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理性的崛起

第一章 苏格拉底好讨厌

1787年，一群美国人在费城的一个房间里日夜不停地争吵。他们要做一件大事——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设计一部宪法。

应该说他们的工作非常成功。因为至今二百多年以来，这部宪法几乎没有大的变动，美国制度也成为世界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

但您可能想不到，这部宪法有一个奇特的副作用，它能彻底改变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看法。

关键就在于它的第三条第二款。

这一条款规定，美国司法采用陪审团制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从英国继承而来，历史也不短了，但在咱们看来实在是古怪至极。

首先，中文“陪审团”是一个误导人的翻译，英文原词没有“陪”的意思，原意大约是“临时裁决委员会”。

在被告人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上，陪审团是负责裁决的主角。法官才是陪衬，只能做做解释法律、引导庭审、剔除非法证据、维持法庭秩序之类的“服务”工作。

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美国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普通老百姓。法庭对他们的学历水平、法律知识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一个小学学历、没学过法律的人，也有权决定嫌疑人是不是有罪。

所以在美国，一个亿万富翁该不该破产，他的命运可能就掌握在一个不爱读书、不爱思考，只喜欢喝喝啤酒、看看脱衣舞的蓝领工人身上。咱们这里肯定会有不少人觉得，这不是乱弹琴嘛！

但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制度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在原则上，能尽量让每个案件的裁断都符合大众的道德观。这能避免法律人士凭着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条文，避免法官由于个人好恶左右案情，也能用来对抗失去民心的恶法。虽然陪审团的民意也可能被律师引导，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至少比法官一个人说了算好多了。

这事对哲学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另一个历史事件。

就像我们的圣贤是孔子一样，西方人也有自己的圣贤，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人生比较简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

他喜欢问别人问题，然后被判了死刑。

圣贤的牺牲当然是伟大的、悲壮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这事广为后人所传扬，不少艺术家都以绘画、戏剧等形式来纪念他。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苏格拉底是被雅典的陪审团判处死刑的。

注意，这个雅典陪审团不是贵族陪审团，不是宗教陪审团，是真正的人民陪审团。它的成员除了性别必须是男性以外，其余条件和美国今天的陪审团一样，是由普通老百姓抽签组成的，不论职业，不论学历，不论官阶，只要是成年的雅典公民就行。

不难理解，理论上陪审团成员越多，断案就越客观。出于成本考虑，今天美国的陪审团只有12个人。

审判苏格拉底的人民陪审团有多少人呢？

500人。

多少人想判苏格拉底死刑呢？

360票比140票，高票通过。

苏格拉底的案件常常被现代人当作“民主暴政”的例子，说明“多数人的民主”在错误的引导下也会作出邪恶的判决。

但要注意，法庭给了苏格拉底充分辩解的机会。

按照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录，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一一驳斥了所有控罪，发言雄辩有力，用词通俗易懂。别说是当时的希腊人，就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份文献都会让人忍不住认同苏格拉底。

那么，人民陪审团坚持判苏格拉底有罪，只能说明一件事。

人民真的想让他死。

苏格拉底到底是哪里得罪人了呢？

按照后人的记录，苏格拉底一辈子做得最多的事就是问问题。当然，他不是像一般人那样提问。他专挑别人的漏洞，每次都能把对方问得头昏脑胀。

比如说，他问人家什么是正义，人家给了他一个答案后他不满意，他就不停地追问人家，直到把人家问崩溃了他才收手。苏格拉底的母亲是助产士，他自称为思想的“助产士”，意思是能引导别人深入思考。听着是挺不错，但问题是：你考虑被问的人的感受了吗？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那个时代的人。本来你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苏格拉底突然从角落里蹦出来，抓住你问：

“你说，什么叫正义？”

你还以为这哥们儿是真的不懂啊。你好心啊，你就耐心给他讲，正义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他话锋一转，突然抓住你话里的一个漏洞反问道：

“你这样说不对吧？”

不管你怎么回答，聪明的他总能不断追问下去。问来问去，你肯定就崩溃了。但就算你想逃跑也没用。按照惯例，他非得问到你满脸羞愧地承认自己啥也不知道，他才会心满意足地放过你。

假如当时就你自己一个人也就算了。要是你身边还带着女朋友，带着奴隶和仆人，你说你还要不要面子了？

说白了，苏格拉底属于没事就到马路上打击人玩儿的那种人。

但你要以为苏格拉底就这么点儿讨人厌的本事，那就太小看他了。

实际上，苏格拉底的追问方式已经包括了哲学思考的全部要素。如果苏格拉底追问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那他就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没什么区别了。

哲学家芝诺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人的知识好像一个圆圈，知识越多，圆圈的周长就越长，就会发现自己越无知。所以苏格拉底这个当时全雅典最智慧的人，却认为自己最无知，他觉得真理的答案不能光靠自己想，必须到处找人问。

这条“越聪明越谦虚”的规律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对方明明很聪明，还偏偏非常谦虚，那不是越发可气吗？

当时有好事的人去神庙里占卜，问雅典在世的最聪明的人是谁。代表神灵的先知坚定地回答：就是苏格拉底，没别人了！

要是放一般人，正常的反应是低调。神灵这么夸你，你就应该谦虚两句：不不不，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我永远做人民的小学生。群众肯定夸你又聪明又谦和，皆大欢喜，多好。

可苏格拉底不——他很无辜地说，我不觉得我聪明啊。然后他就到处找人辩论，美其名曰看看谁比我更聪明。问题是谁能辩得过他啊，聊两句都崩溃了。苏格拉底每次把别人灭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哦，你没我聪明呀。然后接着去找下一个人灭。

你说他这种谦虚法，但凡是个有自尊心的人，谁受得了？

但你要是以为苏格拉底就这么点儿讨人厌的本事，那就太小看他了。

在最后的审判中，雅典陪审团其实审判了苏格拉底两次。第一次投票结果是280票对220票判他有罪。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审判里，还有不少人认同苏格拉底。

而且那时死刑还有商量。根据雅典法律，苏格拉底可以拿罚款抵。

掏钱换条命，这种好事谁不答应啊。苏格拉底虽然自己穷，但是他的学生和朋友有钱，他们都主动要为他出钱。但是苏格拉底本着知识分子的古板，以自己没钱为由，给陪审团出了一个非常低的赎罪价格。而且他嘴上还不饶人，在审判出结果之前，还跟陪审团嘴硬说，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上天派来启发你们智力的，你们还想罚我？你们太幼稚了！凭我对雅典的贡献，你们不但不应该罚我，还应该养我一辈子。

陪审团一听，这家伙太嚣张了。这不是还没答应饶你呢吗？于是陪审团重新投票，这次投票结果360票比140票，高票通过苏格拉底有罪的裁定——死刑，不能拿罚款抵了。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苏格拉底本来有机会跑，看守都让他的学生给贿赂好了，但是苏格拉底拒绝了，他不愿意违反法律——你们不就是想弄死我吗？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我让你们弄死吧！

然后他就被弄死了。

这么看来，苏格拉底身上拥有好几处讨人厌的地方。

首先，他总说别人不乐意听的；其次他还总占理，然后把你说服了吧，他还在那儿假谦虚；最后他还是一硬骨头。简直把知识分子讨人厌的毛病都占全了。

但你要是以为苏格拉底就这么点儿讨人厌的本事，那就太小看他了。

问题在于苏格拉底那永远质问的劲头。

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前面说了，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哲学问题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但关键是，这些问题宗教都已经回答了呀。只要臣服于宗教信仰，每个人不就可以立刻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了吗？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遍地都是神庙，只要随便找个神拜一拜，困惑的时候找神职人员聊会儿天，一切人生问题不就都轻松解决了吗？

而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讨厌分子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破坏这一切！

他们坚持说宗教的答案都不可信，可又认为自己无知，不肯拿出答案。这等于把劳动人民从宗教的温柔乡中一把拖到了冰冷无情的现实里，任由老百姓失去精神依靠，在旷野中哭天号地，他们还撒手不管了！

可见，哲学既讨厌又无用。要不是雅典人民本着物尽其用的节省精神，生生给哲学找出一个用处来，这哲学还真就没理由保留下去了。

雅典人民找出了一个什么用处呢？

长面子。

奢侈是什么？贵而无用就叫奢侈。而哲学这玩意儿超级无用。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听说你是学哲学的，都狂羡慕。人家想：这人家里得多富裕才敢往哲学身上糟践钱啊。

因此，雅典人也以哲学为荣。哲学家们只要关起门来讲课著书，不像苏格拉底那样到处讨人厌，那雅典人民还是很欢迎的。

这就好像今天有个学哲学的朋友，如果他逮谁跟谁聊专业，人家聊电影，他非跟人家说康德，别人肯定都觉得他有精神病，都不理他了。相反，如果他把对哲学的思考压抑在心里，表面上就是跟普通人一样的饮食男女，偶尔开开玩笑，大伙就能跟他坦然相处了。没准儿有人还会以认识他为荣，到处跟人说：

“瞧，我这哥们儿是学哲学的！”

就好像那人知道哲学是怎么回事一样。

雅典人对于哲学的态度，可以从柏拉图的生活变化中看出来。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被审判的时候，柏拉图才二十几岁。听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柏拉图又生气又失望，心想雅典人竟然是这么一群无知又残忍的暴民！于是他离开了雅典，满世界旅游去了。

十几年后，周游够了的柏拉图发现雅典人民对哲学其实不是很排斥。他又回到雅典，在雅典附近开了一所学校，叫柏拉图学园。柏拉图一直在学园里关起门来上课，雅典人民也就接受了。

但接下来的变化谁也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