加利福尼亚州。我们脑海中不常浮现父母晚年的情景，偶尔想起，不外乎是他们身体硬朗、充满活力，最后则因某种假想疾病而匆匆过世。我想象的是某个愉快的下午，父亲在母亲的花园中，用租来的吹叶机整理落叶，不一会儿，就被突如其来的死神带走了。
他们每天规律运动，维持纤瘦的身材，总是精神饱满，饮食中亦含多种鱼类与蔬菜水果。父母身边不乏好医生，也养成了健康的生活习惯。他们仿佛幸运儿，尽管现代医疗体系中存在资源不均与浪费的问题，然而这套体制在他们身上似乎运作顺利。他们的联邦医疗保险和辅助医疗保险足以涵盖所有看诊费用，其中包括专科医生以及他们所信赖的内科医生——年近五十、体格精瘦、戴副眼镜的罗伯特·费尔斯（Robert Fales）医生。当然，我的父母并没有铁打的身体，也不像我在小区游泳池见到的那些老迈的铁人三项运动员，但他们一如我常在报纸专栏或美国退休人员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简称AARP）杂志上所看到的“低龄老人”（young old age）一样，尽情享受着神采奕奕、毫无病痛的人生。
他们奉行清心寡欲的生活心态，抱持不可知论[*]的宗教观，并对不必要的医疗行为有所质疑。两人曾签署过“生前预嘱”（living wills）与“预立医疗委任代理人”（durable-power-of-attorney for health care）授权书。曾经罹患癌症并有朋友死于癌症的母亲，甚至在书架上放了一本毒芹会社[†]出版的《最后的出路》（Final Exit），书中还有她亲笔画下的重点。整体而言，我的父母对生命可以说有十足的把握，没想到，他们的死亡却出乎意料地失控了。
紧接着，就在2001年11月13日下午，中风来袭。
那是一个深秋的星期二，破晓时天色澄明，感恩节即将在九天后到来，“9·11”事件也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当时母亲刚度过77岁生日，父亲已79岁。他们先一同在客厅静坐冥想半小时，而后便例行性地竞走3公里，前往卫斯理大学校园拿一份由某位富裕校友赞助的免费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下星期日的破晓前预计将有一场狮子座流星雨，父母也计划起个大早前去观赏。
当时父亲帮助母亲取出洗碗机中的碗盘，母亲则在碗中加入麦片、麦麸粉、腌梅、腰果、杏，接着在蓝白相间的浅碟中放上一把公共利益科学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建议服用的维生素，再加上一颗治疗母亲轻微高血压的利尿剂，以及另一颗父亲为治疗前列腺肥大所服用的药丸。吃完早餐后，母亲回到二楼的主卧房整理两人各自的床铺。由于父亲打呼的关系，他们早已不再同床共枕。父亲则进入位于二楼、我和两个弟弟小时候共享的浴室，最后一次为自己冲澡、剃须。
几个小时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米尔谷（Mill Valley）的家中醒来。我最近才搬进这间红杉木屋，与一年前因学习萨尔萨舞而相识的男友布莱恩·唐纳修（Brian Donohue）开始了同居生活。我待在临时书房，这里过去是他哥哥的卧室，一张《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的海报还贴在墙上。我专心修改着稍早为佛教季刊《三轮》（Tricycle）撰写的一篇文章。52岁的我，是家中的长女，也是父母唯一的女儿。
父亲在卫斯理大学的教职工餐厅用过午餐，接着前往旁听前同事讲授一堂关于古巴的课程，而后便开车回家午休。父亲当时正好暂时停下了改写著作的工作。这本著作耗费了他近20年的心血，主题与南非克拉多克（Cradock）种族不平等和种族隔离政策相关。他因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要求，计划大幅缩减内容，而母亲则笃定“这本该死的书”会毁掉父亲的退休生活，她希望父亲能就此打住，永远放弃改写。
父母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敦（Middletown），房子坐落在草坡上，室内宽敞明亮，带有20世纪中期的摩登复古风。下午3点45分，就在父亲煮开水准备泡茶时，他跌倒在地，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在他心脏的某处，有条老化僵硬又局部阻塞的动脉，在这条动脉中，一个大小如婴儿阿司匹林、由脂肪组织和极微小白垩碎片所构成的乳黄色团块自血管壁剥离，并顺着血液往上流向颈部左侧，堵住了颈动脉第二分支，导致脑部大范围缺血缺氧。其中受损最严重的区块是位于左太阳穴内侧、隔着薄薄一层头盖骨的布罗卡区（Broca's area）。布罗卡区中有一群负责提取词汇、专司语言表达的细胞。另一个受损区块位于大脑左侧的运动皮质（motor cortex）。运动皮质为一束脑细胞，像一个发箍从左耳经过头顶再绕到右耳，主司肢体动作。中风导致父亲身体右侧瘫痪，当场倒地不起。
母亲下楼时惊见呻吟中的父亲，她惨叫一声后随即拨打了911。待救护车赶到当地最好的非营利性医院米德尔塞克斯纪念医院（Middlesex Memorial）的急诊室门口，我认识长达半个世纪的父亲已不复见了。先进的救命、维持生命设备立刻加入抢救行列：医生先让父亲接受扫描，再迅速将他移送至中重度加护病房，并紧急插上氧气管。由于父亲无法吞咽，医生便为他插上了临时鼻胃管。每年约有70万美国人中风，可以说是预料中的高龄危害了[1]：年龄高于75岁的老人，其中风概率比不到60岁时要高10倍。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是父母的近邻，年纪与父亲相仿，父亲中风前他才刚经历二度中风，只不过，我们万万没料到，同样的病症会找上父亲。
倘使我们有心观察，父亲的中风征兆早在前一年就已出现。他经常抱怨头痛得厉害，但始终查不出病因，医生索性让他接受了计算机断层扫描。根据放射科医生的说法，扫描结果显示父亲罹患“轻度全面脑萎缩”（mild generalized brain atrophy），也就是大脑“随着病患年纪渐长”而萎缩的现象。某次我与父母一起前往杰斐逊总统故居蒙蒂塞洛（Monticello）度假，父亲从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和编辑结束会议后回来，他对脚注可能需要修改感到出奇的心烦意乱。最后，一名胃肠科医生在例行性大肠镜检查中警觉到父亲心跳过慢，安排他转诊至心脏科进行心脏起搏器的安装评估。然而，心脏检测还来不及完成，父亲就中风了。我们原以为父亲会长命百岁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母亲并未在事发当下与我联络。直到几小时后她从医院返家，我才接到她的电话。我一听到她哽咽无助的哭泣声，甚至连听都还没听懂她在说什么前，心底就涌上一股热流，仿佛要把我的五脏六腑拖回米德尔敦似的。“凯蒂，杰夫中风了。”母亲潸然泪下，她深吸一口气后勉强开口：“别回来。”我好像从没听她说过“我需要你”，然而打从我还是个寂寞的16岁少女，被母亲送到寄宿学校并独自下车时，像这类脆弱无助的话我也几乎从未说出口。
“我该怎么办？”挂上电话后，我问布莱恩。当时他51岁，体格健硕、个性温和，无论是唱起歌或说起话来都很好听，他以销售手术台与手术灯为业，兴趣是弹吉他及朗诵诗歌。布莱恩搂着我，平静地说：“别听她的。”布莱恩生长在温暖的爱尔兰裔美国大家庭中，老家是一间位于纽约皇后区的双层公寓，他97岁高龄且患有关节炎的父亲仍鳏居于此，依赖每天过来的清洁工和亲戚邻居的帮忙勉强度日。
布莱恩说：“你先确认航班，再让你母亲知道你抵达的时间就行了。”
我打电话通知两个弟弟，但他们不愿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回家。他们与父亲的关系自童年起就不是很亲密，仿佛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家庭长大似的。较年长的弟弟迈克尔当时48岁，正在离我不远处的北加利福尼亚州某社区大学接受即兴剧表演训练。他体格结实，富有同理心，是个天生的模仿高手，聚餐时只要有他在，现场气氛便会显得很热络。此外，即便口袋里没几毛钱，他就是有办法让自己看起来很体面。一直以来，他与父母的关系就不太好。他有如远方的灯塔，在父母的生活中时隐时现，经常好几个月连一通电话也没有，几年下来更从不曾回家探望父母，以至他们十分难过。当确定父亲没有生命危险后，迈克尔便没有飞回东岸的意愿了。
随后我联络弟弟乔纳森。他与人合租一间屋子，住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埃尔西诺湖（Lake Elsinore）湖畔，接到电话时他正在车库里。乔纳森的个性热情奔放，是个跑遍全美国的十八轮大卡车司机。这一年46岁的他正在放长假，替自己那辆1986年款的福特二手小货车组装引擎，靠着退税金过活。他和母亲一样有阅读障碍，高中毕业后就没再上学。他向来务实，万一地震或飓风来袭，你肯定会希望身边有他这种人。他能在夹克背面绣上美国国旗，能驾驶半挂车穿越德哈查比山脉中的葡萄藤峡谷（Grapevine Canyon），能循着缅因州的岩岸行驶帆船。然而，他也是个“月光族”，而且打从孩提时期就觉得自己受到父亲的忽视，觉得自己因为学业成绩不尽理想而被父亲冷落；他认为父亲既不重视他的机械才能，也看不到他17年来努力维持的戒酒成效。无论如何，中风对乔纳森来说并不是什么天灾人祸。多年之后，我问他为什么当时没立刻回家，他告诉我：“这种事我见多了。每个人匆匆忙忙赶上飞机，奔往急诊室，一群人在外面站好几个小时，喝着贩卖机买来的烂咖啡。他们会这么做不过是出于罪恶感，他们只是沦为什么忙也帮不上的负担。”
因此到了最后，米德尔敦的米德尔塞克斯纪念医院里只有我和母亲。我们坐在同一间病房中的一张空病床上，面对着一副残躯，躯壳中住着我们深爱的人，可惜我们对他的未来却一无所知。眼前的他已卸下洁白无瑕的衬衫和精致的毛呢夹克，失去威风的牛津腔、挺拔的姿态与明显的自信。他只能坐在轮椅上，惨白病人服底下一丝不挂的身体插着导尿管，沦落为没有阶级之分的苦难众生。
一名职业治疗师弯起父亲的右臂——他唯一的一只手臂——并请他保持手臂抬高的姿势，她则仔细观察手臂落下。接着治疗师指了指她的手表，并请父亲告诉她那是什么，只见父亲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治疗师做完记录后，建议让父亲练习噘嘴吹气的动作，这样未来才有办法操作利用呼吸控制的轮椅。
父亲噘起了嘴。
我心想，谢天谢地，他至少还听得懂治疗师的话。
接着我才惊觉，天哪，利用呼吸控制的轮椅！
父亲的嘴唇噘成一个圈，鼓起两颊而后吹气。这是个远在50年前即烙印在我记忆中的动作。
在英格兰牛津郡的小阁楼里，三岁大的我坐在父亲大腿上，惊讶地看着他煞有其事地抽了一口烟斗，鼓起双颊，噘起嘴，动了动下巴，随后便吐出一个接一个的青白色烟圈：先是圆的，再来是椭圆的，再来又是个摆荡的方形烟圈，烟圈愈飘愈大，直到消散在空中。我眼里的父亲简直就是个魔法师。母亲在厨房忙着，金发挽成大大的发髻，当时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当时的父亲仍就读于牛津大学，我们依赖他在夜校教书的薪水与残障退役军人的津贴生活。所有生活费装在盖有南非政府标志戳印的信封中，按月送达。那个年代的粮食是配给的，衣服也是配给的，所有英国人都站在同一艘船上。
有一天，他和母亲开着借来的车，前往北牛津桑克里夫路（Thorncliffe Road）的一间小砖石屋，这也是我们的新家。厨房窗外的手动式洗衣机后方有一条石板路、一丛芍药以及一架靠在苹果树上的梯子，地下室则长着羽毛状的奇怪白霉。一匹叫作小花的黑马每周过来两天，拖着满载卷心菜与韭葱的板车，咯噔咯噔走到我们住的街上。清晨时分，送牛奶的人总把牛奶放在红色陶罐底下。瓶口覆盖着锡箔纸，瓶颈上还绕着一圈乳脂。
深冬时节，室内这一侧的窗上总会看到手指画出的冰纹。我目送父亲去上课，他呼出的空气飘起，仿佛街上的一团雾气。他以仅有的一只手握住脚踏车车把的中间位置，罩着他的黑色短大学服看似拍打的蝙蝠翅膀。他摇摇晃晃地跨上车，待平衡感恢复后便骑车而去。
有天傍晚，天花板上的灰泥掉下来时，父亲正站在厨房门口，片片白屑散落在他的发上。母亲目光闪闪地对他说道：“要生了，要生了。”那天晚上，我被送去最好的朋友家住了一晚。隔天早上回到家时，灰泥已经扫到一边，天花板上的木板条也露了出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派来的助产士正在将一些器具收进黑色手提袋中。父亲带我去主卧室探望刚出生的弟弟迈克尔，但我只记得发亮的电热器和躺在塑料床单上的母亲，以及垂落在枕头上汗涔涔的金发。迈克尔两岁、仍得包尿布时，助产士又来过一次，接着我就有了两个弟弟。我希望他们两个一起消失。
教会我洗澡的人是父亲，不是母亲。为了安全起见，他会先转开冷水再转开热水。他告诉我怎么在毛巾上抹肥皂，怎么清洁鼻子眼睛，怎么冲掉肥皂，怎么把右脚架在浴缸边缘搓洗脚趾，坐着时，要怎么在胳肢窝、肚脐和胯下抹肥皂。
父亲说了一个在沙漠中长大的故事给我听。那片沙漠非常干燥空旷，农夫光凭肉眼看见60公里外的一阵尘土，就知道邻居正骑马过来。他还告诉我，他曾在小丘陵的岩地上射杀一条蜷曲着发出嘶声、名为扁头腹蛇的毒蛇。他也曾经在克拉多克的铁轨上引爆一枚土制炸弹，虽然声音很大，所幸并未造成任何伤亡。父亲还说，过去在镇上惨淡经营报社的祖父吊了一个秋千在后院的梨树上。有一次，父亲从秋千上跌下来，两只胳膊都摔断了。
父亲买《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亨利·莱特·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所写的非洲冒险小说以及《约克丛林历险记》（Jock of the Bushveld）给我。《约克丛林历险记》主要描写一只猎狗与驾着牛车的主人在好望角与钻石黄金矿区之间的南非内陆的荒野上来回奔波的故事。
4岁时，父亲教我阅读，他相信我是全牛津最聪明的小女孩。我希望他以我为荣。
父亲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幺，又生长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因此他买给我的圣诞礼物无非是他当年渴望不已却无法获得的：一组莱诺（Lionel）火车模型，一个真的能动的蒸气引擎模型，还有一架配备高频马达、能沿着电线飞的小飞机。他对我的爱始终留存在我内心深处，深到我想象不到的地步。
傍晚时分，我们经常躺在炉火旁的地毯上。我抚摩着他脸颊上的伤疤，他的小腿、手背，仿佛他的身体是一张地图，我则沉溺于听他一一述说地图上的故事。
我对他说：“我想听少一只胳膊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守在意大利的父亲自愿从事武装侦察任务。同盟国盟军沿着意大利半岛向北节节进攻时，父亲的部队负责寻找撤退中的德军小队并一一将之击溃。就在他们位于锡耶纳近郊的山区时，一颗炮弹在父亲藏身的散兵坑上方爆炸。炮弹碎片击中了他的头部与双手，整只左臂瞬间血肉模糊。待他恢复意识后——每每说到这里，父亲就会高举他仅剩的那只手，向着炉火展开手指——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取枪。
他总是说：“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男子汉。”
父亲被送至战地医院。医院由意大利农舍改建而成，屋顶还罩着红色帆布。父亲的左臂发黑且感染坏疽，没人有把握他能否活过当晚。顿时，一发迫击炮击中屋顶，就在父亲不省人事前，屋椽落下的大片白色粉尘撒落到他脸上。
医生自肩膀切除了他的左臂，为他保住了性命。
为了对抗来自血液的感染，医院替父亲注射了一种20世纪20年代在伦敦研发出的神奇新药。这种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尚未普及。“二战”期间，英美科学家与军方合力研究，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Peoria）的市场发现一颗腐烂的哈密瓜，他们利用哈密瓜内一支生命力强韧的霉菌母株来量产这种新药。我从没听过父亲为这次奇迹式的复活感谢上帝，但他倒是由衷感激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Sir Alexander Fleming）与青霉素（penicillin）。[2]
南非、英格兰、意大利与如今的我们相隔千里之遥。父亲21岁时，拯救他的先进医疗此时再一次派上用场，只是奇迹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过去教我洗澡的那个人，再也无法自己洗澡；过去引领我徜徉在文字与故事中的那个人，如今再也无法言语。
此时，一名护理师走进病房。这名矮胖、留着长发、50多岁的中年男子，V领绿色手术服底下大肚腩明显突起，右手的肱二头肌上模糊可见一个蓝色的锚，他带着一罐剃须泡、一个盛着半碗温水的塑料碗、一把一次性剃须刀、一条擦手毛巾。他跟母亲和我打过招呼后，便走向父亲轮椅旁的一张塑料椅，侧对着父亲坐下，端详起他的脸。
他不开玩笑，对父亲说话时，也不会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更不会刻意轻声细语。他将白色剃须泡挤在一只手掌上，轻轻抹上父亲红润的脸颊，接着托住他的下巴，温柔地以剃须刀滑过他的脸颊。这名护理师不厌其烦、巨细无遗地为父亲打理仪容，片刻间病房里便灌注了他那只能以神圣形容的存在。
为了拯救父亲，医院可能会耗费上万美元的氧气、营养液、生理盐水、X光、数不尽的静脉注射管、鼻胃管、导尿管、多次钡液吞咽造影检查，还有各种精密治疗与诊断。
而眼前，我望着一名陌生人正温柔地碰触他。
现代医院的不人性化向来恶名昭彰，让我心生畏惧，因此我把家庭生活照带来医院，贴在父亲的病床上方，借此让护士知道我们很在意父亲所受的待遇。来自南非的母亲对每个进来病房的人说，她丈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手臂——“为民主而战”。她讽刺地以美式口音说着这几个字，因为现在捍卫父亲尊严的人是她。然而，我们的护理师并不需要家庭生活照，也不需要了解战争史，就能对父亲庄重以待。我们身处于关怀的绿洲中，这片绿洲是现代医院所极力追求却鲜少达到的理想。我正在向这名有刺青的不知名肥胖男子学习，学习如何去爱我的父亲，即便残破无助如他，正缓慢迈向遥遥无期的临终。
母亲异常安静地坐着，她不住扭动着腿上的手。贴在床头边上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我们的最爱。照片拍摄于1946年，照片中的她与父亲在南非东开普省（Eastern Cape）罗德斯大学的运动场上。当年的她22岁，父亲24岁。就在拍下这张照片的短短几个月后，他们盛装打扮，面带微笑地一同走出格雷厄姆斯敦（Grahamstown）的教堂，她的头纱已经掀起，他的一头黑发则沾满纸花与米粒。两年后，他们带着婴儿篮中的我乘船前往英国。十多年后，他们横跨整个大西洋，这次则是带着三个稚龄儿女。他们互相扶持，凭着满腔热血，共同打造出成功甚至是相当讲究的美国移民生活。从照片中可见，父亲的军装大衣同时扣住两人，乍看父亲像是袋鼠妈妈，母亲是袋鼠宝宝。当年的他们还不曾拌嘴、怒吼，尚未将彼此视为理所当然，不曾暗地里忖度着离婚，还没对彼此充满失望，也还没软化，还没妥协。他们笑得很灿烂。母亲赤着脚，她刚赢得一场赛跑，雨开始下了起来。
护理师将剃须刀浸入水中。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从卫斯理大学毕业，离开合租公寓，加入从乡村到沿海都市的婴儿潮大迁徙，开车横跨整个美国前往加利福尼亚州。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世代代的中产阶级子女皆不断重复着这种行为模式：离乡背井闯天下，忘了血浓于水，也从不回头。父亲与我在当时早已形同陌路，儿时的亲昵因长年争吵而消磨殆尽。我们什么都能吵：作业没写完、房间乱七八糟、父亲脾气太差，还有我从来没能如他预期地拿到全A。
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我来到旧金山，暗自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杰出表现，让父亲以我为傲。此外我也十分笃定，只要无法脱离父亲恐吓般的预言，我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刚开始我为一家另类周报撰稿，后来则加入当地主流早报《旧金山纪事报》。12年后，我从报社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并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我结婚又离婚，靠自己生活，每年回家探望父母一次，有时甚至没这么频繁。
我们当然一直保持联络。20多岁时，父亲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向我坦诚他很后悔，全家来到美国后不久，他就变得“对你充满不可理喻的期待，致使父女亲情荡然无存”。至此之后，我们不再那么针锋相对。我在旧金山第一次买房时，他帮我出了一半的首付款。他也会在我生日时捎来近乎维多利亚时代的书信，既正式又文情并茂。我不时将自己写的文章寄给他，仿佛我是个还在寻求父亲认同的青少年。
每年3月，我在华盛顿特区教授的写作研习课程结束后，就会搭乘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Amtrak）的阿西乐特快车（Acela）北上到纽黑文，父母则会来火车站接我。天气够暖和的话，父亲和我便在阳台上悠闲地共进早餐，头顶上的棚架爬满正在开花的浅绿彩花马兜铃。我们畅快地闲聊当天早上的《纽约时报》，母亲则在屋内洗碗。父亲与我在字里行间东奔西闪，往往我不是很确定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其他时间，我都是自在地从远方爱着他们。
护理师请父亲将另一边的脸转过来。
父亲转过头来，注意到我穿的二手红色雪尼尔毛衣上绣有亮丝。当他强大专业的左脑依然完好无损时，他鲜少留意到这类视觉细节。
中风夺走了我们之间含蓄表达父女亲情的共通词汇，也夺走了他的语言能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不时以行动代替言语来表达对他的爱。就在他抛去旧生活的硬壳后，我发觉自己沉浸在一份从心底浮现的爱中，而这份爱究竟有多深，我才正要开始感受。
他说：“很好看。”这是他中风后难得精准说对的字句。
我不记得是那天稍晚还是隔天早上，医院的出院规划师前来通知我们，父亲必须立刻转至神经康复中心。后来我才明白当时为何非得这么紧急：父亲住院的每一天，医院都在赔钱。他在米德尔塞克斯纪念医院所接受的治疗费用为20,228美元，联邦医疗保险却仅支付院方6559美元。这个数字是根据诊断书上的中风严重程度计算出的总额。而院方损失的部分，则由慈善捐款、其他科的盈收与保额更高的病患，通过所谓成本转移的方式补充。这种又被称为“诊断关联群”（diagnosis-related group，简称DRG）的总额制度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当年急速的医疗通货膨胀迫使医院必须控制成本。讽刺的是，DRG却同时加快了病患的出院速度，导致病患沦为输送带上的货物，也冲击到医院作为照护、恢复以及疗愈场所的传统角色。
我开车带母亲到新不列颠（New Britain）这个贫穷的城镇，此地有离我们最近又有床位的康复大楼。母亲在仓促下接受了这个安排——身为父亲的医疗监护人，这是她第一次但绝非最后一次迫切的决定。我们跟着父亲的救护车来到此处，神情紧绷地看着护理师抬他下车。我生怕他像一只出现裂痕的玻璃杯，随时有可能碎成碎片。
这处康复大楼是父母的内科医生费尔斯医生推荐的。公共休闲空间的电视一响一整天，患者更没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此时父亲突然间恢复了部分语言能力，他用刚好能串出来的几个字对母亲激动地说道：“把我弄出这个鬼地方。”于是母亲和我驾车南下至沃灵福德（Wallingford）郊区的盖洛德康复中心（Gaylord Rehabilitation Institute）。我们行经绿意盎然的院区以及犹如迪士尼场景的室内“大街”，脑损伤患者可在大街上练习购买苹果、牙刷，或单纯扶着护栏学走直线。这幅景象促动我的内心燃起一线希望。1989年时，一名任职于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的年轻投资银行家被砖块砸破了头，报纸称她为“中央公园慢跑者”（Central Park Jogger），并由盖洛德中心为她进行密集康复，帮助她在康复六个月后重拾语言与行走能力。
或许盖洛德中心也能治好父亲。
当时的我思绪纷乱。一方面，我幻想着寄几卷贝立兹（Berlitz）沉浸式语言学习录音带给父亲，让他反复练习到能再度听懂英文并开口说话。但另一方面，我又希望他再度中风并离开人世。只不过，最有可能的情况我却从未考虑到。而这种状况在盖洛德中心的手册上解释得很清楚：中风患者在中风后的一年内通常进步神速，之后会逐渐放慢下来。患者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能，平均还能再活七年。
盖洛德中心没有床位。
我立刻展开行动，就像以往当记者的我，就像以往的父亲，就像母亲当下需要的代理丈夫。我先和新不列颠康复中心的一名社工交涉。我还翻遍了母亲的名片夹。母亲一个朋友的前夫是盖洛德中心董事会成员，而她的女儿恰巧又是医生。母亲连忙与朋友联络，我则打电话给那位医生女儿。我们极力恳求、苦苦等待，甚至承诺会补足任何联邦医疗保险不支付的差额。我们认为这么做能改变什么，遗憾的是，这不过是我们唯一能表达爱的方式。
或许是我们的努力，也或许只是好运，盖洛德中心总算空出了床位。事情看起来差不多安排妥当，至少暂时如此，于是放心不少的我订了回西岸的机票。母亲的一名密友保证，她会帮助父亲顺利转院至盖洛德中心。父亲过去的一名同事送我到机场。
不出几个小时，我搭乘的飞机便准备降落旧金山湾，夕阳下可见黑色倒影划过银灰色海面。海湾南端，几个巨大的嘉吉[‡]盐蒸发器迎接我归来——在接下来的八年中都将是如此。蒸发器中带有海藻的黄色、橙色、青色片片相接，呈现出有如吉家湾[§]拼布的怪异美感。被我抛在脑后的康涅狄格州躺着我的父亲，他的病情远比我所知的更加严重，同在彼处的，还有一个从来不懂管账的母亲。
安全带指示灯已经熄灭。
当时我并不觉得父亲将不久于人世，甚至没想过他的身体状况在“走下坡”。我以为他只不过因为突如其来的重击而不良于行。
布莱恩前来接机。我的生活继续下去。我运用当记者时学到的应对技巧来帮助我那不太好应付的双亲。对我来说，他们是聪明与决心的最佳体现。凭着他们的勇气、我的研究与医生的专业，我怀抱微弱希望，期待一切终将好转。
我像个喝醉酒的人，只因路灯比较亮，就站在路灯下找钥匙，浑然不知钥匙已经掉在街上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有如万花筒，蕴藏各种熟悉的角色与阶级、微妙的家庭关系、隐藏的伤口、爱与记忆，可惜万花筒的图形如今转变为未知的样貌，一度灿烂如珍珠雪花，而今只见暗淡花影。我们长久以来都是这样苦干实干地走过来的，却从这一刻起，苦干实干只能引领我们走这么远了。
健康的银发生活是丰收的秋天，漫长而形骸渐衰的临终过程则是潜藏的冬天。直到一年多后我们才体悟到，父亲早已跨过秋冬之际那扇无形的门。[3]复原的时机过了。玻璃已破，景物不再。
[*]不可知论者认为，人无法证明或知道上帝或神是否存在。——译者注
[†]毒芹会社（Hemlock Society）是提倡死亡权利的团体，由德雷克·汉弗莱（Derek Humphry）于1980年创立。德雷克·汉弗莱即《最后的出路》的作者。——译者注
[‡]嘉吉（Gargill），美国知名的谷物饲料大厂。——译者注
[§]吉家湾（Gee's Bend），位于亚拉巴马州，此地黑人所缝制的传统拼布作品风格特殊，具有艺术价值。——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