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vii】
我属于典型的60年代之子。我从大学辍学，将自己的身体视作快乐之源，反叛之源，毅然远行，去改变世界。在我想象中的社会领域，是一块蕴藏着自我更新与集体更新的巨大可能的场地。随着60年代在毒品、暴力以及不是政治极端主义就是自由包容一切的选择中陷入死胡同，我也追随着成群结队的中产阶级涌进研究生院。在我眼里，社会学这门学科有助于领会我的个体世界与集体世界，同时还能促进我去想见一个不同的、更好的未来。
我回忆起自己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最初几年所感受到的幻灭。我期盼同事们会与我分享对社会学的道德观照，但现实逐渐令人清醒过来。我钦佩同事们的研究技能和学术成就，但他们很少阅读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东西；他们很少有人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公共论辩和争议相关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学文化大体上显得格局狭隘，在这个世界里，保持“科学的”论述腔调和对地位的患得患失制造出一种故步自封的专家文化。这些个体头脑聪明、意愿良好、三观颇正，但他们的才智却受着一种特别的文化的规训，这种文化常常无视历史，无视美国之外、“西方”之外的各种文化，缺乏与由道德论辩和政治论辩组成的公共世界之间的牢固纽带。这就是职业化大潮之下的残破景象，我对此深感困扰。
我做出了反叛。我转向现代社会思想的根源，为的是抨击社会学不该放弃其道德承诺。从80年代，我开始研究欧洲社会理论的启蒙运动渊源。此前推动我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上做出反叛的那种激情，如今导向了寻求改造社会学。我希望在现代社会理论的最初灵感中找到依据，把社会学看作具备某种道德和政治宗旨来探讨。我发现了自己寻求的目标：将社会分析视作社会批判与变革的载体的那些启蒙哲人（philosophes）与经典。
但此后，随着60年代的记忆逐渐褪去，我自己的文字也变得模糊。浸淫在80年代美国不问政治的精神氛围中，我被社会学的学科文化所吸融。我开始自认是名“理论家”，仿佛理论有其自身的研究问题和价值观念，与社会分析和批评不相干。我逐渐在“理论”讨论中迷失了自我。【viii】我在研究中开始感觉到枯燥乏味，缺乏意义，觉得与自己最初要成为一名社会学家的那些道德政治动机渐行渐远。
艾滋病的危机惊醒了我。那是1981年。我还记得读到了一种神秘的病，正在夺取男同性恋的生命。我回想起媒体的歇斯底里，恐同公众的反应，以及政府方面的漠视。我当时正住在新墨西哥，努力写完一本讨论经典社会理论家的书。正当我满脑子都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或涂尔干的《自杀论》时，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似乎呈指数式增长。对于60年代的社会反叛，本来就出现了反制的逆流，艾滋病的疫情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似乎再一次陷入了一场重大的政治文化战争的阵痛。作为一名左派，一名男同性恋，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磨砺和脆弱。我所珍视的进步主义文化遭到了攻击。艾滋病成了敌人，杀害我的朋友，并威胁到我个人。置身这一片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上的动荡之中，我有关经典社会学的研究愈发让人感到毫无意义，整个社会学领域亦是如此。
不妨说，我在80年代早期离开了社会学。我完成了讨论经典社会理论的书。但我的关注焦点已经明确转移了。艾滋病以及对60年代各种进步主义思潮的反制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开始收集报章上一切有关艾滋病和社会反制的剪报材料，不再阅读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随着有关身体、性相（sexuality）、性别（gender）和知识的政治进入了我生活的中心，我发现自己沉迷于女性主义、男女同性恋研究、种族理论、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我在这些领域从事阅读和撰述，其实已经不再属于社会学学术共同体。
然而，我后来又回到了社会学。某种程度上，我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来写这本书的。原因何在？
或许，我被吸引回这门学科，就像是一名成年未久的年轻人，刚获得一些独立性和个体性，带着几分新确立的归属感，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社会学就是最初养育我的共同体，赋予我一些新的方式来思考自身，思考社会世界。我意识到，自己越是抗拒社会学，就越是被它所吸引。我意识到，这门学科正是适合我的那类家园。我愿意把社会学想作是某种扩大家庭，甚至更好的讲法是，一个教会。我们带着激情相互争执，有时甚至满怀忿怼，因为我们的最深切的信念，最牢固的价值观，有许多就附着于我们的社会观念，也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有着由衷的关切，哪怕不是始终亲密无间，但作为个体，我们都共享着同样的学科历史与文化。
我已经回归社会学，但和自己“出游”之前的那个我已不再完全一样。就像在某个异文化中待过相当时间的人一样，我开始把自己的原乡本土看作无非许多文化中的一个而已。我开始把社会学的种种承诺、概念和知识相对化。尤值一提的是，我开始把战后社会学家之间的理论论辩看成无非是就“社会世界”展开论辩的一种传统。社会学理论家们对其核心问题，比如有关社会行动和秩序的逻辑，有关冲突范式与秩序范式谁更有效的争论，或是有关微观分析层次与宏观分析层次之间关系的探究，都错误地想象成关乎“社会”（the social）的本质。这里的预设在于，如果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要严肃地思考一下社会世界，就必然归结到围绕这些议题的思考。按照人类学家的说法，这就属于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例证，【ix】这种做法就是宣称某个群体的特定价值和观念具备普遍性和有效性。比如说，战后西方女性主义者就不曾把这些理论问题界定为核心问题。相反，女性主义论辩所围绕的问题，是性别的自然特性与社会特性，作为社会说明的主导范畴的性别概念，男性支配的起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身份与差异的性质，以及支配与抵抗的多重特征。
将社会学理论相对化并不意味着否认其重要性。社会学理论中有很多东西很有价值，值得去捍卫，尤其是其从社会维度对自我的理解，用来理解各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丰富的概念语言，对社会的发展、秩序与危机的阐述，以及其文化性社会研究的传统。不过，社会学理论也在很多时候变得与公共生活相隔绝，追逐科学这个偶像，到了把自己搞得晦涩难懂的地步。最近几十年尤其如此。许多社会学理论已经放弃了道德维度和政治维度的意向，即不再作为批判性分析与变革的媒介去介入世界。
我回归社会学，宛如初入学科之门，满怀希望找到一处家园，在其中社会分析之所以得到珍视，是因为受到让世界更美好的意愿的激发。这并不等于说要放弃经验研究，也不意味着放弃分析性的视角。不过，我的确相信，社会学的宗旨并不是积累知识，确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或打造一套社会学体系，而是融入有关社会世界当下与未来面貌的持续对话和冲突。知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有所不同，其首要价值就蕴含于知识所想象并助力缔造的那些类型的生活。正是这样的希望，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引领着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理论。也正是这一希望，激发了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