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中的全球产业链安全形势

从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到疫情的“疤痕效应”，从多点频发的地缘冲突到不同经济体之间增长分化，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过去30年来增速最低的5年。在宏观层面，世界范围内债务和通胀问题的影响尚未消除，尽管主要经济体整体上表现出了超乎预想的韧性，但这种韧性仍有其脆弱的一面。对于中国而言，很大一部分外部风险来自中美大国竞争的走向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而从中长期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球碳中和既是挑战，也要危中寻机，主动应对布局，从而在变局中把握切入新赛道、塑造新优势的重要机遇。

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加剧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总体上进入了活跃期。新技术、新商业模式驱动的产业新赛道不断涌现，对这些新赛道的争夺不仅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也是领军企业主导产业生态塑造的目标方向。基于这一战略出发点，以未来产业为重点的新兴领域在发展初期并不具备鲜明的成本导向，所谓的“技术反噬”效应或将延续，主要表现为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独占创新收益和“利基市场”的内部化动机促使企业寻求研发生产本土化安排，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研发合作与分工深化的诉求。然而，无论主动抑或被迫中断研发创新的国际合作，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由于新赛道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合作机制失效的隐患在于信息不畅导致对行业技术路线和发展方向失去预判，这有可能致使本已处在并跑乃至领跑位置的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甚至快速掉队，这种局面在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成为人工智能发展主流方向之后变得更加清晰。ChatGPT（生成式预训练大模型应用）的推出进一步刺激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和创新，2023年，全球最大的五笔人工智能投资均出自美国的科技企业。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国内人工智能领域融资额同比减少。在此消彼长态势下，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市值逐渐与美国科技型领军企业拉开了差距。这表明对于后发赶超者而言，即便某些技术实现突破或在部分赛道取得领先，如果不具备自主迭代能力，则很可能在科技竞赛中途失速偏航。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不再是单纯的效率比拼，而是正在上演“占道卡位”式的“争先赛”。“技术民族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如影相随，造成产业链不同程度受损断裂。这种“淘汰赛”的“赛制”对技术来源多样性和自主性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以往通过承接国际技术转移获得先进技术的路径难以为继。如何在维护产业链创新链自主安全的同时，保持与全球前沿科技创新理念、要素和模式的互动？不仅要在国家层面开展更加多样化的机制性探索，更需要发挥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

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大国竞争和脱钩深化对市场信心和社会预期的影响开始显现，导致国内高科技领域投资和创业活跃度趋弱。近20年来，中国抓住了互联网普及的重大机遇，一批世界级互联网企业相继诞生。这些企业在互联网时代形成的影响力延续到了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在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数据中心、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细分领域持续投入，助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壮大，同时通过大规模投资并购，不仅培育出了美团、拼多多、快手、商汤、旷视、寒武纪和小鹏等新一代科技型企业，而且带动了各类专精特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共同支撑层次丰富的产业生态。2023年初始，ChatGPT引爆了通用人工智能赛道，成为中国互联网大企业投资的新热点。然而，尽管互联网大企业仍在加紧投资开发大模型，但投资规模却出现了收缩势头。LatePost（晚点）的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额同比减少了4.5%，不足2021年的一半，而科技领域的总投资比2016—2018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至少40%。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头部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并购活动在2021年达到阶段性顶峰之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其中，2023年，腾讯投资额约为2021年的1/7，阿里则不足2017年的1/10，字节跳动对外投资不到50亿元人民币，仅占其年度总收入的0.7%。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现状固然受到企业成长规律的影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技术进步路径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封锁不断升级，导致传感器、芯片等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供给受限，互联网大企业投资意愿的变化不仅是美西方“小院高墙”下市场信心偏弱的又一实证，更集中反映出后发国家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困境。互联网大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其投资行为对全社会创新创业氛围塑造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一旦这些企业创新投资持续疲软，势必会产生“传染效应”，抑制中国创新创业活动的后劲和效率。

大国竞争升级，持续加剧的地缘冲突导致世界范围内安全问题泛化

中美关系走向无疑是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工业外部环境中主要的不确定和风险因素。从对华发起贸易摩擦，到产业、科技全面“脱钩”，再到联合盟友推动所谓供应链“去风险化”，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多轮调整，美国政府对大国竞争下全球供应链格局采取了不同表述，但其将中国视作最具威胁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策略安排方面，美国推出以《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简称“三大法案”）为代表，兼具进攻与防御功能的产业政策，针对中国科技创新活动和优势产业实施全方位封锁打压。其中，一些选择性强，甚至带有明显对峙色彩和反制功能的产业政策不仅背离了发达国家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逻辑，更对现行多边体制的基本宗旨构成了挑战，进而造成全球化时代一体化的国际贸易体系出现碎裂。要高度警惕的是，美国政府的持续施压已经对其国内投资者的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美国投资者正在加快撤出中国资本市场。2023年，美国资本在中国一级市场的交易额同比大幅缩减，其参与的交易事件降幅高达50%。美国投资者一向偏重财务回报率而鲜有顾忌政府意向和国家利益，其投资行为的变化除了受利差和汇率等因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采用立法手段对中美科技和产业竞争进行强力干预、频频加压的直接结果。美国商务部发布的《2023年度出口管制执法报告》强调，“为使最关键技术免遭‘敌手’，出口管制从未像今天如此重要”，欧盟和英国也于2024年伊始分别推出了“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关键进口和供应链安全战略”，加强外资并购监管审查和供应链安全评估。不容乐观的中美关系前景对各类外资进入的抑制作用显现，美西方强化安全导向的政策法规对中国企业开展科技合作、技术进口、跨国并购设置了制度性障碍，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海外融资难度，导致多条关键产业链安全形势趋紧。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不断深化

随着全球安全形势趋紧，国际投资和贸易增长持续低迷，对全球生产体系、贸易秩序和投资布局的影响不断深化。据世界银行统计，2023年全球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约为1.9%，明显低于2022年3.3%的水平，更远低于2011—2019年4.0%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全球工业生产和商品贸易随之呈现下行态势。2023年，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增速仅为0.6%，较2022年的5.7%大幅下滑。同时，多项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贸易活动开始偏离其作为分工收益实现渠道的角色和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作用，保护主义泛滥倒逼各国寻求更靠近本国的生产布局，与更具相近价值观的“伙伴”深化经贸关系或从更有韧性的地方获得供应链连接，致使所谓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不断凸显（Blanga-Gubbay and Rubínová，2023）。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是近年来备受各国政府、企业界、学术界以及国际机构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一些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并未充分得到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的数据支持。由中美大国竞争引发的国际政治经贸关系紧张局面已然持续数年，中美关系与“逆全球化”之间的相关性却似乎缺少直接证据。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以“三大法案”相继出台生效为标志，美国将对华打压封锁的工具升级为步步为营的一揽子国内法，受限的跨国公司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中国+1”或“中国+N”的布局调整，对供应链脱钩的影响逐渐有了清晰的表现。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美国主要进口国中的排名下滑至第二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和零部件占比由2019年的11.4%上升到2022年的12.8%，到2023年上半年则回落至10.5%。另有研究（Lábaj and Majzlíková，2023）发现，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作用下，2010—2020年，欧盟和美国离岸外包规模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缩。其中，欧盟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减少了3.7%，而同期美国和欧盟的近岸外包份额分别从83.1%和66.8%提高至89.6%和73.0%。2023年，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也由中国变为美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关联被削弱，在此轮国际生产体系深度调整中，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GVC（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还面临着被制造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取代的风险（Freund et al.，2023）。这种“低端分流与高端回流并行”的全球制造业布局空间特征对中国企业形成了“双向挤压”，加之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导致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更高环节攀升面临更多挑战。

全球碳中和下工业绿色转型任重道远

近年来在碳中和任务最为艰巨的能源领域，大国能源转型提速。2023年，全球能源领域投资增速快于总投资增速，清洁能源投资则实现了连续三年增长，但现阶段清洁能源的投资规模和增速仍然难以满足全球净零排放的目标要求，而且在现有供求格局下，能源安全、能源价格稳定与低碳转型之间的“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始终难以破除，世界各国能源系统不得不在安全、环境和经济三个目标维度之间谋求长期动态平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和工业大国，统筹确保能源安全、维持能源价格基本稳定与实现“双碳”目标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也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在技术减排层面，总体上看，数字技术应用有利于精准识别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潜力和痛点，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同时超算中心、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和智能化设备的能耗占比快速攀升，而以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为代表的减碳技术在技术经济性、市场成熟度等方面与产业化应用需求尚有距离，绿色低碳技术难以取得全面、系统突破的困境严重制约了高碳工业部门的减排空间和整体进程。再从制度减排的角度看，即使在有可能形成“竞合”局面的低碳领域，大国博弈同样呈现升级加剧态势，各国不仅加大力度扶持本国低碳产业发展、扩大国内绿色产品市场，还将很大一部分政策工具投入清洁能源、绿色技术产品标准主导权争夺等方面，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为典型的建制性安排对中国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出口优势造成冲击。绿色投入和低碳转型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出现在微观层面。近年来，发达国家企业对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态度悄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与国内企业追随ESG理念及实践热度不减的势头形成了反差。目前，ESG对公司管理层的绩效仍有约束力，但关注度和投入力度却有减弱的迹象。2023年一至三季度，美国各类投资者已从ESG基金中抽撤了超过140亿美元的资金，2024年英、法等多个国家将再度收紧ESG投资标准。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产业界对ESG在一些国家被滥用，甚至沦为绑架企业转型意愿的政治口号的反弹，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不少投资项目被冠以“绿色低碳”之名，但其产出水平却达不到投资回报预期。严峻的气候形势与充满波折的全球碳中和之路给中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加了不确定性，同时也对探索建立面向“双碳”目标、与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度兼容、科学自主的工业绿色发展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