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梅沙的风铃
2011年4月,我在网上看到招聘启事后,给深圳一家媒体投了简历。
其实那两三年我一直在向珠三角一带投简历。在东北生活了十几年,娶妻生女,生活安定,在圈内也有点小名气。一个朋友告诉说,某年他去参加全国副刊年会,上百家报纸的副刊部主任,提到我,多半说打过交道,未到场的我反而成了他们之间的黏合剂。但我内心一直蠢蠢欲动着,越到后来越按捺不住。四十岁之前不离开,就没有机会了。我的目的地很明确——珠三角。深圳最好,广州、东莞、珠海、中山、佛山之类也可以考虑。一是对岭南风光充满向往,二是离得远,既然离开,越远越好。还有一点,就是冥冥之中感觉珠三角与漂泊有那么一点联系,少年之梦想可以借此与现实有个交接点。
很快,我接到面试的通知。那年五一,我乘飞机从遥远的东北到了宝安机场,然后打车赶往后来所在的单位。老总放弃休息接待了我。整整一个下午,我们都在谈如何改造版面,让内容更上一层楼。这是一位很有事业心的老总,他对我表示满意,但也提醒我慎重考虑,这么大年龄背井离乡,要全面衡量。而我当即暗下决心,回去就办离职手续。机会难得,稍纵即逝。能有人欣赏你,这是缘分。
这些年,东北地区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其实何止东北,全国各地都如此,三四线城市人口普遍外流。一线城市的繁荣有他们不可或缺的功劳。这说明他们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机会。他们当初的出走,也许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在深圳待的时间越长,越知道大梅沙在深圳人心中的重要性(欧春健 摄)
梁实秋说过:八年抗战,最大的感受是,即使吃糠咽菜,全家人也要在一起。
人到中年,生活轨迹发生改变,其实还是有阵痛的,这便是分离之苦。
我和妻子从恋爱到结婚,十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彼此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偶尔出差,每天都要打电话,有点小别胜新婚的意思。我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不分离》(收入我的散文集《中年奴》中),里面提到自己有一次到外地面试归来,夫妻二人去小饭馆庆祝应聘失败(有点奇怪吧?)。妻子说,长春的日子这不挺好嘛,想吃什么都有,物价还低。和妻子去买东西,很重的一件物什,我扛到楼上,又扛下来。妻子说,平时看你没用,关键的时候,有还是比没有好。话里话外都希望我打消去外地的念头。
这次去深圳面试,妻子基本也是抱着“你去转悠一圈回来就死心了”的心态,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做了决定。其实这个决定也不是完全的武断。我跟两个最亲密的朋友沟通了一下,获得了支持。此外还问了父亲和岳父,他们都没什么文化,我平时跟他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但到了这个年纪,在人生重大问题上,非得问一下老人,心里才踏实。他们的意见也许没什么实质性的参考意义,更多的是心灵上的依靠。但如果他们都不同意,也许我真的就打退堂鼓了。
我决定买票去深圳时,遭到了妻子激烈的反对。临行前三天,她每天晚上都哭一场,说着说着就哭起来。我心里乱糟糟的,随时都有退掉机票的冲动,仿佛在悬崖边上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当时若回心转意了,今天也许是另外一种状况。这里没有好坏之分,想来却都是生活的歧路。妻子埋怨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什么事都是商量着来,你这次却连商量都不肯商量。
如火的骄阳,潮湿的阵雨,林立的高楼,凌乱而充满生活气息的城中村,随处可见的蒲葵,以及林荫下扑鼻的花香,带着一个简单的皮箱,深圳,我来了。
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和妻子每天都要视频通话。我经常添油加醋地给她讲这边的见闻,水果啦,热带植物啦,尽量生动一些,好玩一些,她则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我知道她是听不进去的,她最关心的是我到底决定留下还是回去。如果回去,什么时候回去?
有一天刚打开电脑,彼此对视片刻,妻子突然哭了,眼泪哗哗地流。我无语凝噎,一个劲儿向她道歉。但她还是关了视频,打下一行字:“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你早点休息吧。”
一个来深多年的朋友说,背井离乡,前三个月最难过,各种煎熬。这三个月一定要想方设法跟家人见次面。此话应为经验之谈。也巧,一个多月后,辽宁教育电视台要搞一个二人转辩论会,邀请我去当嘉宾。沈阳离长春非常近,正好可以见个面。我赶紧告诉妻子,约定在沈阳相聚的时间。
到达沈阳的那天晚上,正赶上妻子上夜班。她下班后乘火车赶到沈阳。一路上我们不断互相打电话,询问车到哪儿了,计算还有多长时间到站。等她从出站口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出现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一个多月的漫长分离,那种感觉非旁人可以理解。我们紧紧拉着手,仿佛怕失去彼此。
第二天参加节目录制,第三天晚上又要分开。短暂的相聚后又是漫长的分离。在沈阳火车站,妻子说,干脆咱不回深圳了,一起回长春吧。
唉,也只能这么说说而已,生活推进到这一步,岂能轻易调头?
九月份的一个早晨,妻子打电话来,直接大哭,怎么问都不回答,只是哭。着实把我吓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知道是跟孩子生气了。我理解妻子的无助。我在身边,哪怕一句话都不说,起码也是支撑和分担,现在她的崩溃,就是这种无助的集中爆发。
暑假期间,妻子带着女儿来深圳住了一周。为了给她们留下美好的印象,我带她们去了东部华侨城、大梅沙、世界之窗、海上田园等,都是深圳最有特色的地方,还品尝了岭南特有的早茶。
我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大梅沙的风铃》,记录下了这段经历。摘录其中几段,可管窥当时的心态:
妻子女儿来了。我们特意避开周末,挑选周四这天逛大梅沙。东部华侨城中浓郁的异域风情、随处可见的鲜花、眼花缭乱的游乐设施,让我们流连忘返。夕阳渐沉时,我们回到了旅店。换了泳衣,带着泳圈,兴冲冲地向沙滩走去。本来湛蓝的天空此时忽然变脸,阴沉沉,凄惨惨,零星的雨点随着疾风一起怒吼。到了海边,见沙滩上已扯起一条红色的绳子,把游人和大海分开。每隔几十米站一个救生员,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高音喇叭在一遍遍播放如下提醒:鉴于风大浪急,为安全起见,游泳场暂时关闭,谢谢您的配合。不断有游客像我们一样,站在一边等待。但风越来越大,雨越来越急。下海无望了。我们只好先找个饭店,点了三只烤乳鸽,一边慢悠悠地吃,一边隔着落地的玻璃窗欣赏外面的风景。
回到宾馆时已大雨如注,风也一阵烈似一阵。我们一家三口却睡得特别香。分别虽然只有三个月,但于我们来讲比三年还要漫长。幸福的家庭,家人需要天天在一起,哪怕各忙各的,谁也不看谁一眼,彼此什么都不说。我为了所谓的理想远赴深圳,其实是有点自私的。在分离的日子里,都很煎熬。我们团聚在这万里之外的大梅沙,大梅沙便是我们临时的家。
第二天早晨,风雨稍微停歇。我们怀着侥幸心理带着游泳器具来到海边碰运气。一看,红线依然醒目地拦在那里。我们今天必须返回,看来是没机会亲水了。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知道,是否亲近海水,对妻女是否愿意定居深圳起不了决定作用。能让她们做出抉择的,还是我的态度。但我拿不出其他,就把大梅沙当成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她们。但这样的愿望也无法实现。
此时游人很少,有穿着工装的打工妹,有背着双肩挎包的年轻人,都躲在沙滩上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店里。那个小店中有各种各样的挂饰,色彩艳丽,琳琅满目。晨风嗖嗖,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人与物品之间。
我们失望地往回走。叮铃铃,叮铃铃,一种奇怪的声响渐渐穿过我的耳膜,进入我的内心,其实它一直在响,只是我没有听到。现在它响了,仿佛忽然之间,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那个声响。哦,那是用贝壳做成的风铃,被风唤醒了生命。女儿开心地笑了,妻子也开心地笑了。那么清亮的风铃声,笼罩了我们一家三口。
过惯油瓶倒了不扶的生活,到深圳后,什么都要从头开始。最简单的像使用银行卡、使用洗衣机等都要学习。深圳蚊子多,还要买蚊帐、搭蚊帐。倒不是生活弱智,而是在家中这些活儿根本用不着我,现在自己都磕磕绊绊地学会了。自力更生,也是一个新世界。
有一天晚上做噩梦。感觉到自己是做梦,但就是醒不过来,只能跟着梦走下去,进入梦魇状态。我和妻子都是经常做噩梦的人,半夜喊起来,旁边的人会拍拍对方,轻轻安抚,让其逐渐平静下来。现在我几度在梦中喊醒,醒来满头大汗,怅然若失。
最大的伤害还是来自身体上的。
因为要认识和结交一些人,进入新的圈子,喝酒时便缺少节制。有几次,跟陌生人喝酒,人家说,你是东北来的,肯定能喝,那就喝一点吧。结果喝得呕吐不止,人事不省。想来完全没必要,那几个人我甚至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真正关心你的人怎么忍心让你喝成那个样子。所以,凡是逼你或者怂恿你喝大酒的,必不值得深交,装豪爽的后果只是害了自己。此为一种心得。
和朋友逛凤凰山的时候,心里惶惶的。和家人一 起来,心里踏实,却觉得太拥挤(欧春健 摄)
在家人来深圳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心基本在空中飘着,没落过地。跟朋友聚会时灯红酒绿热闹非凡,一回到租住的房子里,心又飘起来。“一颗飘着的心”,这不是一句文学话语,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存在,这种存在会侵略身体,让身体不舒服,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伤害。简单概括,就是心情影响到心脏。
那一年年末,《齐鲁晚报》向我约稿,让我总结一下这一年的生活,我的标题是《2011年,我离死亡如此切近》。里面引用了我在当年7月18日写的日记:
昨天轮到我值班“一读”,即凌晨两点半到印刷厂看大样。工作刚刚开展,我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才休息。闹表上到两点,但辗转反侧睡不着,心脏越来越难受,仰面躺着感觉心脏非常压迫,只能侧躺着。
两点起床到印刷厂,看完大样,回家躺在床上,继续辗转,一直到凌晨六点多。吃速效救心丸数粒,无果,担心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身上冒虚汗,有一种随时会猝死的感觉,赶紧起来打车去宝安区医院。
担心身上钱不够,路上给一好友发短信,让他起床后带钱来医院。
进急诊室,简单检查,打吊瓶。我对医生说,让我安静睡一觉就会好的。迷迷糊糊中,睡了一个小时左右。挪到二楼点滴厅,继续打,小孩儿哭、病人呻吟,乱作一团。
十点左右,点滴打完,好友赶来,打车陪我回家,接着睡。路上给老婆发一短信,说昨夜失眠,白天补觉,别打电话打扰我。
下午两点多醒来,到单位,填表格,看版面,看本周的稿子,交表格,领单据,很琐碎,像一个没病的人……
那段时间,经常心脏不舒服,自己也不懂得保护。有一个晚上,朋友请我去喝咖啡,边喝边聊,不由多喝了两杯。店主说,自己每晚都要喝点咖啡,否则睡不着。而我似乎正相反,那天晚上回到家,心脏又难受起来,躺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只能把后背垫高,靠着被子睡。有个成语叫“高枕无忧”,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一定心脏不好。
那天晚上我告诉一个朋友,第二天上午一定记着给我打电话。一个人孤零零地住着,死了都没人知道,这实在太可怕了。
后来还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每当孤枕难眠时,我都产生打道回府的冲动。十月份,我写下这样一首诗:
我终于不再强大不再睿智
像一个随遇而安的孩子像一条随波逐流的溪水听从命运的调度
我终于感觉到了软弱和无力暗夜里抚摸渐慢的心跳
想象自己将要死去
我死之后
最伤心的是父母妻子女儿以及我的兄弟姐妹趁我还活在世上
我要认真地去爱他们
我不再固执己见
如果墙壁可以躲开
我为什么要坚持选择碰壁让亲人为我担心彻夜难眠
我终于不再被欲望牵引着故作强大我要回归乃至退缩
我要回归温暖和爱
与亲人一起吃饭睡觉起床
我知道,那段时间对妻子更是个折磨,对她身体上的伤害要远远大于我。人生中这短暂的分离,我们的付出不算小啊。
我能迅速在深圳产生融入感,一方面是深圳不排外,“来了就是深圳人”,一方面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交了一批朋友。
我首先给本地作协主席打了电话,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哥。他当时正在外地出差,让我先联系一下他的助手——副主席兼秘书长老高。跟老高联系上以后,他把我引荐到几个饭局上,认识了本地文坛的一干人等,这就算进入了圈子。
那段时间,混得最熟的是诗人老昌。我很久以前读过老昌的诗歌,觉得他的诗歌很牛,先就有了亲切感。此外,别人都有家有业,要按时回家,他反正老哥儿一个,相当于光棍汉,没牵挂,一起混的时候没负担。
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另一个写诗的小兄弟天蝎跟他合伙开了个公司,利用深圳的产业优势和地缘优势倒买倒卖,大概就是帮人家跑腿,低买高出,每天都能有点进项。员工只有一个,后来还成了天蝎的老婆。
好多个周末,我都乘坐晃晃悠悠的公交车来到新圳路上那座被称为“孵化器”的办公楼。老昌的公司就在这里。新圳路其实是一条河,名为新圳河,上面加了个盖子,修成马路,还建了一个停车场。路边是高大的榕树,浓浓的绿荫,十分清爽。现在一经过那里,看到浓浓的绿荫,就会想到那段日子。
所谓的公司,只有三间房子,一间办公,一间给天蝎小两口住,一间给老昌住。
老昌好抽烟,每天一两包,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我在长春的时候,几乎都是抽十元以下的烟,过年偶尔犒劳自己,买几盒二十多块的已很满足。到这边看老昌他们随随便便抽利群或者芙蓉王,感到肉疼。不过跟他们混过一段时间后,觉得生活上不能亏待自己,也开始买三四百元一条的了。想来还是两地收入的差距造成生活习惯的差异。
老昌嗜酒,早晨起来都要拿一瓶啤酒漱漱口。他的公司里收藏着各种真真假假的“名酒”,每次老昌都说:“我这是珍品,比茅台(或者五粮液)不差”,一副不容置疑的神情。以老昌为代表的一班文友,并没什么显赫的社会地位,也为别人办不了什么大事,不过总能收到各种各样的赠品,这些酒到他们饭桌上,也不知倒几遍手了。喝酒不花自己的钱,终究是件好事。
总体上说,老昌是个非常粗糙的人,喜欢大谈特谈怎么挣钱拉关系,抽冷子还吐一口痰。我说你的诗写得那么干净,生活是这个样子,粉丝见到不会失望吧。他说失望个屁,××(一个更出名的诗人)比我还俗,打麻将吹牛,但人家诗歌写得好啊。
也对,能吃能喝能玩是幸福。
老昌他们明着是开公司,实则更像开流水席。每天从早晨开始就有一大堆人坐在这里吃饭,中午换了一拨人接着吃,晚上又换了另外一拨人。各式各样的人纷至沓来,有的特意来蹭饭,有的聊得兴起,也留下一起吃。老昌喜欢做饭,炒菜水平一流,或许是常年在外修炼出来的。有时候人多,还到下面的饭馆去吃大餐。老昌说,我们挣点钱都用来吃饭了。
老昌的场子如果没有文学这个线牵着,也搞不起来,共同的兴趣和价值取向把大家凑到一起。文友们在一起很少谈文学,而是打扑克、喝酒、喝茶、闲扯淡,但必须有文学做背景和衬底。
那时经常去的还有雁盟酒店产业文化园,诗人奇志(江苏人,打牌水平不错)在那里开了个名为“私语咖啡”的小店,墙壁上写满诗人的签名和赠言,好多港台诗人、本地文人都留下了笔墨,有那么一点另类的感觉。但这地方太偏了,生意不怎么好,经常看到奇志无聊地坐在那里翻书。他同时在做大理石生意,似乎不指着这个挣钱。不过后来还是挺不住了,把店铺兑给了别人。
私语咖啡馆关门后,我失落了好一阵。初到一地,最先接触的那些人和事物在心上刻下烙印,显得最为宝贵。但深圳是个神奇的地方,民间的力量生生不息。不久,在同一地方,一帮文化人又搞了个叫“打铁文艺社”的活动场所,热热闹闹地折腾到现在,看样子能活到天荒地老。
唯一不属于圈内的人是刚哥。在一个饭局上见过一次面后,很投脾气。他时不时打电话来说,中午一起吃饭啊。反正我一个人,就说好啊。于是一起去吃。他厨艺好,擅长炖鸡。一整只鸡,几乎不放什么作料,炖好后端出来,喷香。他会享受生活,给我讲解红酒的喝法,把自己做的一些手工制品展示给我看。一个破旧的轮胎,他居然能改成一个茶台。
我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也没有问。深圳移民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复杂,如果人家自己不说,很多东西都不便问。他不上班,也不缺花销,不晓得到底哪里来的钱。后来才发现,深圳这样的人还不少。原来,有些人来深圳早,攒了些家底便不再工作,一心一意享受早些年的成果。我认识这么一位,把钱投到一个电子厂,每年以股东身份拿分红。老婆没事到香港购物,丈夫则跟文友们一起写诗玩,也是其乐融融。
这些都是知道进退的人。外地人眼中,深圳节奏快,贴着“紧张”“励志”“奋斗”等标签,殊不知,这个地方懂得“停下来”的人也不少。他们是深圳的另一面。
刚哥喜欢研究各类经济大势。2011年末,他劝我赶紧买房子,说这是最低点,可以出手了。那时深圳房价正处于盘整期,很多人持币观望,有人判断会继续下跌,连房地产中介都这么认为,结果一年后房价大涨。因为我还没决定是否在深圳定居,甚至犹疑着要回去,所以没有买房。两年后再买时多花了七八十万。
刚哥做事非常靠谱。我晚上心脏不舒服的时候,都是让他第二天某个时间给我打电话,他肯定会按时打过来。
那段时间很多朋友帮助过我。他们并不热情似火。大家都很忙,有的一年也聚不上几次,但心里彼此认对方为朋友。这种散漫的方式,挺好。
在深圳,我最早学会的一门技艺是“斗地主”。老昌他们几乎天天都在“斗地主”,大呼小叫,啤酒香茶。“斗地主”跟东北的“打百分”差不多,只是稍微复杂一些,更讲究配合,我一个下午就学会了。到了傍晚,我居然鬼使神差地给老婆打电话说,自己打了一下午牌感觉心情放松多了。老婆在电话里怒斥我,你出去是干事业,还是去赌博?什么周末啊,周末也不行,你打牌就是不学好!
价值观绝对正确。可那时还没有微信,很少上微博,总得排解周末的孤寂和无聊啊。我业余时间基本就是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有一个周末,在家中看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放的京剧《锁麟囊》。演到薛湘灵流落异乡,三次对着胡婆的背影说“胡婆,你可要回来看我”的时候,居然看得落泪了。也许是触景生情吧。人到中年,早过了多愁善感的时候,发生这样的状况,应是一个人独处的结果。
所以业余时间还是经常“斗地主”。人多,热闹。
我租了一个三室两厅的房子,有人问,你一个人要这么大房子干什么?我说大房子舒服嘛,老婆孩子来的时候也够住。我还买了好多啤酒,把冰箱塞得满满的。周末经常有朋友或者同事到我的住处“斗地主”,有时甚至两三桌同时开战。客厅里一伙,卧室里一伙,从白天打到天黑,吃完饭接着战斗。我困了先睡,他们后半夜才走。我第二天早晨起来还得收拾他们的残局。
一天晚上,几个人打牌,半夜饿了找吃的,把我一盒打开的饼干吃完。当时正值回南天,饼干发霉了,他们立竿见影地闹起肚子。我睡在屋里迷迷糊糊地听到厕所门咣当打开,咣当关上。外面的人喊,你快点好不好,我憋不住了。还有人气急败坏地问,这怎么回事?饼干不是有毒吧?后来他们问我,我说我这两天一直在吃那盒饼干,没什么事。也许是你们点儿背,正赶上那个时候变质。
朋友们跟我也真不客气,吃我的食品,喝我的啤酒,抽我的烟,然后赢我的钱。我们玩得不大,都是五元起,一个晚上三五百元的输赢足够了。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处,饭后打牌,那些人打牌都是一百元起,一场下来,输赢可达几万块。我说算了,你们玩得太大,我不玩了。他们说,就是玩玩啦。我这人不扛劝,只好凑局。还好,一个下午只输了几百块钱,但此后见到这样的局坚决不再上前。打牌本来就是玩玩而已,消磨时间,斗斗智力,不为赢钱。好在我有记性,输到一定程度,就自动熔断,避免更大损伤。
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其实是很可怕的,总有一天要出事。心内惶惶,“斗地主”是麻醉药和精神寄托。这个精神寄托很容易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等妻子女儿都来到深圳后,生活进入正轨,对“斗地主”的兴趣逐渐变淡。虽然有时候也玩一玩,但不再沉迷。
有必要补充几句。那一年,我在工作上相当着力、用心,每天基本是最早坐在办公室,最晚走人。其他人按部就班,我则小心翼翼,绞尽脑汁创新。我名为部门主任,实则光杆司令,一个人首先搭起架子,设计各种方案,然后根据需要隔一段时间进一个人,半年时间终于把一个部门及相关工作像模像样地开展起来。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处理突发事件得到领导肯定,在会议上公开表扬我。最初那两年,头发渐渐白了。每个白发的人,在人生中都有一个重要节点来让头发变白。
但奇怪的是,我们每天大部分工作时间是无法记录的,记录的似乎都是边角料,是非正常生活,正常的部分被忽略了。大而扩之地想,所有的历史,记录的都是非正常的生活,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一部偏见史,是一部残缺的、忽略了正常生活的历史。秦朝的人怎么吃喝拉撒,每天怎样迎来日出送走晚霞,没有人知道。我们记录的是相互征伐,金戈铁马。朴素的工作、平庸的生活完全没有被记录。
哪个才是真正的生活?不知道。
我记录下这些,是想留下一点记忆,然而,也是一个小小的非正常生活的记录。
而我喜欢、享受现在的不值得记录的平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