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因“爱”泄露了国家机密
郝修平，女，38岁，北京某科研机构副研究员。因泄露国家机密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整理完郝修平的故事，我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在我近十年的采访中，接触到的利用情感进行诈骗或者达到不法目的的案件还有很多，但我始终觉得郝修平的案件比较典型。
由于种种原因，类似的案件还在发生着——一些人还在不断地成为害人者、被害者，我真的不知道这种状况何时才能终结。
知道郝修平案件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同学们在一起聚会，大家走出校门，彼此分开有十年了，许多人好长时间都没见过面，乍一看都快认不出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真是又高兴又激动。回想起当年的生活，回想起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大家感慨万分。席间，大家相互介绍自己的事业发展和家庭情况，诉说着人生的欢乐与痛苦。
当我说到自己正在做一个关于现代城市女性犯罪的系列调查时，当年同宿舍的同学马上接口道：“是吗？我们单位发生过一件这方面的案子，你肯定会有兴趣。”我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他便说自己的单位是一个物理研究所，所里有一个女副研究员叫郝修平，毕业于北京一所挺有名的大学的物理系，还是博士，在他们所里很有名，36岁就提了副研究员，成绩很突出，可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国家安全机关抓了起来。据说她向国外的间谍组织泄露了所里的属于国家机密的有关情报资料，检察院已经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对她提起公诉。“大概是2004年判决的，目前在监狱服刑。你可以去采访采访她，我觉得这案子挺有代表性的。说实话，当时我们所里的人都不相信这事，因为这确实太突然了。她平时很出色的，简直可说是前途无量，真有点不可思议。”
回想起这个案件，我那位同学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摇头。
“解个谜，好让更多的人知道她为什么会那么做，我们自己以后也好提防点，就算是‘前车之鉴，警钟长鸣’吧！”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高学历女性犯罪现象正是我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立刻意识到这个案子的重要性。问明情况后，我马上找到了当年受理此案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负责起诉郝修平案的检察官向我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由于此案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当时没有公开开庭审理。
简单的履历背后是不懂得生活
采访请求获准后，在北京市大兴区某监狱会客室，我见到了郝修平。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与我先前设想的那个形象完全吻合。中等个儿，偏瘦，显得有点虚弱。头上已经能见到不少白发，鼻梁上架着副金边眼镜，不是很漂亮，但是穿着非常整洁，举止也很文雅，浑身上下都透出一股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有气质。我真的很难把眼前的这个人跟头脑中“罪犯”的概念联系起来。
我们握了一下手，然后隔着桌子面对面坐下。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郝修平的学历比较高，出事之前，她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要是我早些时候认识她，肯定不是采访她的犯罪心理，而是报道她的成功事迹了。世事就是这样变幻莫测，捉弄人。我了解了郝修平过去的辉煌，她那条从小学、中学、大学，再到硕士、博士、博士后直至女科学家的人生之路正是很多人儿时的梦，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所以，我从心底就钦佩她。
我不断提醒自己，我的表达和举止必须非常得体，一定不能有辱斯文，必须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完成采访任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让她把我的尊敬误以为是对她的同情，甚至是恶意的嘲讽。
我称呼她“郝老师”，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她迟疑了一会儿，看了我一眼，然后点了点头。
“我18岁那年考上的大学，读的就是物理专业。我家在农村，没去过农村的人真是不知道那时候农村的苦。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因为我实在不想在那块儿地方待下去了，所以就拼命地读书，下了狠心要考出去。我父亲挺开明的，没有说因为我是个女儿就不让我读书，他看我努力的样子很高兴，就说我一定会考上大学，为家里争光。于是，他就勒紧裤腰带供养我。父亲是前年去世的，一生劳累过度，就是为了我们几个儿女。他临终的时候，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我知道他想说的话。他很幸福，因为女儿为家里争了光。可是，他哪里能料到我竟然会有今天呢！”
我明显感到郝修平的鼻音浓重起来。她摘下了眼镜，擦了擦眼睛，又把眼镜戴上，尽管愧疚、感伤，但一切又是那样的从容、平静。
“我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实在是困难，最后是父亲狠狠心，把还未出栏的两头猪卖了，再加上家里向亲戚借的钱和乡亲们自发凑的一点钱，总算是让我到了北京，跨进校门。”
“我们那会儿大学不收学费，而且每月还有助学金，工作一般也有保障，所以许多人进了大学后就像进了保险箱，捧上了铁饭碗，于是就不怎么学习，天天只是玩儿了。但我不行啊，我什么都得靠自己，而且从小就养成的努力学习的习惯使我总觉得没事就去玩儿是浪费时间，心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同学们见我这个样子，就不再拉我去玩儿，说我是书呆子。我想啊，学生就是以学为生，就是读书，读书能读到书呆子的境界，还不容易呢，有什么不好，我喜欢作一个书呆子。不过，现在回过头看看，当时是有点错了，现在的我就是一个例子。”
“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大学四年，我没看过一场录像、一场电影，从没玩儿过扑克，从没出去郊游，跳舞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最多就是去操场打打羽毛球，也是冲着锻炼身体去的，不是纯粹为了玩儿。记得大三时，我们班里有个男生跟我同宿舍的女生打赌，说如果有谁能说服我去看场电影，他就请全班同学出去吃顿饭。结果我宿舍的那些姐妹们还是输了，那顿饭没吃着。那时候我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状态在我上了硕士研究生时也没有多大改变。”
“其实，我当初那个样子，虽然与我的性格、习惯有关，也是被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我家里没有钱，更没有什么背景，我只能努力学习，这是我唯一的出路。而且，父亲对我期望很高，他在千里之外的家里看着我，我感觉得到那种目光。这样一来，经济和道德上的双重压力使我不得不努力努力再努力。”
“你是北京人吗？”
郝修平突然问我，我点了点头。
“北京本地人永远不会知道外地人在北京的感受，不会理解和体会到外地人想要在北京工作、生活的艰难。我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就像大海里飘摇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被风浪吞没的危险。我没有别的资本，唯一的优势就是自己的才识。”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本科毕业时，我是全班第一名，于是就被免试推荐直读研究生。选导师时，系里的导师都争着要我，因为我踏踏实实、心无旁骛，做起实验来特别认真，舍得花时间。而且，我的基础知识扎实，导师只要稍微指点指点，不用费什么心思。一时间，系里还搞得沸沸扬扬的，最后系主任要了我。”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有二十四五岁了吧。我身边的女同学几乎都有了男朋友，但我没有。一方面，用不着说，我的长相放在这儿，而且我又不怎么会打扮；另一方面，我整天待的地方就是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当然还有宿舍，面对的不是实验仪器就是书，那些诸如溜冰场、舞会之类的娱乐、社交场合我根本就没去过。后来读博士时，同学强拉着我去过一两次，我才总算知道了这些娱乐场所在什么地方。即使去了，我也适应不了那种环境，自己又不会玩儿，像个傻子一样晾在那儿，觉得没什么意思，没过多久便走了。其实，我现在知道那些地方还是很好玩儿的。可是，正是我知道了这些，才使自己落到今天的地步，我要是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些地方就好了。”
对爱的欲望早已潜伏
我知道，郝修平在试图表达一种复杂的感受，但显然她的思维有点混乱。我问她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她摇摇头，继续说道：
“我的社交面小，接触的人也少，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很少，甚至连本班的同学都不熟悉。本科四年，我跟班上个别的男同学好像连一句话都没说过，都弄不清班上到底有哪些人，好多次我都把自己班上的人认成了别的班的人。这么说吧，我觉得那时自己特别像契诃夫写的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虽然我考上了大学，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城里人，但是，我始终觉得自己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每当在宿舍里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些关于人生、价值等方面的问题时，我总跟那些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同学的意见不一样。其实，我这人还是挺喜欢说话的，但必须是与我谈得来、有共同语言的人才能说到一起。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这样的人，可惜正是这个人骗了我，害了我。”
“总的来说，读理工科的女生不如读文科的女生能玩儿。我更是理工科女生中比较典型，或者说是极端的一个。我们班男生对我的评价是：只会读书，没有女人味儿。别看现在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自己，都还是信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一套。就拿我以前的那些同学来说，男硕士要女学士，男博士要女硕士，这样到头来女博士反而没人要了，博士学位倒成了女生寻找伴侣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在我们学校，女博士是非常少的，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读博士。你说，这是不是社会的悲哀？或者仅仅是我个人的悲剧？”
“我身上缺少男同学所谓的‘女人味儿’。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似乎是一个已经男性化了的女人，一个除了读书不懂感情的女人。我承认我不符合他们理想中女孩子的标准，不是能作他们的玩偶的那种女孩子。可是，我也有感情，我也渴望爱情，我也在等待着一个知心爱人，但我的梦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我所梦想的那些浪漫故事从没在我的身上发生过。我羡慕别的女同学在节日时收到的花，我希望有男孩子说爱我的话，我憧憬着有一天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哪怕是走遍海角和天涯！我一次次地期待，又一次次地失望，到最后，我只能把感情封闭起来，免得受伤害。”
“直到读博士了，还没有一个男孩子对我表现出好感，这时候我也麻木了，觉得一辈子单身也不错。不过，我身边的人倒是为我急起来，毕竟已经二十七八了，按一般的观念，到了不能再拖的年龄了。”
“我的同学，甚至我的导师都开始为我介绍对象了。社会是这样，我也没办法，一个女人终究是不能不成家的。我已把曾经的梦想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再也不去奢望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什么前生注定的姻缘。我只求一个安稳的家，一个还过得去的男人，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就行了。其实说起来，大家现在不都这么过吗？我都说到哪儿了，是不是扯远了？”
我说没有关系，讲得很不错，那正是我要采访的内容。我开始觉得，对面坐着的不是已经38岁的女副研究员，而是十年前的那个女博士生。我看到了她严肃而平淡的面容后蕴含的丰富情感，看到了一颗曾经受到伤害而变得无奈的心。是的，她也是人，不是冷血动物，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当然，和介绍的对象也不一定没有感情，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没有感情，同样可以拒绝，跟自己找的没有两样。而且，介绍的对象一般各方面考虑得很周到，不会太盲目，对于两个人一起长久过日子确实是很有利的。自己找的有时候反而会打打闹闹，甚至反目成仇。错就错在我自己，我当时真是心灰意冷，不相信，也不在乎什么感情的事，再加上自己对介绍对象存在偏见，好像介绍的对象双方就不需要有感情，或者说不可能有感情，心中总是抱着那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残缺的梦，始终拐不过那个弯儿。要说我没感情，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明明同一个事物，是美是丑完全可能由于心情、观念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不相信介绍的对象，不愿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自然两人之间就不会有感情，而没有任何感情的婚姻注定是一场悲剧。”
“几乎是在被别人拖着去的情况下，我前前后后跟七八个小伙子见过面，但一个都没成，双方总觉得凑不到一块儿。就像到商店里买东西，本来就别别扭扭的，而且我想买的东西商店里还没有。虽然商店里货不少，可都不是我想买的。慢慢的，我对介绍对象失去了最后的信心，原来的偏见得到了证实，就开始有点烦了。时间不饶人，一眨眼，我都快博士毕业了，找对象的事还是耽搁着。我自己也有点急了，标准也在无形中一步步地降低。后来，在毕业的前夕，我的导师给我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
“他是我导师的一个朋友的博士生，比我大三岁，跟我同一年毕业。长相什么的一般，性格方面却是比我还沉默寡言，往那一坐，能半天不动，不说话，跟尊木雕一样。我记得那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导师和他导师也在，整个一下午，我和他只说了两句话，开始的时候说‘你好’，结束的时候说了声‘再见’。别的时间就全是两位老教授在那说话了，好像谈对象的是他们两个，我们反倒成了旁人。但是，这样也好，我俩没什么感情，可也没什么冲突，所以，我们也就糊里糊涂地成了。”
“我分到了现在的这个研究所，他分到了另外一个研究所，不过相隔不远，骑车也就四十来分钟吧。我们就这样不冷不热、不紧不慢地发展了两年，别看是两年，因为我们都比较忙，他还老出差，加上他又是那种三棍子敲下去都打不出一句话的人，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感情交流就更少了。不过，我们之间也没爆发过什么大问题，1997年元旦我们就结婚了。”
“他这个人除了性格之外，别的方面其实都挺好。他不吸烟、不喝酒，更不会去赌博去养情人什么的，说实话，他不是那号人，这个我绝对敢保证。而且，他对我也不错，我有时因为一些烦心的事发火，他就处处让着我，但还是一声不吭。他的宽容能让我感到自己很过分，除了做实验，他几乎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跟部机器人一样，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我们就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两个人，而不是一家人。慢慢地，他的那种高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迂腐性让我渐渐地忍受不了了。晚上睡觉，我抱着他跟抱着根木头没有两样，他对夫妻之事几乎是懵懂无知，提不起一点兴趣。就是结婚头几年，我们的夫妻生活也是少得可怜，有时甚至一个月都难得有一次。而且，他从没有主动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每次都是我含蓄地表示，但又不能太含蓄了，否则他明白不了。每次，他都像完成任务一样，或者像做贼似的，匆匆几下就完事，事实上他这方面的知识和心理跟小孩子差不多，许多基本常识都一概不知，技巧什么的就更谈不上了。更过分的是，即使就那么会儿功夫，有时他还惦记着实验室里没做完的实验。我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
“他几乎没有陪我看电影，逛商场什么的，甚至有时他们单位组织出去旅游，说可以带家属，他都不去。有时我气极了，指着他骂，可他跟没听见一样，理都不理我。我一肚子的委屈没处说，气没处撒，索性躲到自己的实验室也去做实验，把那些气统统发泄在工作上，否则我早就被憋死了。不过，这样一来，我在工作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连我自己都吃惊。我有时是没日没夜地干，别人都奇怪我怎么有那么高的工作热情。当然，他的成绩也很突出，在他们单位名声挺大。所以，别人都夸我们是一对模范夫妻，说我们两人在事业上相互激励，为祖国作贡献。有一家报纸还专门报道了我俩的事迹，我记得标题用的是‘科学王国中的比翼鸟’。是的，在外人眼里，我们是成功而幸福的一对，是令人羡慕的理想组合，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成功背后的苦涩，荣誉背后的牺牲，和我那难以对人言讲的委屈呢？”
郝修平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竟伏在了桌上抽泣起来。这也许是减轻她心中痛苦的唯一方法。我闭上了眼睛，没有去打扰她。一个平时极其严肃的女研究员，能作出这样的举动，足以证明一切。
了解外部世界时，陷入了莫言的纠结
过了好大一会儿，她的心情才平静了下来。她望向窗外，继续说道：
“结婚后的第四年，我们好不容易有了孩子，是个女儿。女儿的到来为我们的家庭增添了一些生机，也让我们的家终于有了点家的样子。但是，从此后他的注意力便完完全全地转移到了女儿的身上，一点也理解不到我的感受。在他看来，作为丈夫的义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做个好爸爸了。就这样，我们夫妻间的感情不但没有因为女儿的到来变得深厚，反而更加疏淡了。”
“我依旧只能躲在工作中麻木自己，去忘记那些难言之痛，工作上取得的成绩越大，我的牺牲也就越大，心里就越觉得悲哀，可我在外人面前还得强作欢颜，装出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我就这样戴着面具活着。”
“2000年，我认识了我今生最希望遇到但又最不应该遇到的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一生。估计你也了解到他是谁了，他叫谢中安，美籍华人，父母是1958年从台湾去的美国，那时他只有两岁。当然，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是不是真的就难说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2000年11月份，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我们专业领域的世界性的研讨会。这个会议的级别很高，每三年举行一次，国内国外的学术权威、著名学者都会出席，这种机会非常难得。会议主要探讨一些本专业的学术前沿和疑难课题以及一些最新发现的成果。最后，还要评出一些奖项，能够获得这些奖项，对我们专业的人而言，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在这次会议上，我提交的一篇关于高能物理方面的论文获了奖。在午餐会上，就有不少人来跟我聊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我刚获了奖，心里特别高兴，所以有问必答。其中有一个人便是谢中安，他当时问了我几个问题，很有水平，而且有一个问题是我自己也没有彻底搞清楚的。我感觉跟他比较合得来，我们谈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他中文、英文都很流利，又有幽默感，我们俩都觉得谈得没有尽兴，便相互留了电话和通信地址，约好以后有空一起讨论一些问题。”
“会议结束后，我又像往常一样投入了工作。没过半个月，他就打电话找我，约我中午去一家餐馆吃饭，顺便讨论几个问题，我很高兴地答应了。说实话，结婚这么多年，我丈夫就从来没有带我到外面吃过饭。到约定的地点，我们见了面，坐在那儿边吃边聊。会议那天人太多，又匆匆忙忙，所以我对他也没什么太多的了解，只是觉得他这人跟我好像比较谈得来。如今两个人在一起，我才发现他很有男人魅力。他穿着一套深灰色的西装，打着领带，风度翩翩，个儿也挺高，块儿不小，相貌、举止、谈吐之间都透出一股成熟男人特有的韵味。我心里马上就有一种异样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自己在很久以前的什么时候已经见过他，但就是想不起来。尽管心里这么想着，但我并没表现出来，只是暗暗地奇怪自己为什么对一个陌生的男人没有陌生的感觉，他一个电话我就马上出来了，竟然没有一点起码的自我防范意识。为什么自己如此地信任他？我真是说不清楚。”
“不过，他讨论的确实只是学术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挺严肃，没什么过分的地方，正常得连我都觉得有点乏味。他稍微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背景，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是美籍华人，从美国一所著名大学毕业，也是博士，现在正受邀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作访问学者。上次给的电话和通信地址已经变了，他又给了我新的电话和地址。总之，整个会面过程中他的言行都非常正派，非常得体。”
“不知为什么，第一次约会后我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情，感觉到自己身体里一种曾经有过的东西在慢慢地苏醒和蠕动，究竟是什么，我躺在床上想了一夜都没想明白。我只是知道自己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希望能快点有第二次约会。”
“第二次，他邀我去他作访问学者的那所学校看看，我自然是答应了。我第一次约会时是随随便便出的门，穿着打扮跟在家里没什么两样，而且心情也是非常平静，跟我丈夫说出去吃饭时讲的也是真实情况。但这一次，就显然有点不一样了，我穿了一件平时很少穿的衣服，在梳妆台前还转了半天，心里也有一丝莫名的紧张，衣服的扣子都差点扣错了，头发梳了又梳，生怕弄乱了，这样的情况是平生第一次，记得当年导师介绍我和现在的丈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这样的感觉。走的时候，我跟丈夫打招呼，本来想实说的，可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我们以前的同学聚会’。其实，我就是实说他也不会在意，因为在感情方面，他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他不懂得爱，当然就更不懂得吃醋，他很少过问我的情况、了解我的感受。他那样一个书呆子加工作狂，根本就丧失了对情感的把握能力，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情感。”
“我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敲响了他的房门，他开了门，见到我之后先是一惊，然后马上用英文说我很漂亮。请我进去之后，他在我背后轻轻把门关上，动作极其优雅，就像中世纪欧洲的绅士一样，非常细心和体贴。我想他已经意识到今天我以这样的装扮，这样的身份来这样一个地方的背后所隐含的东西。房间里只住着他一个人，各种摆设不多，但布置得很得体，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他双手一摊，幽默地说这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花了一个下午才收拾出来的。他泡了一壶咖啡，我们便坐下来边喝边聊。有了上一次接触，我们彼此都比较放得开，虽然仍然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但更多的时间却是在聊人生，特别是我们自己。”
“他中英文都很好，说自己是中西方文化的混血儿。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过许多奇怪的事物，还拿出许多他在世界各地的留影给我看。不得不承认，他的表达能力确实非常好，表情也极其丰富，把他的那些经历讲得绘声绘色，我坐在那儿听着他讲，就像小时候听老师讲故事一样……”
“我时不时地被他逗乐，笑起来。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显现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剥去了面具和伪装，往日压抑的心情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似乎自己变成了一只在蓝天里自由飞翔的小鸟，忘记了哀愁，忘记了一切不顺心的事。我真想一辈子就这样一边喝咖啡，一边听他讲。真的，就一辈子。”
“然后，我们开始各自谈自己现在的生活。他告诉我，他还没有成家，‘我这人不适合结婚。’他耸了耸肩，‘当然，也许是我以前一直没有遇到一个可以促使我结婚的人，我不会勉强自己结婚。在美国，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听完这话，我心里一酸，当年我也下了独身的决心，可最后仍是拗不过社会的压力，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结了婚，为什么会这样？我从来没有向母亲之外的任何人诉说过一直憋在心底的那些话，因为我的身份和地位不允许我那样做。而且，说了之后不但毫无益处，反而会引来许多想象不到的麻烦。其实，生活中大家都是把苦憋在心里，都这么活着，我又何必去做傻事呢？可是，这一次在他的面前，尽管我时时警告自己要注意形象，不能太流露感情，但我说着说着，最后竟黯然泪流。”
“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挨着我坐下，一把拥住了我的肩头，我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扎在他怀里忘情地哭起来。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所说的那些工作成绩、社会地位、物质生活，似乎都应该是让我快乐起来的理由，可为什么自己却伤心地哭呢？”
“等我慢慢地平静下来，他突然说道：‘你如果离开你丈夫，会怎样呢？’我一听这话，马上醒悟过来，发觉自己失态了，我第一反应便是本能地挣脱他的拥抱，站了起来，对他说：‘你太过分了！’然后抓起旁边的提包，扭头就走，他追上来，连声说对不起，可我根本就没有理他，羞愧和自责使我夺门而出。”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实验室里，从小时候、上学、分配工作、结婚，直到现在，想了很久。我是成功的，至少别人是这么认为的，可我为什么总不快乐，总觉得生命中缺点什么呢？平心而论，丈夫对我不错，生活也平平稳稳，可我为什么还是不满意呢？母亲在我结婚的时候就坚决反对，她说我丈夫人虽然很好，但是我和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我就不相信，问她为什么。她就说自己也没什么理由，就是凭自己多年的生活经验有了这种感觉。她说她知道我的性格，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而我丈夫注定不能为我提供那些东西。我当时对感情这回事已经心灰意冷，不愿再去考虑那些虚的东西，最后还是结婚了。”
“慢慢地，我开始理出了头绪。我一直在回避感情，压抑感情，但心底深处却又一直在执拗地追求那种感情。这就是我为什么貌似成功、幸福，实则空虚、痛苦的原因。本来，我一直以拼命工作来麻木自己，使自己忘记那些痛苦，放弃那些追求，像其他人一样糊里糊涂地得过且过。不幸的是，我遇到了谢中安，他使我以前的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跟他在一起，我感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人生乐趣。但是，我现在已为人妇、为人母，我必须承担起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所以，是继续这样下去，还是一切重新开始——在牺牲自己和伤害别人之间，我必须作出一个选择。”
甜蜜的交往，蒙蔽了本该警惕的双眼
“你看过《廊桥遗梦》吗？”
郝修平眼睛注视着我，突然问道。
我点了点头。那部片子我看过，由伊斯特·伍德自导自演，是我国1996年引进的大片之一，拍得很好，主要讲述了一个已婚妇女在短短四天中经历的一场情感危机，真实细腻地表现了家庭妇女的复杂情感。许多家庭妇女看完这部影片后潸然泪下，影片公映后，引发了一场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大辩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终还是各执己见，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
我忽然想到，郝修平当时的心理是不是契合了影片中那个女主人公的情况？
郝修平继续说下去。
“不知道你对那个女主人公是怎么评价的。我是一个人去看的，我丈夫没有陪我去，因为这种影片对他没有任何意义。我一边看电影，一边抹眼泪，我把自己看成片中的那个女主人公。对于那个女主人公的选择，我没有想过是对还是错，只是觉得，无论她是离开了她丈夫，还是继续留下来，我都会很理解。我该怎么办？在那两者之间，我始终没有勇气作出一个坚定的选择，而是一直在两边摇摆，希望有一个两全的中间道路。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么激烈的矛盾怎么可以调和呢？可是，我就只能这样了。”
“过了半个月，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拿起了电话。我向他道歉，说自己那天太冲动了，他说没关系，然后提议一起去打保龄球。我们打了一个下午的保龄球，玩得很开心，晚上一起去一家日本餐馆吃饭，最后在他宿舍里，他吻了我，一切都那么自然。我第一次感觉到接吻原来是那么美好的事情，可以毫无保留地、全身心地投入，这是一种生命的、原始而真实的流露。再后来，什么都发生了。”
她低下了头，声音也轻得几乎听不见，但我清楚地发现她原本白净的脸上有了一丝红晕，我知道“什么都发生了”意味着什么。
“他有一辆丰田小汽车，自那以后他便开车带着我到很远的郊外去兜风，去游玩，那里没有认识我们的人，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和他在一起。在更多的接触中，我发现他真是多才多艺，唱歌、跳舞、读书、打球，无论什么事情都能说出一大堆道理来，对什么东西都能感兴趣。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有一次，我们去康西大草原，那天天气特别好，大概是5月份吧，阳光照在身上非常舒服。我躺在草地上，他支起画夹给我画像，一切都跟在梦里一样。”
“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过让我离开丈夫之类的话，我自然也不会主动去提，我也知道自己跟他在一起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隐隐地感觉到一种危险，具体又说不清楚是什么、来自哪里。有一次，我躺在他怀里说：‘我不想对你提出更多的需求，你对我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能常常在一起，比什么都好，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对你也许没有什么，但对我却非常重要。’他便答道：‘我知道，OK！’”
“我已经提为副研究员，是我那个实验室的主任。我们搞的一些科研项目有的属于国家秘密，有严格的保密措施和制度规定。对有些内容就是要守口如瓶，即使是对自己的爱人也不能说。当然，我丈夫也不会问这些，他的专业方向与我不一样，隔行如隔山，说了他也不懂。而我和谢中安在一起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便会问我一些那方面的问题，我不仅一点防备心理都没有，而且还想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便滔滔不绝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他。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造诣似乎也很不错，能时不时在一些关键处提出质疑，在我一些比较得意的地方拍手赞叹。因为他公开的身份是访问学者，所以他提出问题，我们一起切磋也是很正常的，可我哪里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个高级情报间谍，他和我在一起原来是为了获取我们所里的一些国家秘密级的技术情报！”
“他隐蔽得很巧妙，也很有耐心。我们每次都只讨论一两个问题，而且都是在我很高兴的时候提出来，问题也是慢慢地从表面问到核心，免得我起疑。我那时正是最快乐的时候，根本没把他往坏处想，只要能和他在一起，我什么都忘了。我自己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就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他有时向我借阅一些资料，我甚至干脆就送给他了，有些问题我解答后，他说不可能，说我吹牛，我不服气，最后把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实验数据给他看，看到他点头表示相信后，我心里还非常得意。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不知不觉地中了他的圈套，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就这样从我这里一点一滴地向外泄露，而我仍是蒙在鼓中，一无所知。”
“其实，我到现在还有点不敢相信他在骗我，自始至终他都没有露出一点破绽，整个过程就跟真的一样。而且，像第三次约会，还是我主动打电话给他的，如果是他一直主动约我，说不定我就会对他有所防备。难道他是故意引我主动上钩，看准了我肯定会去找他？好多资料都是我主动给他看的，他并没有提出要求，对我的感情好像也不是能够装出来的。为什么呢？我只能说他的骗术太高，表演得太逼真了。或者，我被他迷惑了，昏了头，因为我长期待在实验室里，社会经验实在太少，容易上当受骗？”
“2001年2月份，正是春节期间，他没有回美国，我初四陪他出去玩儿了一天，然后他说想去我的实验室看看。我有点犹豫：一来，按规定，我的实验室由于涉及国家秘密不能随便让人参观；二来，虽然我已经违反规定向他泄露了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但那不可能有别人知道，如果我带他去实验室，说不定碰上人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我经不住他再三恳求，再加上春节时研究所放假，人比较少，所以我就答应了。”
“我当时正在进行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对国防意义重大，属于国家机密，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据我所知，国外也在搞这个项目，但一直没有重大进展，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这个项目的研究，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将近12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2001年11月攻克了最后的技术难关。项目基本上就是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做一些后期的资料汇编整理工作，我们准备在2005年5月份上报有关部门。由于这个项目属于国家机密，所以保密制度很严格，甚至连我们自己所里的有些同事都不知道我在秘密地研究这个课题。因为这个项目的成果确实来之不易，我倾注了很多心血，所以我自己也很为这个成果感到骄傲。”
“我带他去实验室的时候，幸好没有遇上别人。他在我实验室里边参观边称赞，我听了自然很高兴，再加上本来对他就没什么怀疑，所以我开始还保持的一些警惕心理和保密意识就慢慢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先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些很一般的问题，然后慢慢地就问到了我搞的那个课题。我当时很奇怪，问他怎么知道那个项目，他说国外这个项目早就完成了，反问我为什么不知道，还简要说了一下具体的实现方案。其实那个方案我们已经实验过，根本行不通，我就又不服气，昏了头，竟然把已经整理好的准备上报的材料给他看！我当时想，这个项目极其庞杂，各种实验图表，数据实在太多了，他不可能随便看看就记住。可是，我哪里料到，在他西服前面的一个纽扣里竟隐藏了一台微型摄像机，不但那些资料，而且连实验室里的实验设备，实验台的布置设计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场景都被他拍了下来！”
我看着对面郝修平像孩子一样懊丧的神情，忽然间得出一个结论：对一个正常人而言，是否会被骗上当，与他的智商关系不大，而是更取决于他的社会经验。前些年，媒体就报道过一个女研究生在火车站被人拐骗到一个偏僻的边远地区，卖给了一个农民当老婆。当时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说研究生怎么会被别人骗了？我虽然认为这则报道可信，但不免还是有一些纳闷，现在郝修平的故事给了我一个直观的新例证。
梦醒后，才发现早已饮下他藏好的毒
郝修平叙说到这里，她的遭遇以及随后的结局就很容易猜到了。
回想自己走过的迷途，她的心情已经很平静。
“3月12日，他说有点事要回美国，我还去机场送了他，你说我傻不傻？这一去之后，他就杳无音讯。两个星期后，被他窃取的关于那个重大项目的情况便由西方一家大报报道出来，我国有关部门震惊之下，马上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是我泄露了国家机密。他们刚开始讯问我时，我还觉得很冤枉，因为那些资料我一直锁在保险箱内，没有人碰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问题出在他身上，他骗了我！在我俩共处的那段日子里，他从我这里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那个项目只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我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是罪有应得，我只恨自己。”
“你会怎样看我？”
郝修平用一种急切的眼光看着我，询问我。
这个问题我确实很难回答。我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习惯于扮演一个听众的角色，很少当面对被采访者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无论是褒是贬，似乎都不太合适，因为许多事情往往只有当事者自己最清楚，也只有当事者自己意识到了，问题才算真正解决，别人的评价有时会起到误导作用。特别是对于像郝修平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相信，以她的智商，此刻悟到的东西肯定比我还多。
所以，我迟疑了一会儿，然而这种迟疑似乎正不知不觉地表达了我的一些价值判断。她叹了口气，说道：“你不愿说，就算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我望着她，眼光中是同情还是可怜，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说道：“我理解你！”理解并不等于认同，更不表示反对，她显然明白我的意思，慢慢地点了点头。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保持一些必要的警惕心理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各种诈骗手段日趋隐蔽和巧妙，稍有疏忽就很容易陷入圈套。很多时候，上当受骗并不是我们智力有问题，而是我们防范意识薄弱，对社会上复杂的人和事估计不足。诈骗者之所以成功，关键是他们事先了解了各种情况，作了周密安排，然后利用我们某些心理上的弱点，趁虚而入，使我们信以为真，让我们像郝修平那样自投罗网而不自知。
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智力上没有问题，但他们长期处于封闭的象牙塔中，与社会接触少，不懂得社会的复杂程度，就像温室里的花很难适应温室外的自然环境一样。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这些被我们以为是社会精英的人反而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甚至可能被一个文盲欺骗。这不是夸张，更不是讽刺，而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