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莫理斯州长在布拉多克失败之前，一直跟州议会纠缠不清，写了一份又一份的咨文，企图迫使州议会通过本州的防御经费而免征业主财产税，并且否决了州议会的所有议案，因为它们没有豁免业主财产税的条款。现在，危险和防务的需要更大、更迫切了，所以他向州议会的进攻更厉害，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但是，州议会还是坚持着，因为他们相信正义在他们这一边，如果他们让州长修改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将不得不放弃必要的权利。
在最后一批议案中，有一个拨款五万英镑的议案，的确，州长的建议只是修改一个字。议案原来说：“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征税，业主财产不得例外。”州长的修改虽然不大，只是将“不”字删除了，但是意义却有实质性的变化。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所有答复，我们一直都寄给我们在英国的朋友。但是，当这次战争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我们在英国的朋友一片哗然，指责业主不应该对他们的州长发出这样非正义的卑鄙训令；还有人甚至说，既然他们破坏了他们殖民地的州防务，那么他们就应该丧失对该殖民地的权益。他们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就发出命令，让他们的岁入征收总管捐助五千英镑，而不论州议会通过多少州防务经费。
州议会接到了这份通知后，就接受了这五千英镑，作为他们应缴纳的总税代金，并提出了一项附有免税条款的新议案，议案随之通过了。根据这项决议，我被任命为处理该项经费的委员之一，这笔拨款有六万英镑。我积极参与了起草这项议案的工作，并使它得到了批准；同时，我起草了一项议案，建议建立和训练义勇军民兵，结果它在议会中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通过了，因为我们在议案中注意到了给教友会教友自由。为了建立组建民兵所必需的团练，我写了一篇对话，提出了我所能想到的对这种民兵的反对意见，并加以答复。这篇对话印行之后，就像我所想的那样，产生了很大的效用。
当城市和乡村的几个连队正在组建和训练的时候，州长请我去接管我们的西北前线，那里经常有敌人出没，需要组建团练，修建炮台，以保卫当地的居民。我接受了这项军事任务，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很有资格做这件事。他授予了我一份全权委任状，还有一包空白军官委任状，以便颁发给我认为合适的人。
我在组建民兵时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很快就有了五百六十个人，由我来指挥。我儿子在上次攻打加拿大的战争中，是军队的一名军官，他就当了我的副官，给我了很大帮助。
印第安人已经焚毁了纳登荷，这是摩拉维亚派教友居住的一个村庄，并且屠杀了当地居民；但是，这里却是修建炮台的好地方。为了向纳登荷进军，我在伯利恒集合了部队，这里是摩拉维亚派教友的主要聚集地。我惊奇地发现，伯利恒的防御非常好，因为纳登荷的灭顶之灾使他们感到了极度的恐惧。
这里的主要房屋都是用栅栏防卫的，他们从纽约买来了一些武器弹药，甚至将许多铺路石放在他们那高大的石头房子的窗户之间，好让他们的妇女砸向任何企图入侵的印第安人的头部。全副武装的教友们，也在轮流防守，就像任何驻防城市的守备队一样，非常有系统地交替休息。
在和斯邦根伯格主教谈话时，我提到了我的惊奇，因为我知道他们获得了议会的特许，使他们免除了在殖民地的服役义务，我猜想他们是真的反对服兵役的。他回答我说，反对服兵役并不是他们确定的原则之一，但是他们在获得议会特许时，有人认为他们的许多信徒是反对服兵役的。然而，这一次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只有极少数人还保留着这一信仰。看来，不是他们欺骗了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欺骗了州议会；但是，当常识和眼前的危险变得很强烈时，是能够克服一些怪念头的。
一月初，我们开始了修筑炮台的事宜。我派了一个分队前往密尼辛克，命令他们修建一个炮台，以保护那个较高地区；我又派了另一个分队，带着类似的使命去较低的地区。最后，我自己带着剩余的人马去纳登荷，在那里，我们认为必须立即修建一座炮台。那些摩拉维亚派教友为我提供了五辆马车，搬运我们的工具、粮草、军火、行李等物品。
就在我们刚准备离开伯利恒时，有十一个农民被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农场赶了出来。他们来找我，请求给他们火器，那样他们就可以回去救回他们的牲口了。我给了他们每人一支枪和一些配用的子弹。
我们还没走几英里，天就开始下雨了，而且持续了一整天。在路上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躲雨的地方；直到将近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德国人的家中，在他的柴房里，我们挤在一起，浑身都湿透了。
幸亏我们一路上没有遭到袭击，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是最简陋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士兵也没有办法使枪杆保持干燥。印第安人在这方面有巧妙的办法，可是我们却毫无办法。就在那天，印第安人碰到了上面提到的十一个可怜的农民，杀死了他们当中的十个。那个逃出来的幸存者说，他和他同伴的枪开不了火，因为枪管被雨淋湿了。
第二天，天气很好，我们继续上路，到了荒凉的纳登荷。这附近有一个锯木厂，在厂子的边上还有几堆木板，我们很快就用它们为我们自己搭建了一些临时营房。由于我们没有帐篷，因此，在这样酷寒的季节里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更加妥善地掩埋我们在那里发现的尸体，在这以前，乡里的村民只是草草地收殓了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们的炮台就计划好了，并且选好了台基，炮台的周长达四百五十五英尺，这就需要四百五十根栅栏，相互紧挨着排列在一起，每根栅栏由直径为一英尺的树干制成。我们共有七十把斧头，就立即动手砍伐木头，由于我们的士兵在这方面很能干，所以很快就干完了。我看到伐木的速度这么快，就好奇地望着我的表，当两个人开始砍一棵松树时，六分钟之内他们就将树砍倒在地了。我发现那棵树直径达十四英寸。每棵松树可以做成三根栅栏，都长达十八英尺，栅栏的一头被削得尖尖的。
当伐木工作正在进行时，我们其他的士兵就在四周挖了深达三英尺的壕沟，好将这些栅栏插到土里面。我们的马车车身也被拆掉了，连接前后两段辕杆的钉子被拔掉，前后轮被分开来，这样我们就有了十辆马车，两匹马拉一辆，将这些栅栏从树林中运到工地上来。
当栅栏立好以后，我们的木工又在圈内搭了一个木板做成的踏脚板，约有六英尺高，好让人们站在上面，从枪眼中向外射击。我们有一门旋转大炮，我们将它放在一个角上，只要装好就开炮，也好让印第安人知道——如果他们有人在附近的话——我们有了这种装备。这样，我们的炮台——假如这样雄伟的名称可以用于称呼这么简陋的栅栏的话——在一个星期之内建好了，尽管每隔一天就会下大雨，导致士兵们不能工作。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看到当人们工作时，他们觉得很满足，因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那么的好脾气，而且心情愉快，意识到自己完成了整整一天的工作，他们晚上就会过得很愉快。但是，在空闲的日子里，他们就桀骜不驯，争吵不休，不是挑剔伙食不好，就是经常发脾气。这使我想起了一位船长，他总是让他的水手们不断地工作。有一次，当他的副手来告诉他说，他们干完了所有的事情，再也找不到什么活让他们干了。“噢，”他竟然说，“那就让他们去洗船锚吧。”
尽管这种炮台是如此简陋，但是用来抵御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已经足够了。当我们站稳脚跟，在必要的时候也有了可退之地以后，我们就结成伴，大胆地搜索邻近的地区。我们并没有碰到印第安人，但是我们却在附近的小山上发现了他们用来躲藏并侦查我们行动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有一种似乎值得一提的巧妙的装置。这时是冬季，所以生火是必需的，但是假如在地面上生一堆普通的火，人们在远处就能看见火光，并知道他的位置了。因此，他们在地上挖了一些坑，直径约有三英尺，深度也差不多。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如何用斧头从倒在林中的烧焦的木头边上砍下木炭的。他们就用这些木炭在洞底生起了小火；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他们的身体躺在地洞四周草地上时留下来的痕迹，他们的腿悬挂在洞中，以保持脚上的温暖，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采用如此隐蔽的方法生火，敌人发现不了他们，也看不到火光、火焰和火星，甚至看不到烟。看上去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好像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所以即使他们想袭击，也很难占便宜。
我们请了一位热心的长老会牧师贝迪先生给我们当随军牧师，他向我抱怨说，士兵们一般都不来参加他的祈祷，也不听他的训诫。在他们入伍之初，我们除了发给他们饷银和伙食之外，还答应每天给他们一小盅甜酒，这会按时发给他们，一半是在上午，另一半则是在晚上，我发现他们来拿酒喝倒是非常准时的。因此，我就对贝迪说：“作为一名牧师，让你去管甜酒或许委屈你了，但是如果你在祈祷完后才分酒的话，他们都会来到你身边的。”他也很喜欢这个主意，就接受了这个职位，有几个人帮着他分酒，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祈祷会从来没有像这样座无虚席、按时不误过。因此，我认为与其用军法来处罚那些不参加祈祷的人，还不如用这种方法更有效。
这项工作刚刚完成，在炮台中储备了充足的粮草之后，我就接到了州长的一封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召集了州议会，假如边境的形势不需要我再在那里的话，就让我去开会。我在州议会的朋友也来信劝我，如果可能的话就去开会。现在，我的三个炮台已经建好了，居民们在炮台的保护下，也愿意留在自己的农场里了，于是我就决定回去。更令人高兴的是，一位新英格兰军官克拉普汉上校，在如何与印第安人作战方面颇有经验，他正好来我们这里访问，同意担任指挥官。我就给了他一份委任状，趁着检阅驻军时，我向全军宣读了委任状，并把他介绍给了全体士兵。我认为就他的军事才能而言，他比我更适合担任他们的指挥官。在对他们讲了一些勉励性的话之后，我就离开了。
我被护送到了伯利恒。在这里，我小住了几天，以消除疲劳。第一个晚上，我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简直无法入睡，因为这与裹着一两条毯子睡在我们纳登荷木屋的地板上，实在是天壤之别。
在伯利恒逗留期间，我大致了解了摩拉维亚派教友的一些习俗。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一直陪着我，而且所有摩拉维亚派的教友对我都非常友好。我发现他们是共产制，吃同样的伙食，一大群人都睡在集体宿舍。在宿舍里，我看到在靠近天花板的墙四周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开了一个气孔。我认为这些气孔为了空气的流通，所以开在上端是很合适的。我到他们的教堂参加了他们的礼拜仪式。在那里，我欣赏到了优美的音乐，他们还用提琴、箫、横笛、竖笛等乐器来伴奏风琴。我知道，他们讲道时不像我们平常那样，对着男女老少混合在一起的会众演讲，而是有时候召集已婚男子，有时候召集他们的妻子，有时则召集未婚的年轻男子、未婚的年轻女子和儿童分别集会。我曾听过他们较近的一次对儿童的讲道。男孩子由一个青年男子（他们的导师）带领，女孩则由一个青年妇女带领，进入会场后，排好队按顺序坐在凳子上。讲的内容似乎很适合他们的水平，讲道时用一种亲切而愉快的方式，仿佛劝导他们做乖孩子似的。他们很守纪律，但看上去脸色有点儿苍白，健康不良。这使我猜想他们是被关在屋子里太长时间了，或者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运动。
我调查了摩拉维亚派的婚姻习俗，想知道他们是否像传说中的那样，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配偶。他们告诉我，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采取这种抽签的方式。一般情况下，当一个青年男子准备结婚时，他就会告知他班上的长辈们，这些人又去和那些老年妇女商量，她们管理那些年轻女孩。由于这些男女长辈非常了解他们各自学生的脾气性格，所以他们最容易判断哪种婚配最合适。一般来说，他们的决定总是能得到尊重。但是，比如他们认为有两三个年轻女孩同样适合一个青年男子时，这才采取抽签的办法。
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认为如果婚姻不是由双方当事人来自愿选择的话，那么他们当中就可能会有人不幸福。
“他们也可能会不幸福，”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回答说，“即使你让当事人自己选择。”
对于这一点，事实上我也无法否认。
回到费城后，我发现团练事务进展得很顺利，除了教友会教友，其他居民几乎全都参加进来了。他们按照新的法律，把自己组建成许多中队，选出了他们的上尉、中尉和少尉。
B博士来看我，给我讲了他在宣扬团练法律方面所做的努力，并且将其成就归功于这种努力。而在这以前，我自认为这项法律完全是由于我那篇《对话》才通过的；但是，我想他或许也有道理，所以我就让他保持他的观点——在此情况下，我想这一般都是最好的办法。
团练的军官们开会推举我担任团队的上校，这一次我接受了。我不记得我们组建了多少个中队，但是我们有一千二百名英勇的战士列队游行，还有一个中队的炮兵，他们装备了六门铜质战地炮，他们使用这种战地炮非常熟练，每分钟能开十二炮。
我第一次检阅了我的团队之后，炮兵们护送我到了家中，并在我家门口放了几响礼炮，以对我表示敬意，炮弹还震落并打碎了我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我的新荣誉和这些玻璃也差不多一样脆弱，因为我们的团练不久就被英国政府废除了，我们的军衔也接着被撤销了。
在我担任上校的短短一段时期内，我有一次将要出发去弗吉尼亚，我团队中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应该护送我出城，直到下渡口。我正上马时，他们来到我的门前，全都骑着马穿着军服，有三四十人。我事前对他们的计划毫不知情，否则我会劝阻的，因为我生来就不喜欢在任何场所耍威风。他们的到来使我十分懊悔，因为这时我不能劝阻他们不要护送我了。但更糟的是，当我们开始前进时，他们拔出了他们的刀，一路上骑马持刀行进。有人把这件事写了一个报告，寄给了业主，这使他非常不满。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时，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隆重的礼遇，而且他的州长们也从未享受过这样的敬意。他说，只有王室血统的成员才配受到这样的待遇。这或许是真的，但是我不太清楚——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我对这种礼节都是一窍不通的。
然而，这一愚蠢之举却大大地增加了业主对我的敌意。在这以前，我在州议会中针对他的财产免税的有关言论，使他本来就对我怀恨在心。我一直强烈反对这种免税，而且我还严厉地谴责了他在要求这种特权时所表现出来的不道德。于是，他就向内阁控告了我，说我对英王的军务是一个巨大的阻碍，还说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来反对通过合理的筹款议案。他还列举了这次我和我的军官们列队游行的事情，说明我企图通过武力，夺取他手中对宾州的权力。他还请求邮政总长依福拉·福克纳爵士免掉我的职务，但是这一点用处都没有，结果只得到了依福拉爵士一顿委婉的训斥。
尽管州长与州议会之间摩擦不断，我身为一名议员，在这些争执中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不过我和州长之间依然保持了一种谦恭有礼的关系，我们从未发生过个人冲突。有时候我想，他之所以不抱怨或很少抱怨我，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他的咨文的回复都是由我来写的，而他曾做过律师，也许他认为我们两人只不过是诉讼双方的代理律师，他代表着业主，而我则代表州议会。因此，他有时候会来我家做一次友好访问，请我对一些疑难问题提点儿建议，有时他也会接受我的建议，尽管不是经常这样。
我们曾联合为布拉多克的军队采购过军需物资。当他令人震惊的失利的消息传来后，州长赶紧派人来找我，和他共同商量防止边境城镇居民逃亡之策。我现在已不记得我当时提了什么建议，但是我想我曾经建议他给丹巴写信，如果可能的话，让他暂时将部队驻扎在边境，以保护边境居民，等各殖民地援兵到达之后，或许可以继续征伐之旅；等我从边区回来以后，他可以命令我率领殖民地军队去征战，攻打杜昆堡，如果丹巴和他的军队忙着攻打其他地方的话。他提议任命我为将军。
我对于自己军事才能的估计，可不如他口头上对我的评价；并且我相信，他的口头评价一定超过了他的真实想法。但是，也许是他认为，凭着我的名望，将对征集士兵有所帮助，而且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也有助于州议会拨款支付军饷——或许此项拨款可以豁免业主的财产税。不过，当他发现我并不如他所预料的那样热心时，这项计划就搁浅了。不久，他就离任了，继任者是丹尼上尉。
在继续介绍我在这位新州长任内进行的政治活动之前，在此不妨介绍一下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日益上升的声望。
1746年，我正在波士顿。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名叫斯宾塞的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他给我展示了一些电气试验。这些试验做得并不是非常完美，因为他的技术不太熟练。但是，由于这个题目对我而言是全新的，所以我惊喜异常。
我回到费城不久，我们的订阅图书馆收到了一根玻璃试管礼物，它是伦敦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柯林逊先生寄来的，还带有说明书，解释做这种实验时使用玻璃管的方法。我急切地抓住机会，重复我在波士顿看到的实验。在多次练习之后，我也能很熟练地做那些我们从英国寄来的书报中看到的实验了；同时，我还增加了几个新实验。我说多次练习，是因为有一段时期，我家经常来许多客人，他们都是来看这些新东西的。
为了让朋友们分担一些这种负担，我就让我们玻璃厂吹制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这些朋友也有了实验设备，到后来我们就有了好几个表演实验的人。在这些人当中，最主要的是金纳斯莱先生，他是我一位很有才华的邻居。他当时正失业，我就鼓励他表演这种实验来赚点儿钱，我还替他写了两篇演讲稿。在演讲稿中，叙述了实验的先后顺序、讲解了说明的措辞和方法，以便能做到由浅入深，从已知到未知。为此，他特意买了一套精美的仪器，以前我自己做的那些粗糙的小机械，现在都由仪器制造商精美地做了出来。他的演讲有很多人来听，他们听了极为满意。过了一些时候，他周游各殖民地，在各主要的城镇表演实验，因此积攒了一些钱。但在西印度群岛，做这些实验的确太难，因为那里的空气湿度太大了。
由于柯林逊先生给我们寄来的那根玻璃管和其他东西，使我们对他很感激，所以我觉得应当告诉他我们用这根玻璃管做实验所获得的成就。我给他写了几封信，讲了我们做的实验。他在皇家学会上读了我的报告，一开始皇家学会觉得这些报告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
我曾替金纳斯莱先生写了一篇论文，说明闪电和电是同一体，我把它寄给了密丘尔博士，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之一。他写信告诉我说，这篇论文已经在会上宣读过了，但却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然而，有人把这些论文给了福泽吉尔博士看，他却认为它们颇具价值，所以不应被埋没，并建议把它们印出来。柯林逊先生后来把它们交给盖夫，要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中发表。但是盖夫决定单独用小册子发表，福泽吉尔博士还写了一篇序言。看来，盖夫对他的生意判断是对的，因为加上后来陆续寄去的文章，这本论文集扩充到了厚厚一本四开本，出版了五次，而他却没出一分钱稿费。
但是，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论文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这本论文集偶然落入了德布丰爵士手中，这是一位驰名法国乃至全欧洲的、极富真才实学的科学家，他敦促戴立巴尔德先生译成了法文，并将它们在巴黎出版。这次出版却激怒了皇家科学导师诺莱特神父。他是一个能干的实验学家，以前提出并发表过一套电气理论，当时甚为流行。他最初还不相信这些论文是从美洲来的，并且说这必然是他的论敌为了贬损他的体系，而在巴黎捏造的。后来，他知道在费城的确有这样一个叫富兰克林的人，尽管他以前怀疑过。他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的信札，主要是写给我的。他在信札中为他的理论辩护，否认我的实验，以及我从实验中获得的结论的真实性。
我曾经想回复他，而且已经开了个头，但考虑到我的论文已经讲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核实，否则也不值得辩护了；论文中的观点是作为一种假设提出来的，并不是什么武断的教条，因此我根本不必为此辩解。我又想到两人之间的争辩是采用不同的语言，由于翻译上的错误或误译所引起的相互之间的误解，可能会被大大延长，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的话就是因为翻译中的一处错误而引起的，于是我决定不做任何辩解，认为与其花时间辩护已经做过的实验，还不如把我剩余的时间用来做新的实验。
所以，我从来没有答复过诺莱特先生。事实也证明，我保持沉默是对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学会的会员M·李罗先生出来为我辩护，驳斥了他。我的论文被译成了意大利语、德语和拉丁语，书中的学说也逐渐被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接受，它们取代了诺莱特神父的学说。所以，他在死之前看到的是他自己成了他的学说的最后信徒——例外的是巴黎的B先生，他是他的学生和学说传承者。
使我的书特别迅速和广泛地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书中提出来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个实验是戴立巴尔德和德罗两位先生在马莱做的，其目的是把云层中的电引到地下来。这件事引起了各地人们的注意。德罗先生有一套做实验的设备，并且讲授实验科学，他就着手重复他所谓的“费城实验”。这个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过后，巴黎全城喜欢热闹的人都聚集来看。我就不再重复这个重要实验的经过，以及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了，这次实验获得了成功，使我感到无限快慰，因为这两件事都记载在电学史上。
赖特医生，一位英国科学家，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他是皇家学会的会员），讲了国外学术界非常重视我的实验，而且外国的学者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上宣读过的信件。著名的沃特森博士简要地报告了过去曾经宣读过的以及在那以后我寄给英国的所有关于电气的通讯，并且对我大加赞扬。
这份报告后来发表在他们的刊物中。在伦敦的一些会员，特别是天才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这个试验，那就是用一根尖针也可以把云层的电引下来，并把这个结果报告给了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当初轻视我的错误；并且作为弥补，他们对我十分优待，在我没有申请的情况下，就主动选举我为皇家学会的会员，给了我这份荣誉，而且决定不让我缴纳入会费，这有二十五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给我寄他们的刊物；同时，他们还将葛德弗雷·柯普立爵士1753年的金质奖章授予了我。在授奖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费尔德勋爵还发表了一篇措辞非常雅致的演讲，高度赞扬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