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那天，当印度航空的空姐开始向飞机上的孩子们发放免费盒装玩具时，我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坐在我们前面两排的那个女子“畸形的”双脚。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不住地往那边瞅，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让我极为惊诧的是，那双脚的肤色与她脸颊的肤色明显不同。好几年后，我才明白，那是她脚上半透明袜子的视觉效果，而不是什么神秘西方疾病把她的脚趾完全粘连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前往美国的单程飞行。在我对飞机上的一切感到新奇有趣之际，母亲却异常焦虑，她不断默诵印度教祈祷文使自己平静。母亲当时34岁，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她的专业和性格让她成了一个理性的信徒，不过，带着两个没有正式文件的孩子进入美国是一件前途未卜的事情，连一贯理性的她也祈祷起来。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移民归化局*的力量。当时，政策上存在一些缓和的余地，允许持有工作签证出行的女性携带没有护照的子女入关，前提是母亲的护照上要有孩子的签证章。然而，我和弟弟并没有签证章。现在，我的母亲希望通过签证上的一处技术细节让我们进入美国。她的签证上写的是“persons”，而不是“person”。她打算辩解说那个表示复数的“s”指的是我们三个人。因此，在我们将近24个钟头的飞行中，未卜的命运始终让她心神不安。如果被拒，为了实现美国梦而做的数年准备、付出的牺牲和攒下的积蓄都将付诸东流。

我家最初的美国梦是一场民族悲剧的结果。印度，这个数亿人口刚刚逃离饥饿的贫穷国家，却不惜耗费巨资培养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然而，这些投入在某种程度上将印度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了进修学校，为第一世界提供人才。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大批离开。他们不是为了寻求自由或逃离迫害——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印度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印度人和数百万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是被美国资本主义的“红利”所吸引，而不是美国宪法提供的自由。绝对不是。我们是经济难民。

在印度，虽然父母亲都是大学毕业，但20世纪80年代初被美国穷人视为日常生活必备的东西，如电话、电视机甚至冰箱，仍然与我们无缘。对美国人来说几乎如社会保险号一样普遍的私人汽车，对于我家来说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982年，当我们终于攒够钱买下一台冰箱时，它是用一辆牛车送过来的。虽然当时年幼，但我依然有一种被轻慢的感觉，尤其因为我已经等待并希望看到一辆送货卡车有一段时间了。然而，我们不必继续忍耐这种不平衡，忍耐因为处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贫穷一端而导致的购买力匮乏。下定决心，不断努力，我的母亲要将她受过的教育变成全球货币，不管这些教育在印度的变现能力是多么差。在这里，决心指的是将祖国、母国文化、家人和大部分的自我认知抛在身后。这往往是众多移民进入美国的“入场费”。

经过多年申请，母亲得到了纽约州布法罗市罗斯威尔·帕克纪念研究所的博士后职位。我们得知，她每年可以拿到1.4万美元。我计算一番后发现，有了这笔收入，我们是有钱人了。不过，要想出国把这笔高薪拿到手，还必须为母亲凑到前往美国的单程机票钱。慷慨（再加上一定的利息），促使父亲的长兄借给我们一笔款子。当时，家人商定由奶奶照料我和弟弟。从印度很靠南的马杜赖乘火车，经过一个通宵的颠簸后，我们辗转抵达沿海的马德拉斯（金奈），送别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母亲。我们不知道她此行要走多久。不过，没多久，我们就收到了她的来信。没过几个月，她在信里宣布了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消息：我们，也就是我和弟弟，也可以去美国了；她要回国接我俩。但是，父亲没有签证，无法前往。签证上没有任何技术细节能让他一起入境。

飞机多次起落之后，我们三人终于抵达肯尼迪机场。看来母亲在飞机上的祈祷起了作用，我们获准入境。不过，接下来，我还需要再做一次调整。当母亲和4岁的弟弟跑向另一个航站楼去赶飞往布法罗的班机时，我的姑姑来接我，我将暂时和她住在弗吉尼亚州。之前，我们只在她回印度探亲时见过一面。在印度，来自美国的亲戚往往被看作显耀贵客，因此，我对她的记忆更多来自她的名气，而不是亲切。姑姑已经在美国定居多年，还有和我岁数相仿的孩子，因此，她比我母亲更能够提供有关美国的介绍。

这一点在几天后的万圣节体现得相当明显。她让我在脸上涂奇怪的油彩，戴上假发，拿着一个空袋子，去敲邻居家的门。如果我在印度，1984年10月的那一天将会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日子，因为印度女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刚被自己的保镖刺杀。而在美国，那天我得到了之前一共只吃过三四次的各种巧克力，而且是白给的！还有什么是我之前不知道的？没过多少天，美国大选开始了，我的表兄弟因为竞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将要取消暑假的传言郁闷不已。就因为这件事，我立刻成了里根的支持者。在关于美国无尽的美好遐想中，我还不知道的是，除了白人和少数深受人们欢迎的两种“Indians”†，美国生活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我很想知道，身边那些看似很熟悉美国的非洲移民都在做什么。

几个月之后，到了上学的时间，我与母亲在布法罗团聚。父母亲的殷切希望，再加上梦想成真需要牺牲的思想准备，让我早在踏上美国土地之前，就对这个国家充满了信心。现在，我相信，我的每一步都在往前进，我的口音的每一次改变都是在执着地融入这个国家。为了加快这个过程，我甚至将先前冗长的名字“Bhuvanesh”来了个美国化，改为现在的“Bhu”。1987年，由于母亲工作的关系，我们迁往圣迭戈。一年后，随着母亲入职西雅图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我们再次搬迁。我在五年里经历了9个学校，地理环境和人口群体的变化，让我有机会看到不同的美国。

上中学之前频繁转学造成的中断与分裂，将我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几近虔诚的“日报研究者”——那几年，无论身在何处，日报是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在几个地方，我课外帮报社投送报纸，最后一个订户就是我自己。除了体育版，最让我着迷的就是股票表格和有关华尔街的消息。中学毕业，绕道纽约市稍作逗留之后，我回到了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我有幸聆听了知名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的课程：1979年之前的美国历史概述。这门课最后的作业是写一篇美国历史对自己家庭影响的文章。因为我在美国仅生活了十年，所以拿不准该怎样完成这个作业，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素材。

在怀特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回顾我家过去十年的经历。一个明显的主题出现在眼前。从本质上说，我们在美国的历史是追求改善经济条件的历史。我们初到美国的几年生活在“铁锈地带”。美国工业衰落，尤其是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关闭导致的公路车辆稀少、年久失修又荒凉破败的景象，是美国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家的西行是由一家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的工作引发的，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宿命，类似于历史上的淘金之旅。要是没有那门历史课，我就根本无法将先前纷乱的经历融入条理清晰的美国叙事中。我想将这一研究深入进行下去。然而，美国历史虽然令人着迷，但我无法抵挡19世纪中期淘金浪潮之后最大规模“淘金热”的诱惑。互联网的兴起——被人们称之为“下一个重大新生事物”（Next Big Thing）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边。面对赚大钱的机会，历史研究只好放到一边。

在忙于自己的初创企业时，我的努力让我获得了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的职位，那家公司的股票后来成为那个年代最为火爆的股票之一。我为自己在新闻聚合领域的初创企业筹集了风险投资，不过它最后失败了。这一切都在我24岁时结束。然而，时代的活力，股市的狂热，一纸创意和一张空白的画布就可以轻而易举赚大钱的事实，让我确认了我对美国机遇的根本信仰。同时，我开始彻底怀疑市场的理性——在200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很多股票的价格在一年里每隔几星期就翻一倍，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却暴跌99%。

几年后，我成了家，生活稳定下来。大学一年级时候的那篇文章似乎还没有完成。虽然后来产生的很多想法，让我的心思又回到当年的那篇作业，但对我触动最大的还是一个等式。我最初注意到这一等式，是在浏览一本汇集了《纽约时报》轰动性头版内容的旧书时。1914年1月6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件事，说的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将福特公司的最低日薪标准提升到5美元。当时，作为福特公司唯一车型的T型车，价格是440美元。这意味着，一个立陶宛移民或先前的一个美国小佃农，其88天的工资等于一辆崭新汽车的价格。然而，甚至是一百年后，每月挣200美元的中国工人三个月的工资才勉强够买一部iPhone‡，更不要说汽车了。在很多局外人看来，这一美国等式的优势，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购买力的长期差异，比任何公民权更有诱惑力。实际上，美国境内数百万非法墨西哥移民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抛弃了民主国家的公民权，以无国籍的非公民身份生活在美国的下层社会。

那么，当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时候，我该怎样在美国这个宏大的背景下理解和诠释我个人的历史，一个经济性的历史？当大多数移民来到美国首先为了参与它的资本主义时，美国的民主何以被视为神圣？如果美国没有这么富裕，那么人们还认为美国，或者说民主，依然伟大吗？自由与富足一样重要吗？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两股力量是何时开始无数互动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开始互动的？我确实有一个办法可以探索这些问题的深度。我亲自见证了具有创造性和毁灭性的市场力量：美国精神怎样拥抱和适应做事情的新方式，以及当这种发展动力在实现由此及彼的过渡中，美国文化和地域特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想知道，一系列突破、创新、创意——历史上的“下一个重大新生事物”——是否可以帮助我理解不断展开的美国故事。

我开始思索，如果以“五月花号”开篇，而不是以1984年我在肯尼迪机场的经历开始，这篇文章会是什么样子。

*此机构已于2003年撤销，其大部分职能归属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下辖机构。——编注

†这个单词既表示印度人，也表示美洲印第安人。——编注

‡约相当于2016年左右的水平。——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