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的真理

一个带有金黄色穹顶的凉爽房间里，保留着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存留下来的最大的中世纪私人图书馆。墙上装有朴素的深色木书架，大开本书目摆在上面。哪怕在今天，贝尔恩卡斯特尔-库斯（Bernkastel-Kues）的库萨图书馆的参观者们，面对早期世界的全部知识时——神学和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医学的手稿，依旧肃然起敬。其中一位作者的著作多过其他著作的总和——他就是拉蒙·鲁尔！

库萨非常钦佩这位伟大的加泰罗尼亚人。像一百多年前的鲁尔一样，库萨也希望将基督教信仰从外在世界带进内在世界。精神性的事物是人们无法从外在世界轻易就能找到的。相反，感知上帝意味着，在自身中通过沉思和反思来感知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类似拉蒙·鲁尔所谓“新逻辑”的理性。

库萨意识到，他对基督教的“神秘化”解释并非是独一的。【46】他总是提及9世纪的爱尔兰知识分子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霍赫海姆的爱克哈特（Eckhart von Hochheim），即爱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1260—1328），鲁尔的同时代人，所宣讲的东西不无不同——但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他被阿维尼翁的罗马教廷折磨，作为异端面临致死的火刑，不得不在教皇的宫殿里忏悔并最终疲惫而死。库萨必须相应地小心谨慎。他希望将信仰精神化的时候，不能失去教皇教会的支持。实际上，他的职业生涯非常辉煌。在巴塞尔、费拉拉以及佛罗伦萨担任外交官后，他在纽伦堡、美因茨和阿沙芬堡的会议上代表罗马的利益，对抗逐渐强大的德意志主教区和在宗教问题上越来越中立的选帝侯。1448年，库萨在《维也纳协定》的签订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教皇保留下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主教区极富争议的影响。对罗马教廷而言，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库萨差一点被选为主教。当他的朋友托马索·帕伦图切利（Tommaso Parentucelli）以尼古拉五世（Nikolaus V.）的身份登上彼得圣座，库萨成了红衣主教，并很快成为布雷萨诺内（Brixen）的主教。

库萨是两个世纪以来首位出自德意志的红衣主教。随后的几年里他不停地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游历。他解决争端，平息恩怨，管理财政，主持司法，还多次在布雷萨诺内与提洛尔人（Tiroler）的诸侯发生小规模的激烈冲突，险些丧命。1459年，库萨被新教皇庇护二世任命为使节和代理主教。这是教会国家里第二高的职位。令人惊讶的是，他不仅抽出时间写下法学和神学的实用文章，还写下了哲学著作。【47】尤其是1440年代中期，在德意志执行外交任务时，他接二连三地撰写出高质量的文章。

这种哲学的核心是伟大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洞见：神圣的东西由于是绝对的而无法被充分认识！如果人们想到伟大的东西，总会有更伟大的，对最小的东西的构想亦是如此。因此，我们的知性不能理解世界的真实层面。正如普罗提诺所认为的那样，理智从太一“流溢”而来，而灵魂从理智流溢而出，库萨认为世界是由最大到最小的“展开”。他通过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的例子来阐明他的哲学。就像其他先行者那样，库萨试图化圆为方。既然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他就把“圆的方”等同于上帝，作为不可想象之物的体现。

尽管库萨的作品有教育意图，可库萨还是使用拉丁语而不是德语写作。对他而言存在着一个危险，他的精神性学说被平信徒利用来反对教会。相比于官方神学，他更偏爱“有学识的无知”，这难道不是在说类似爱克哈特的话语吗？库萨不是写道，人们应该在某种不可能性之中——比如圆的方——而不是在教会教义中寻求真理吗？最终的真理不是教会掌握的，而是隐匿的。我们能够做的一切就是猜测它。我们必须阐明无尽的符号之网，借助它们，我们的世界得以解开奥秘。我们必须理解种种的对立的巧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知性不能理解世界最终的深度。

如果人们愿意，可以把这称为神秘主义。这与库萨在担任教皇外交官和权力政治家时代表的世界观完全不同。【48】一边是冷静的实用主义，一边是精神性的沉思。对于他为之写作的同时代人而言，他的哲学大多是难以理解的。库萨想对他们说什么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应当如何生活？教皇身边的这位德意志人说，托马斯和经院哲学家们的哲学已经不再有效了。但这正是15世纪的教士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思想世界。相反，库萨为他们提供的知识的普遍原理十足地晦涩，和他宣示的新的“全体知识学”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库萨专门为他的思想写下一部介绍性著作。他把它寄给了泰根湖（Tegernsee）附近修道院里友好的修士们，他们曾请他开示。库萨给他们一个文本，它可以作为放大镜或眼镜（《论绿宝石》［De beryllo］）。库萨为修士们解释了他所说的“对立的巧合”是什么意思。所有的自然研究基本上都是数学。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一切的理性通道。数学的本质之一就是以不可分裂的方式把对立统一起来。如果我谈论“多”，只有当我同时把“多”和不是“多”的“一”区分开，我才能这么做。由此，被否定的“一”在“多”中被一同思考。这同样适用于“无限”。只有划定了“有限”，对“无限”的言说才有意义。因此，多和一，无限和有限，不可分离地从属在一起。矛盾既使它们彼此分离，又统一了它们。这正是库萨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它是诸多对立的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在上帝之中得到扬弃。

一同时就是多，这使得库萨不同于普罗提诺。毋宁说，库萨在此受到了基督教三位一体学说的启发。“一”并非简单地是一种存在（Sein），而是一种思想（Denken）！这个知识并非由逻辑知性所得，而是经由超越了知性的理性而得出的。【49】和鲁尔的《新逻辑》（Logica nova）一样，它是一种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逻辑推理，脱离了数学逻辑的坚固基础，而在神圣的领域内有一个基座。当我们认识到对立的巧合的普遍原理并且将其运用到所有事物上，我们就是在使用这个新的“全体知识学”。每一个体，就如鲁尔一样，可以通过思维和沉浸的方式来接近神性。

库萨的年纪越大，他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就越发地不一样。普罗提诺认为“太一”在宇宙论的意义上是客观的，经由理智流溢而出的灵魂是精神性的。与此相反，库萨认为，“太一”以精神—物理的方式存在于每一个单独的人中，作为其灵魂追求的目标。和鲁尔一样，他将获取知识的过程看作自我圣化的机会。无限性，或曰绝对性，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它不是外在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亲密的内心世界。任务不在于“认识这世界！”，而是“认识你自身中的世界！”，这就是鲁尔所完成的视角转变，库萨进一步发展了它。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库萨是新时代的宣示者。跟随着鲁尔，他预想了哲学中的决定性转折。这个转折是：所有我从世界之中知道的，都是我在我的思想之中知道的。那么，我不需要研究这个世界，在我的思想之外，我对它一无所知。相反，我必须研究自己的思想，以便在其中认识世界。用现代的话来表述就是，库萨是意识哲学的早期代表。其最古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弗莱贝格的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Freiberg）、爱克哈特大师以及拉蒙·鲁尔在中世纪打开了大门。库萨则将其移入现代，也开辟了对于人类的新理解。他是自我的建筑师和其世界的创造者。

但梵蒂冈的政治家如何构想他的哲学在实践上的转化实施呢？【50】他想用它来改革教会内部吗？他是否相信，用他的“全体知识学”就足以改变泰根湖和其他某处的教士们，从而教会和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库萨当然并非革命者。他甚至下令清理掉图书馆里为数不多的爱克哈特的手稿。爱克哈特曾梦想革新堕落的教皇教会与主教团。在此，他把改革寄托于平信徒运动，以及每一个人的精神性之上，无论其是否受过教育。但是爱克哈特失败了。他精神性革新的尝试被教会扼杀在摇篮里。

库萨非常谨慎和小心。作为教职人员他从不公开批评教皇教会。也许他认为，只有教皇的幕僚才有可能改革教会。尼古拉五世考虑的只是民众的虔诚性而非精神性。这与库萨完全相反。尼古拉五世利用各种手段来加强教皇教会，购置大量艺术品，用奢华笼络人心。庇护二世也沿袭了这一传统。人们想要拯救教皇的统治时，往往不是寻求内在，而是使用政治手段。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前最大的威胁是土耳其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庇护的手段更为俗世化，他甚至要求用军事手段实现基督教的统一。他使早已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加洛林王朝的“欧洲”概念得以复苏——但并非在国家统一的意义上，就像鲁尔所希望的那样，而是基督教的“祖国”——灵魂的家园，共同抵御外敌。

相反，库萨在同样的情况下为宽容祈祷,【51】而且强调包含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所共有的精神性：和解而非分裂！在此，他重新转向了鲁尔。为什么土耳其人不应该和“欧洲人”一样，相信同样的上帝呢？虽然库萨认为基督教是“较为正确”的宗教，他也坚持基督作为降生成人的上帝的重要性和三位一体，但是他也始终认可其他一神论宗教以自己的方式认知上帝。库萨写下一部名为《论信仰和平》（De pace fidei）的著作，之后又写了关于《古兰经》的著作。他发现，宗教首先是通过戒律和习俗加以区分的。可是这些并非属上帝的，而是人的作品。那些在祈祷与仪式——比如割礼——上有分歧的人，实质上不是在争论信仰，而是在争论人类自己的附会和解释。以理性观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上帝的“诫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能阻挡宗教之间的和谐，也许甚至是统一的道路。

库萨写下这些时，土耳其人正在征服希腊境内最后的拜占庭属地，并向巴尔干半岛挺进。在库萨想通过《维也纳协定》带来和平的神圣罗马帝国，教会与选帝侯之间的冲突没有停止。被教皇教会所管理和统治的世界的式微，似乎是无法停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