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清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要评定李鸿章这个人物，就要对李鸿章所属的国家，及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两个方面，都不能没有深刻了解。

一是李鸿章所属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来君主专制的国家，又正好赶上专制政体发展到成熟，达到极限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入主中原成立的统一国家，又正好赶上杂居和统治已久，汉族权利逐渐恢复的时代。

评论家们动不动就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权臣，这个说法界定的标准是什么。即使如此，如果把李鸿章与两汉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相比，与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大臣们相比，那李鸿章的权利则远远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回顾古代中国的权臣，他们都是专权独断、擅自作威作福、挟持君主、天下人不敢正视，从而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却是忠直不二，并无非分野心，这也可说是纯正的大臣了；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看近代各国的权臣们，他们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务、按自己意愿把持操纵、不回避嫌猜和责难的人，而李鸿章却是因循守旧、不自振作、缩头缩尾、无所成就，这可说是个庸碌的大臣了。即使这样，李鸿章所处的时代，还是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的，在此我试着与读者一起放大、放明我们的眼光，上下古今，逐一分析。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这是全天下的人所共知的。虽然，这个专制政体，也在因循着进化论的原理，渐渐发展并发达起来，到现代中国，开始走向圆满，所以所谓权臣的权力，到今天几乎被剥夺削除完了。回溯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可说是千百年来最大的权臣了。那时候可说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万中取千，千中取百，一层层选拔上来的。如同一棵大树，树枝如果太强大，必然会伤了树干，这是势所必然的。自两汉起，天下成一统，中央集权的政体逐渐生成，但其根基还没稳固，所以外戚掌权的祸乱特别严重。像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相继而起，其权势炙手可热，王莽趁机篡夺了汉朝的江山，此时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可说是贵族政治的余波了。如果没有相当的家世门弟，绝不敢有掌握大权的非分之想。范晔在《后汉书》中说到张奂、皇甫规等人，虽功劳盖世，名声传四海，举手投足间，几乎可决定天子性命，但面对天子还是不顾形象地恭敬跪拜而毫无后悔之心，这就要归功于“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的作用了，这理应如此吧。然而此时贵族掌权之风气并未衰落，所以如没有贵族的出身和资历，是不敢有不轨之二心的。这可说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

至董卓以后，各路豪杰纷纷而起，曹操趁机窃取了高位，靠武功成为权臣的应该说是从曹操开始的。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走的这条武功夺权的道路。这是权臣中的第二类。又如秦朝的商鞅、汉代的霍光、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平民家庭，并没什么家世背景和依靠，却能凭自己的才学被主上赏识信任，从而委以大任，得以实行自己的志向，全国上下都俯首听命，一时间大权在握，无人可及，其权势几乎相当于近代君主立宪国家中的首相了。这是权臣中的第三类。还有一类层次在下面的权臣，他们花言巧语，讨好献媚，取悦主上，窃取国家的大权，却带给百姓祸乱和悲惨命运，如秦朝的赵高，汉代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都是些气度狭小，见识浅陋的强盗一样的人物，其实不值得充数的。这些是权臣中的第四类。以上四类，可以说把中国数千年来所出现的权臣，都大致包括进去了。

简言之，越是古代权臣越多，越到近代权臣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权臣势力的此消彼长，和专制政体的发展进化成比例关系，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应有两大原因：一因传统儒家思想的渗透教育，二因雄才大略之君主的谋略和努力。当初，先哲孔子看到周朝末年贵族政治所存在的极大弊端，就思考着如何通过一个明君来安定天下，所以在贵族势力恣肆猖獗时，他就著书立说，建立起儒家思想这个理论体系来教化民心，并一再解释、谆谆诱导，强调其作用和意义。

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开始承袭、完善并利用儒家思想，以此树起君主的权威。汉武帝尊崇标榜六艺，而罢黜百家之思想学术，专门弘扬儒家思想来教化并统治天下，天上地下、天子与臣民的尊卑关系更加明显，天下人才开始认识到权臣现象是应该被指责诟病的。之后两千年来，都以此儒家思想作为国民教育的核心思想，宋代学者又进一步补充、弘扬这种思想，使之基础更加稳固，凡是上流社会的官员、名流，及洁身自好的人，无不悉心学习，检点自己的言行以遵守之。儒家的思想和义理既然已深入人心，自然就消除了人心中的野心和飞扬跋扈之气，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儒家思想。如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到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都是受此思想影响很深刻的人。加之历代的君主，有鉴于国家兴亡之原因和补救之方法的思考和研究，其方法日益完善周密，所以贵族势力的权柄，到汉代末年几乎已消失殆尽。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对待功臣，都给予优厚的俸禄，却削夺其兵权；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对功臣，则是抓嫌疑定罪状，甚至满门抄斩，虽然做法和宽忍程度不同，但削弱其兵权以巩固自己作为君主的无上权威则是相同的。到了近代，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也被取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互相牵制，而皇帝则可执一条长鞭随意对他们进行统御。即使在朝中当十年宰相，在地方做官被封疆千里，但皇帝的一纸诏书一朝传令下来，就可能被削夺官职，束手就擒，被小吏押送，与平民百姓没什么区别，所以身居重要地位的人几乎没多少能有幸获免的，只好以持盈保泰来保全名声和身家性命，并以此自勉，难道是他们的性情修养比古人更好了吗？实在是势态所逼啊。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所以心存骄傲和野心的人就有所顾忌，不敢透露释放其志向，天下也就因此得以安定了。而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则常有如履薄冰之感，并以此为警戒，不想身居要职以避嫌疑，即使有国家大事，明知道自己应坚持原则，应有所担当，也不敢首当其冲地去力排群议，违抗圣旨。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人士，都是明哲保身主义者，非一朝一夕而成，而是由来已久，逐日形成的。

到了本朝（清朝），又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本朝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部落，逐渐强大，龙飞崛起，进而入主中原。以其数十万人的一个外来民族，统治人数上亿的汉族人，他们不可能没你我之区别，这是形势造成的。自从在云南、福建和广东设立三藩，任命降将为封僵大吏，结果造成尾大不掉、致使其犯上造反的危险形势，竭尽全力才将其平定，之后威权才又归于统一。所以两百年来，只有满人成为权臣的，而汉人中则没有。如鳌拜、和珅，如肃顺、端华等人，大致上可与前代的权臣相比的，都是满人。

算起来历次重大战役，除定鼎中原开国那一次战争，算起来历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都用八旗兵，用亲王贝勒或满人大臣督军。平常，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多处于备用的从属位置，对于国家政事，更是没有过问的权力。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有尊贵地位和很高声望，但不过是被人利用的臣子罢了。其余百官，更是微不足道的人物。所以咸丰朝以前，文武官员之重要职位，汉人从来没担任过（将帅中偶尔有一两人，则是汉军旗人）。

到洪秀全、杨秀清造反发难时，赛尚阿、琦善都以大学士身分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远征，结果延误了战机，使敌人实力得以发展壮大，至此才知道八旗兵已经落后不可用，汉人从此被委以重任的时机开始来临。所以金田战役，实际是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关键时期。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起兵于湖南、湖北，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但朝廷还是命令满人以大学士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靠汉人，但岂能因此就对汉人推心置腹呢？曾国藩、胡林翼全力与满人搞好关系，每当有军中事宜向朝廷请示汇报，总要请满人领衔；遇有军功，必要推满人为首功；上报奏折，总要等满人同意了才发，其谦谨虚心固然可敬，但内心的苦衷也实在可怜啊。看《曾文正集》，自攻破金陵（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每天都战战兢兢，如芒刺在背。以曾国藩的学识修养之深厚，尚且如此，更何况自信力不如曾国藩的李鸿章呢？所以我说：李鸿章之地位，比起汉代的霍光、明代的张居正，及近代欧洲、日本等所谓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大臣，还是远远不同的，形势造成了这样啊。

说到李鸿章的地位，更不可不明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表面上看，可说是位极人臣了。尽管如此，本朝自雍正朝以来，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军机大臣手里（同治以后，地方督抚的权力虽然日益增强，但也要看掌握在谁人手里，不可一概而论），所以一个国家政治举措上的得失功罪，军机大臣首先要负主要责任。虽然李鸿章作为总督、巡抚，与平常的总督、巡抚不一样，但要把近四十年来政务上的失败，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人，那么李鸿章也理当有不能完全接受的理由。现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中有实力者如下：

案语：在这个表中，满汉权力之消长由此可见一斑。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之前，汉人并无真正的掌权者，文祥和沈桂芬两人，实为汉人掌权的开始。其后，有李鸿章、翁同龢两人，孙毓汶、徐用仪又接其后，他们各人的贤能才智暂且不必讨论，总之同治以后，不只封疆大吏，汉人已占多半，就是内阁中枢，汉人的实力也迅速增强了。到一八九八年八月之后，形势又发生变化。这其中的内容，说起来话长，因与此书没直接关系，所以不详细介绍了。

由此可知，与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的都是哪些人。他们的贤能与人品不便细说，但总的来说都不是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理念的人。李鸿章面对俾斯麦所说的话，确实是真的啊。况且还有只会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还有别的人，这就是我之所以怜悯李鸿章的原因。只是我这个观点，并不是有意偏袒李鸿章而为之开脱，即使李鸿章果真有实权，能尽心力实行其心志，我认为他的成就也绝不可能超过今天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本就是个没有学识的人。而且，假使李鸿章为真豪杰，那他凭借自己所取得的地位，怎么不能够巩固增强自己的实力、广泛培植自己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于天下呢？像格莱斯顿、俾斯麦，难道就不会遇到阻力吗？因此，为李鸿章做辩护也似乎不应该了。虽如此，如果把中国政府政策上的某种失误归罪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本人也有罪不当辞、不值得同情的一面，但那些执政误国的内阁大臣们，反倒有理由推诿逃避责任，而我中国四亿人中放弃国民责任的，也将不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罪责。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李鸿章的处境、为他有所辩护的原因。至于他的功罪和人品影响，请允许我在最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