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我在查理先生早已替我安排好的寓所安顿妥当之后，就去拜访福泽吉尔博士，有人向他大力推荐了我，同时有人建议我向他请教有关诉讼的程序。他反对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认为应当先以个人形式和业主们商量，经过一些私交的调停和劝导，或许能得到友好解决。

然后，我就去拜访我的老朋友和联络人彼得·柯林逊先生，他告诉我，那位弗吉尼亚大商人约翰·汉布雷要求我一到就立即通知他，那样他就可以带我去见格兰维利勋爵，他当时是枢密院议长，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我同意第二天上午和他同去。于是，汉布雷先生来接我，和我坐他的马车去见那位大贵人家。格兰维利勋爵非常礼貌地接待了我，在询问和谈论了有关美洲的一些现状问题以后，他对我说：

“你们美洲人对于你们的政体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你们坚持认为，国王对他的州长的训令并不是法律，认为你们自己可以随意决定是否应该遵守。但是，这些训令不同于公使出国时所携带的指导其行为礼仪的袖珍指南，它们首先是由熟悉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由枢密院考虑、辩论甚至修改，最后才由国王签署。所以，从你们这方面来说，这些训令就是法律，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我就告诉勋爵，这对我来说可是闻所未闻的。我一向认为，根据我们的特许状，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的议会制定的，这当然要递交给国王批准，但是一经批准，国王就不能废除或更改它们。所以，议会不经国王批准，虽然不能制定永久性法律；但是，若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立法。

他就极力说我完全错了，但是我却不认同。勋爵的谈话，使我有点儿担心英国政府对我们的态度。一回到寓所，我就把这次谈话记了下来。我记得，大约在二十年之前，由内阁向国会提出的一份议案中，有一条提议将国王的训令作为殖民地的法律，但是众议院否决了这一条，当时我们还因此而敬爱他们，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朋友和自由的友人。直到1765年，从他们对我们的举动来看，他们以前拒绝给国王统治权，似乎只是为了替他们自己保留这一特权罢了。

几天之后，福泽吉尔博士和业主们谈到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在春园的T.潘先生家和我见面。

谈话开始时，双方都声称愿意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但是我想双方对于“合理”一词有各自的解释。接着，我们就讨论我们控诉的各个要点，我一一列举出来。业主们尽力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辩解，而我也替州议会辩护。我们这时分歧很大，双方意见相差如此之远，以至于没有任何达成协议的希望。但是，最后决定我将这些意见以书面形式提出来，交给他们，他们答应之后去考虑。不久我做好了，但是他们把我的文件交给了他们的律师斐迪南·约翰·鲍黎。在他们和相邻的马里兰州的业主巴尔的摩勋爵的大诉讼案中（这件案子持续了七十年之久），他曾为他们处理过所有的法律事务，还为他们写了所有与州议会争执的文件和咨文。他是个傲慢而易怒的人，由于我以前在州议会的复文中，会偶尔比较严厉地抨击他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真的是说理脆弱，措辞蛮横，所以他对我长时间怀恨在心，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见面，他总是会流露出这种情绪来。我拒绝了业主们提出的由他和我两人讨论控诉的各项事务，并且拒绝了除和业主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谈判。

后来，他们根据鲍黎的建议，把我们的控诉交给了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要求他们提出意见和解决办法，结果这件案子在他们手里足足搁置了一年只差八天。在此期间，我经常要求业主们给予答复，但是除了他们还没有接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但是，当他们接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时，究竟里面说了什么，我却从来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告诉过我，他们倒是写了一篇很长的咨文，这是由鲍黎起草和签署的，寄给了州议会，讲到了我的控诉书，抱怨我的粗鲁无礼和措辞不当，同时为他们自己的行动做了一些浅薄的辩解；最后表示，他们将会愿意解决问题，如果州议会派一个公正坦率的人和他们就这个问题谈判的话——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暗示我不是这样的人。

所谓措辞不当或粗鲁无礼，可能是指我在写给他们的文件中没有写上他们僭取的“宾夕法尼亚州真正的、绝对的业主”的头衔。我之所以没有写，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份文件中没有必要，这个文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用书面形式将我口头所讲的确定下来。

但是，在这耽搁期间，州议会已经说服州长丹尼通过了一项议案，业主们的财产也和人民的财产一样要纳税，这是争执的焦点，州议会也就没有答复业主们的咨文。

但是，当这项议案送到英国时，业主们在鲍黎的建议下，决定反对由国王批准通过。于是，他们在枢密院向国王请愿，接着定下了审案时间，他们雇了两位律师来反对这项议案，我也雇了两位律师来支持这项议案。

他们供述，这项议案的目的是想加重业主的财产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如果这项法律继续有效，由于人民对他们有反感，那么他们只能听任人民的摆布而捐税，他们必将会破产。

我们回答说，这项议案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估税员都是诚实而谨慎的人，他们立下誓言，要公平合理地估税，如果增加业主的捐税，他们每个人希望减轻自己的捐税而获利是非常渺小的，他们决不会因此而违背誓约。

根据我的记忆，这是双方陈述的要点；此外，我们强烈地指出了废除这一法律的危险后果，因为我们已经印发了十万英镑纸币供英王使用，用于英王的军务，现在这些纸币已在民间流通，一旦法律废除的话，人民手中的纸币就成了一堆废纸，许多人会因此而破产，将来再发行补助金就毫无把握了；我们还强烈指出了业主这种自私的品质，仅仅因为他们毫无根据地担心他们的财产会负担过高的税额，就强烈地坚持这一条。

讲到这里，枢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尔德勋爵站了起来，向我招了招手，当律师们正在辩论时，他拉着我到了秘书室，问我是否真的坚持在执行这项法律时，业主的财产不会受到歧视。我说当然。

“那么，”他说，“你不会反对立约担保吧？”

我回答道：“根本不会。”

然后，他叫鲍黎进来。经过一番讨论，双方接受了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建议。枢密院的秘书对此起草了一份文件，我和查理先生在上面签了字，他也是宾州的代理人，处理他们的日常事务。这时，曼斯菲尔德勋爵回到枢密院会议室，这条法律最后获得通过。但是，枢密院建议做某些修改，我们也保证把这些修改放在附件中，但是州议会却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枢密院的命令到达之前，这项法律第一年的捐税已经征收了。州议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估税员的工作，他们委任了业主的几位好友担任委员。经过充分的调查，他们一致签署了一份报告，证明他们发现估税工作是完全公正无私地进行的。

州议会认为，我订立的契约的第一部分，对于宾州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为它巩固了纸币的信用，当时这些纸币分布在全国各处。当我回来时，他们正式向我表示了感谢。然而，业主们对丹尼州长痛恨之极，因为他批准了这项议案，于是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威胁着要控告他违背训令，而这是他曾立约要遵守的。但是，他是奉将军之命行事，而且是为了英王的军务，在英国宫廷也认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所以并不在乎这些威胁，而且这些威胁也从来没有实现……（译注：因作者突然病逝而停止写作，全书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