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桎梏的开始

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这件事有时被人们作为佐证，来强调基督教思想来源于天国。我并不想争论这个观点，只是想指出，大多数罗马人水深火热的生活和最早期传教士的成功颇有干系，就像困苦生活导致人们喜欢神话寓言一样。

至此，我已向大家展示了罗马图画的一个方面——士兵、政客、企业家和科学富翁的世界，这是些幸运儿，他们住在拉特兰山山坡、坎帕尼亚山脉峡谷和那不勒斯海湾，过着幸福而文明的生活。

但他们只代表故事的一个方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却几乎难以看到那种使诗人欢呼太平盛世、激发演说家把奥克塔维安比喻成丘庇特的繁荣盛况。

就在那儿，就在那人头攒动、臭气冲天的一排排漫长无边、凄凉悲惨的租赁房屋中，住着的是一大群劳苦大众。对他们来说，生活不过是无休止的饥饿、流放和痛苦。在这些男女的眼里，只有一个朴实的木匠讲的精彩故事才是真实可信的。这个木匠住在大海对岸的一个小村庄，他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换来了每天的衣食，热爱贫苦之辈，因此被冷酷贪婪的敌人谋害了。的确，所有罗马人都知道密斯拉、爱西斯和艾斯塔蒂，但这些神都死了，在千百年前就离开了人世，人们也只是根据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传闻才知道了他们的事迹。

可是，拿撒勒的约书亚，基督，也就是被希腊传教士称为救世主的人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提庇留大帝统治时期，如果有人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还听过他的演说。

还有其他人：街角的面包师和邻街的水果贩在亚壁古道旁边的黑暗小花园里曾与一个叫彼得的人说过话；伽百农村的一个渔夫曾去过各各他山附近，在先知被罗马政府士兵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可怕的下午，曾目睹了此事。

如果我们要理解人们为什么突然热衷于新的信仰，就要记住这一点。

正是这种人的接触，正是这种亲密直接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获得了高于其他教义的巨大优越性。耶稣的这种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民众的呼声，并且传到了四面八方。他说的话是否使用与后人完全一样的词汇毫不重要，奴隶们能够理解。他们在崇高诺言面前战栗着，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新希望的光芒。

他们终于盼到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的话。在世界权势面前，他们不再是可怜、卑贱、可恶的生灵了。

相反，他们成了慈父的宠儿。

他们要继承这个世界以及属于它的富足的一切。

他们还要分享一直被住在萨姆奈别墅高墙之内骄横跋扈的人所独霸的欢乐。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产生了。基督教是第一个给予普通人关怀的实实在在的宗教体系。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只是想说，在腐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好事情必然会以极快的速度点燃情感烈火，并得到传播。但是除了个别情况外，历史是不关注普通人的精神冒险的，不管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这些卑微的人被整齐地划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当他们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来缴税，并被强招入伍为征服其他民族而战时，他们才会吸引编年史家的注意，受到重视。因此，尽管我们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很多，却对它的创始人知之甚少。这的确很遗憾，因为基督教的早期发展是最值得探讨的历史之一。

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最终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堂，实际上是两个相冲突的利益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这是耶稣亲自教导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的地方主义，由于它的根深蒂固的束缚，使得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疏远了。

说得浅显些，这种地方主义将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专横联系在一起，结果建立了压抑人的思想的恐怖统治，虽然这种统治行之有效，却不合逻辑。

为了理解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保罗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头50年，而且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威胁到了犹太王国的统治者，而不是别人。

耶稣在世时，正在掌权的法利赛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这种鼓动宣传的严重后果，因为它威胁说要对政府的精神垄断提出质疑，而这种垄断只是建立在野蛮的武力基础上的。为了不被赶走，他们惊慌失措地采取行动，在罗马当局还没来得及插手带走他们的对手之前，就把敌人送上了绞刑架。

谁也说不准，假如当时耶稣还活着，将会采取什么对策。他遇害时还没有把信徒组成一个教派，也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诉追随者应该怎样做。

结果证明，这倒成了福音。

由于没有文字形成的规定，没有明确的条例规则汇编，反而使信徒可以自由地遵循其导师的精神，而不是他的法规文字。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那他们很可能会把全部精力用在标点符号之类的迷人话题的讨论上。

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之外，就没有人会对新信仰感兴趣了，基督教就会重蹈其他众多教派的覆辙，以精心写成的文字纲领开始，最后以那些争吵不休的理论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告终。

在过了近20个世纪之后，我们了解了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严重危害，但令人惊讶的是，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像匈奴人和哥特人的侵略一样，罗马当局竟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他们当然知道，正是这位东方先知导致了家奴的巨大骚动，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上帝会很快重现，而且许多老人还一本正经地预言地球即将在一团火球中毁灭。

但这已经不是贫苦阶层第一次为了某个新的宗教人物而疯狂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警察密切关注，贫穷的狂热者就扰乱不了帝国的安宁。

情况就是这样。

警方的确戒备森严，但找不到诉诸武力的任何机会。新的宗教追随者以一种很值得效仿的方式在做自己的事情。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起初，有几个奴隶还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旧的主仆关系，但圣徒保罗赶忙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尘世的人最好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以期在天国得到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也在对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束缚进行抗争，她们得出结论说，基督教是解放、男女权力平等的同义词。但保罗又跳出来，以一连串娓娓动听的字眼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向极端，那样将会使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产生疑心；而且他还劝她们继续维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这一直是女人的本分。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对法律的极大顺从，很值得效仿，因此对罗马当局来说，基督教传教士可以随意往来，因为他们的说教最符合当政者的口味和愿望。

但是，正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群众表现出来的宽容精神却不如他们的统治者。因为他们贫困潦倒，即使良知准许他们为了必要的财富积累而做出妥协让步，他们也不会成为快慰和富足的品格高尚之人。

古罗马的最下层人，由于数世纪以来沉湎于免费的大吃大喝和职业拳击赛，都毫无例外地遵守着上述法则。起初，他们从那些一脸严肃的男男女女那儿获得了大量粗俗的快乐，这些男女全神贯注地听着耶稣像其他普通罪犯那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而且他们把为那些流氓无赖（他们朝耶稣投掷了无数石头和泥土）高声祈祷看做是自己的责任。

然而，罗马教士对这种新发展却不能泰然处之。

罗马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包括在某些特定时节举行的隆重祭祀，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这些钱自然进了教堂主管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抛弃旧的圣地，而投奔另一个不收任何钱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大减少。这当然让他们不高兴，不久他们就竭力诽谤咒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说他们背叛了祖先的上帝，而且为了纪念异邦的先知而进香。

但城市中另一个阶层的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们是些骗子，他们就像印度的瑜伽信奉者和爱西斯、阿施塔尔、巴力、自然女神和阿提斯神话中伟大而唯一的祭司长一样，年复一年地挥霍着偏听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的钱，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假如基督教建立了一个竞争性组织，为他们自己的上天启示而收取一定的费用，那么巫师、看手相者和巫术师行会是没有理由抱怨的。生意毕竟是生意，预言行业并不在意其他人也干这行。但这些基督徒却出了些该死的主意——他们竟拒绝收取任何报酬，甚至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把无家可归者请到家里住，而这一切竟不收任何钱。这太过分了，除非他们有某些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发现的财源，否则他们不可能这样做。

这时的罗马已不再是自由民的城市了，它是来自帝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失去了财产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下层民众只知道服从统治大多数人行为的玄奥法则，却总是憎恨那些行为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对那些无缘无故想过体面而节制生活的人怀有戒心。时常喝上一杯酒、（偶尔）还替别人付钱的好心人的确是好邻居和好伙伴；但自命清高、拒绝去圆形大剧场看斗兽表演、不为在凯皮特林山的街道上游街的一批批战俘而欢呼的人，却成了扫兴的人和大众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贫民居住的地方，这一事件导致了对基督徒第一次有组织的进攻。

一开始有人谣传是喝得醉醺醺的尼禄皇帝异想天开，命令在首都放火，以便除掉贫民窟，按照他的计划重建罗马城。然而大家知道得很清楚。这是那些犹太人和基督徒干的，因为他们总是谈论那幸福的日子，那时天国大火球就会降临，这邪恶的世界将化为灰烬。

一旦这种说法有根有据，很快就会传开。一个老妇人听到了基督徒和死人说话；另一个人得知他们偷小孩，割断他们的喉咙，把血涂在稀奇古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没有任何人亲眼目睹这些丑恶的勾当，但这仅仅是因为基督徒太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警察。这次他们终于被当场抓住了，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有多少虔诚的教徒在这一事件中被私刑处死我们毫无所知。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不用说，这场愚蠢的民众性的可怕大发泄自然一无所获。牺牲者接受厄运的高贵姿态是对新信仰的最好宣传。尼禄在短暂而无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这就是他在公元68年自杀）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的罗马当局有了大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是两码事。

我们很难责怪他们犯下的这种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清晰地表明，犹太教堂其实是一个情报交换所，新信仰通过它传到了世界各地。

要记住，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一直小心谨慎地遵守着祖先的古老律法，几乎只对犹太听众演讲。他离开家乡只有一次，而且时间很短，但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他的犹太同胞共同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同胞。他所说的话，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会使普通罗马人感到基督教与犹太人有什么细微区别。

耶稣努力想做的实际上是下面这些：他已经清楚地看到各种可怕陋习进入了祖先的教堂，他曾经大声疾呼并有效地和这些陋习做了斗争。但他为之奋斗的只是内部的改革，他从未想过要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创始人。假如当时有人向他提到这样的事，他会认为这主意荒唐可笑。但就像在他前后的一些改革者一样，他逐渐陷入了不能再调和的境地。他的过早死亡反而使他免于遭受路德和其他许多改革者那样的命运，这些人本来也只想在“内部”做一点好事，可是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为所属的组织“外部”的一个新团体的首领时，他们陷入了困境。

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这个名字是很久以后才有的）是犹太教一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犹大村和加利利村有几个支持者，而且从未超出叙利亚省的范围。

正是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朱利斯·保罗斯（即圣徒保罗）首先意识到这个新教义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宗教。他那饱受磨难的故事告诉我们，犹太基督徒是如何强烈反对将这个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只希望它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只对他们自己民族的人开放。他们深恨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宣扬灵魂拯救的人，因此保罗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如果不是他的罗马护照保护而使他免遭被怒火填膺的同乡撕成碎片的话，他肯定会和耶稣的下场一样。

不过还是有必要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保罗，把他安全地带到港口城市，再从那里乘船回罗马参加那前所未有的著名审判。

他死了几年之后，他一生经常担心而又不断预言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毁了，在耶和华神庙的所在地建起了祭祀丘庇特的新庙。城市的名字改为爱利亚首都，犹大也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罗马行省的一部分。至于当地居民，或者被杀，或者被逐出家园，在废墟周围数英里内，不许有人居住。

这座曾给犹太基督徒带来过许多灾难的圣城终于被摧毁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在犹大内地移民的一些小村子里会发现一些怪异的人，他们自称是“穷人”，正以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断的祷告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团体的残余。我们可以在15和16世纪的书中不时地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怪诞的教义。在这种教义中，对使徒保罗的仇恨是其宗旨。但公元七世纪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发现这些所谓的拿撒勒人和爱比恩特人的踪迹。获胜的伊斯兰教徒把他们全杀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无法使历史倒退。

罗马把东西南北聚集在一个大的政治联合体之下，使世界接受一个全球性宗教的条件渐渐成熟。基督教既简单又实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讲话，因此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密特拉教以及所有其他参与竞争的宗教肯定会失败。但不幸的是，新信仰从未摈弃自身的一些不良特点，而这些特点显然是与其初衷相悖的。

一艘小船曾载着保罗和巴拿巴从亚洲来到欧洲，带来了希望和仁慈。

但另一个乘客也悄悄溜上了船。

它戴着神圣高贵的面纱。

但面纱后面的嘴脸却是残忍和仇恨。

它的名字就是宗教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