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于1726年7月23日从克莱武森启程。航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看我的日记，你会发现我在里面全都详细地记载了。或许那次航行日记中能找到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指导我未来一生行动的那个方案，这是我在海上航行时规划出来的。由于我做出这个方案时还那么年轻，而且直到晚年我都非常忠实地坚守这个方案，因此它就更令人瞩目了。
我们于10月11日在费城登陆，我发现城里有了许多变化。基夫不再是州长了，由戈登少校接替他。我看见基夫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走在街上。当他看见我时，好像有点羞愧，只是一声不响地过去了。
如果不是李德小姐的亲友们在接到我的信之后，觉得我是不会回来的，就劝她嫁给了另外一个叫罗吉斯的陶工（婚礼是在我出洋期间举行的），那么当我看见她时，也会像基夫那样羞愧难当的！但是，她和他在一起一点都不快乐，不久就和他分手了，不仅拒绝与他同居，还拒绝用他的姓，因为这时有人说他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他是一个卑鄙小人，尽管他是一个手艺高明的人，而她的亲友们正好贪图他这一点。他欠了一屁股债，于1727年或1728年跑到了西印度群岛，后来就死在那里。
凯莫尔开了一家更大的印刷厂，还有一家大的文具店，添了许多新铅字，而且有了许多人手。虽然这些工人的技术并不高明，但是他的生意倒像很兴隆。
丹尼先生在水街租了一个店铺，我们在那里将商品陈列出来。我勤恳地照料着生意，学习记账，不久就很会做生意了。我们住在一起，也在一起吃饭，他像父亲一样教导我，因为他真心诚意地重视我，我也尊敬和爱戴他，我们原本可以很愉快地合作下去的，但是，在1726年或1727年的2月初，当我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时，我们两人都病了。我得了肋膜炎，它几乎使我丢了性命。我经受了极大的痛苦，几乎放弃了生还的希望；而当我发现自己逐渐恢复时，反而有点失望了，因为我有点儿担心今后迟早还得再重新忍受死亡的痛苦。我忘了他得了什么病，不过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死了。在他的口头遗嘱里，他留给了我一笔小小的遗产，以表达他对我的友情。但是他使我再一次流浪失业了，因为那个店铺由他的遗嘱执行人接管了，我在他那里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我姐夫荷麦斯这时正好在费城，他劝我重新回到我的本行。凯莫尔在劝诱我，提出给我高额的年薪，让我去管理他的印刷厂，那样就可以使他更好地经营他的文具店。我在伦敦时，就从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朋友那里得知他的名声很坏，所以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我设法想找一个商店店员的职位，但是一时没有找到，所以我又答应了凯莫尔。
在他的印刷厂中，我找到了下面这些工人：休·梅莱笛斯，他是一个威尔士籍宾夕法尼亚人，三十岁，从小就干惯了庄稼活，为人诚实而懂事，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也喜欢读一点儿书，但是喜欢喝几杯；司蒂芬·博茨，是一个年轻的成年庄稼汉，也是从小就干惯了庄稼活，有着不同一般的天赋，非常幽默诙谐，但是有点儿邋遢。凯莫尔和他们约定，每周给他们极其低廉的工资，随着他们技术的进步，每隔三个月就增加他们的工资一先令。这种未来的高额工资，正是凯莫尔将他们引诱来的一种手段。梅莱笛斯将做印刷工作，博茨做装订工作。按照合同，要由他来教他们这两种技术，虽然他自己一样都不懂。约翰，一个粗野的爱尔兰人，什么行业也没有学过，凯莫尔从一位船主那里买了他四年的服役时间，他也要被培训成为一名印刷工。乔治·韦伯，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四年的服役也被买了下来，准备做一个排字工人，下面我还要讲到他。还有大卫·哈利，一个乡下孩子，凯莫尔收他当了学徒。
我不久就看出，他之所以出远远高于他过去惯常给的工资来雇用我，目的就是要通过我来训练这些没有经验的廉价雇工，只要我教会了他们——因为他们都跟他订有一定年限的契约——他就可以不再用我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地继续工作，将他的印刷厂整顿好了，而它本来是十分混乱的，并且逐渐地使他的雇工们注意和改进他们的工作。
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成为一个卖身仆，这是一件奇闻。乔治·韦伯还不到十八岁，他告诉过我一段他自己的历史：他出生在葛劳斯特，曾在当地的语法学校接受教育；当他们在学校演戏时，他因为在表演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优点，所以在学生中颇有名气。他在学校参加了“幽默社”，曾写过一些短篇诗歌和散文，发表在葛劳斯特的报纸上，他就是从那里被送到了牛津大学。在大学，他继续读了一年书，但是他不很满意，最希望的还是到伦敦去观光和当演员。最后，当他领到三个月共十五个金币的津贴时，他不去还清债务，而是走出镇子，将他的大学礼服藏在一丛金雀花中，步行来到了伦敦。在那里，由于没有亲友给他提建议，他结识了坏伙伴，不久就用光了他的金币，但却没有找到进入戏剧界的门路，就这样变得一贫如洗，去典当衣服，但又没有钱买面包。当他饥肠辘辘地走在街上，不知道如何打算时，有人往他手里塞了一份人贩子的宣传单，上面写道，凡愿意出卖自己去美洲服役的，可以马上得到饮食和奖励。他直接跑了去，在定期服务合同上签了字，被送上船，就渡海来到美洲了，关于他的情况则一个字也不寄给他的亲友。他活泼幽默，性格温厚，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伙伴，但是有些懒惰、轻率和极度的不审慎。
那个爱尔兰人约翰不久就逃跑了。我和其他的人开始相处得很愉快，因为他们发现凯莫尔不能教他们什么，而从我这里他们每天都学到了一点东西，所以他们全都更加尊敬我了。我们星期六从来都不工作，因为那天是凯莫尔的安息日，这样我就有两天用来读书了。我在城里认识的有天赋的人渐渐多了。凯莫尔自己待我十分殷勤，表面上很尊敬我；这时，我除了因为不善节约而欠了弗朗斯的钱无力偿还之外，就不再有什么担心的。但是，他很和善，没有提到这笔钱。
我们印刷厂经常需要整套的铅字，而在美洲还没有浇铸铅字的人。我在伦敦时，曾在詹姆斯的铺子里见过别人浇铸铅字，可是没有十分注意它的方法。但是，这时我发明了一种铸模，利用我们用作打印器的字母，将铅制成铸模，这样就很好地满足了各种需要。有时候，我也会雕几块铜板，我还制造油墨，我又是仓库管理员和一切事情的操办人——简而言之，我差不多是一个打杂工。
但是，不管我多么有用，我发现随着其他工人的业务逐渐改进，我的服务也就一天天地变得不重要了。当凯莫尔付了我第二个季度的工资以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觉得我的工资太高了，认为我应当减低一些。他对待我也渐渐地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摆出了老板的架子，常常挑毛病，无事生非，好像随时准备爆发的样子。但是，我仍然继续工作，极大地忍耐下来，因为我想他对我生气，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欠佳的经济情况。
终于，一件琐事使我们的关系突然破裂了。有一次，在法院附近发生了一阵巨大的嘈杂声，我将头探出窗外，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凯莫尔这时候正好在街上，他抬头看见了我，就用很大的声音和恼怒的神态冲着我叫喊，让我只管做好我的事情，接着又说了一些责备的话。这时，所有往外面看热闹的邻居都看到了他是如何对待我的，正因为他当着众人责备我，这才更加激怒了我。他立即跑到印刷厂的楼上来，继续和我吵，于是双方破口大骂，他按照合同给了我三个月的解雇通知，同时他又对于他必须给我这样长的预告表示懊恼。我告诉他，他的懊恼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会立刻离开他的。就这样，我拿了我的帽子，走出门来。在楼下，我看见了梅莱笛斯，我就请他照料我留下的一些东西，并把它们送到我的宿舍来。
于是，梅莱笛斯在晚上来了，这时候我们讨论了我的事情。他非常尊敬我，因此不愿意在我离开那个印刷厂之后再留在那里。他劝阻我不要回家乡去，这是我刚开始所想的；他还提醒我说，凯莫尔所欠的债务和他的资产相当了，他的债主们开始不安了，他把他的铺子也弄得一团糟，为了得到现金，他经常做不赚钱的生意，而且常常赊卖货物，但是又不记账，因此他必然会倒闭，而他一倒闭，我就有可乘之机。我说我没有钱，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很看重我，从他和他父亲的一些谈话中，他相信如果我愿意与他合伙，那么他父亲会投资帮我们自己开业的。
“我与凯莫尔的合同，”他说，“将在明年春天到期；到那时，我们将从伦敦买到我们自己的印刷机和铅字。我知道我的技术很差，如果你愿意，你出业务技术，我提供资本，我们将利润均分。”
这个提议很好，我接受了。他父亲这时正好在城里，也同意了这项计划，尤其是因为他看到我对他的儿子影响很大，我已经劝他戒了一段时期的酒，他希望当我们两人那样紧密地合作时，我或许能帮助他彻底戒除这个恶习。
我开了一份清单给他父亲，他父亲将它交给了一个商人去订购。在机器尚未运到之前，我们要严守秘密；在此期间，我将设法在其他印刷厂找些工作，如果有可能的话。但是我没有找到空缺，所以闲了几天。这时，凯莫尔因为希望获得新泽西州纸币印刷的生意，需要只有我才做得了的雕版和各种铅字，同时因为怕勃拉福雇用我而抢走生意，所以给我写了一封十分谦恭的信，说是多年的老朋友不应该因为几句气话而分手，希望我回去。
梅莱笛斯劝我去，因为在我日常的指导之下，将会给他更多的机会提高技术。于是，我就回去了，我们相处得比以前一段时间要好多了，新泽西的生意被凯莫尔得到了，我替它设计了一台铜版印刷机，这在美洲还是第一台呢！我替纸币雕刻了一些花纹和对号，还和凯莫尔一同去了一趟柏林顿，在那里我圆满地完成了整个任务，他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笔巨款，这使他在一段时期内不至于破产。
在柏林顿，我认识了许多新泽西州的重要人物。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被州议会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委员，来到印刷厂监管纸币的印刷工作，以监督纸币的印数。因此，这些人一直轮流和我们在一起，而且来监督印刷的人一般总是要带一两个朋友来做伴。我因为读了许多书，所以比凯莫尔更有修养，我猜想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而使得他们好像更喜欢和我谈话。他们邀我到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很殷勤地招待我；虽然凯莫尔是老板，但是他们却有点儿看不起他。说实话，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不懂得公共生活，喜欢粗鲁地驳斥被人们公认的意见，衣冠不整到了极度邋遢的程度，狂信宗教上的某些教义，并且有点儿无赖的习气。
我们在那里继续工作了将近三个月。到那时候，我已经结识的朋友包括爱伦法官、州议会秘书萨缪尔·布斯蒂尔、议员爱瑟·皮尔森、约瑟夫·库柏、几个史密斯家的人，和测量局长爱瑟·狄考。后者是一个机警而精明的老人，他告诉我当他年轻时，刚开始是替砖匠运送黏土，成年之后才学习写字，后来替测量员背测量链，他们教他学会了测量技术，这时他靠自己的勤劳，置办了一份很好的家产。他说：“我预测，你不久将把这个人从印刷行业排挤出去，你将在费城以印刷业起家。”他那时候一点都不知道我在费城或任何其他地方开业的意图。这些朋友日后对我大有益处，我有时也偶尔帮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一生都很重视和尊敬我。
在我讲述我正式开业之前，最好是让你知道我当时对道德和伦理的看法，好让你可以看出，这些观念在我未来人生的重大事情中发挥源远影响的。
我父母很早就给我灌输了宗教思想，在我童年时代就接受了虔诚的非国教徒信仰。但是，当我还不到十五岁时，由于我发现在我读过的各种书里面教义存在分歧，而我自己对于教义中的某几点也先后产生了怀疑，所以我开始对《圣经》本身有怀疑了。我偶尔看到一些反对自然神教的书，据说这些书是《博尔演讲》中讲道文的大意。它们对我的影响恰好与其原意相反，因为为了驳斥自然神教，它们引用了自然神教信徒的言论，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言论却比那些反驳的理论更雄辩有力。简而言之，我不久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然神教信徒了。我的议论使得一些人走上了歧途，尤其是格林斯和拉尔夫；然而，这两个人后来都毫无良心、极大地害了我。每当想到基夫对我的所作所为（他是另一个宗教上的自由思想者）和我自己对弗朗斯以及对李德小姐的行为，有时使我十分苦恼，我开始怀疑这种教义虽然或许是真的，但是不一定十分有益。我在伦敦的小册子引用了德莱顿的诗作为箴言：
存在即合理。
虽然半瞎之人，
看到的只是链条的一端，最近的一环，
他的两眼看不到上面权衡一切的秤杆。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从上帝的属性、他的无限智慧、善良与权力，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错的，恶与善是一种虚空的区别，恶和善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存在。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是一篇巧妙的杰作。因此我猜想，某些错误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混入我的论断，以致影响所有随之产生的理论，而这在形而上学的推论中是很普遍的。
我逐渐确信，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真实、诚意和廉洁才是对人生幸福最重要的。我写下了我的决心（它还保存在我的日记中），决定在我的一生中不断地加以实践。《圣经》本身对我并不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圣经》禁止某些行为，就说这些行为是坏的，或者是因为《圣经》叫我们去做，就认为它们是好的；而是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即某些行为正因为它们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些行为，或者是正因为它们本身对我们有益，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种信念，以及靠着上帝或守护天使的祝福，或者是偶然的有利情况或形势，或者是这三者相结合，保全了我，使我度过了青春的危险期，安全地走过了我有时在陌生人中间所陷入的险境，使我在没有父亲照顾和忠告的情况下，竟然没有任何故意的粗鲁的不道德或不正义行为——由于我缺乏宗教信仰，这种错误或许本该是在意料之中的。
我之所以说故意，是因为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实例：由于我年轻，缺乏经验，由于别人的无赖，都包括了一些必然性在其中。因此，当我开始踏入社会时，我的品德还算是不错的。我要正确地评价我这种品德，并且决心保持它。
我们回到费城之后不久，新铅字就从伦敦运来了。我们已经和凯莫尔协商好，在征得他的同意后离开了他，而在此之前他还没有听到我们开业的计划。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所出租的房屋，将它租了下来。为了减少房租——这时的房租一年是二十四英镑，虽然现在我听说已经增加到了七十英镑——我们便找来釉工汤玛斯·高德福莱和他的家人一同租用，他们向我们支付租金的很大一部分，而我们的伙食则包给了他们。
我们还没有拆开我们的铅字，尚未来得及整理好印刷机，我的一个朋友乔治·豪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来我们这里。他在街上遇到的这个人，这人当时正在寻找印刷厂。到这时候，我们所有的现金都用于我们必须购置的各种项目上了，所以这个乡下人的五先令作为我们的第一笔收益，而且来得这样及时，所以它给我带来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赚到的任何一个五先令的银币。由于我对豪斯的感激，使我常常乐于帮助那些年轻的创业者，否则我或许不会这样热心的。
在每一个国家都总有一些预言国家即将毁灭的悲观主义者。那时候费城就有这样一个颇有名气的人，他上了些年纪，看上去像是一个聪明人，讲话时态度很严肃。他的名字叫萨缪尔·麦克尔。这位先生我并不认识，他有一天跑到我门口来，问我是否就是那个新开了一家印刷厂的年轻人。我回答了他，他就说他很为我忧虑，因为开一家印刷厂很费钱，而且这笔钱将会亏损掉，因为费城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败的城市，城里的居民已经处于半破产或接近破产的状态；尽管表面上看来相反，例如新建的大厦和上涨的房租，他认为是虚假的繁荣，因为这些东西事实上正是不久就要造成我们毁灭的因素的一部分。他又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已经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灾祸。当他离开时，我有点闷闷不乐了。假如我在开业之前就认识了他，可能我永远都不会从事这个行业了。这个人一直住在一所破烂的房子里，用同样的论调辩论着，多年来都不肯在那里买房子，因为一切都将毁灭。但是到后来，我高兴地看到他出了比他最初提出悲观论调时可能买到的高出五倍的价格买了一所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