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他的古文运动

“唐宋八大家”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八位散文家。有人可能会好奇，初唐时王勃写得就很好啊，《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多美啊，还有刘禹锡，他的《陋室铭》《说骥》文字清新，构思独特，《天问》《华佗论》逻辑严密，结构严谨，都是难得的好文章。再说了，王勃、刘禹锡的文章我们好歹读过也背过其中的经典名句，苏辙、曾巩，谁想得起来他们二位写过什么？唐宋八大家的名单到底是按什么标准拟定的？

这“八大家”其实是唐、宋先后两次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唐朝的古文运动发起人为韩愈和柳宗元，而北宋的古文运动由欧阳修倡导。欧阳修是曾巩的老师，又对苏家父子、王安石有提携之恩，这些人在朝堂上斗得你死我活，但在文学创作上观点接近，都不喜欢对仗分明的骈句。王勃专写骈文，刘禹锡的文章往往骈散结合，并未响应古文运动的文学主张，所以虽然他们写得多，也写得好，但都没有被选入“八大家”。

韩愈为什么要搞古文运动呢？

一是因为他对当时流行的散文形式不满。我们已经学过先秦时代的政论散文和历史散文，水平也都很高，但到了魏晋年间，当时的人迷上了一种叫“今体”的写作形式。今体也叫“俪辞”，要求用对偶句，四言六言相间，也就是说，要四个字、四个字地对偶，六个字、六个字地对偶，两种对偶都得有，以体现音韵感和节奏感。

东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是四言对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都是六言对偶。

柳宗元给这种文体起了个新名字——骈文，他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今体从此得名“骈文”或“四六文”。“骈”字的本义是指二马并驾，用来比喻对偶句还蛮精准的。

骈文读起来不是挺铿锵有力的吗？韩愈怎么就看骈文不顺眼了呢？

其实自从隋朝开始，大家已经不怎么待见骈文了。文学创作是要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是指写什么，形式是指怎么写。举个例子，若要表达“我的小狗去世，我很难过”这一内容，可以选择用大白话来描写，也可以写首诗，白话也罢，诗也罢，都是形式。

骈文的创作过于追求形式美，语言太矫情了，内容上完全荒废，差一点的空洞无物，好一点的迂回曲折，写作渐渐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即使是光彩照人的《滕王阁序》，放在唐代，也得是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知道王勃在写什么，离普通老百姓非常遥远。韩愈对这种文风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写作的重点应放在内容上，而不是雕琢形式、卖弄文采，一篇文章即使句子再美，辞藻再华丽，缺乏内容就算不得好文章。

先秦、两汉时期批量涌现优秀作品，荀子写作会四个字、四个字地往外蹦吗？孟子需要讲对仗吗？司马迁的《史记》里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语言吗？这些文章没有一篇是用骈文的形式写的，词句全都长短不一，语言质朴浅白，但都流传千古，给后人很多启示。古文运动的“古”就是指这些作品，韩愈打的“复古”旗帜，是要恢复先秦、两汉散文单句散行的形式、自由奔放的风格、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性。

二是因为他对当时主流文章的内容不满。“安史之乱”后，又是藩镇割据，又是宦官专权，又是党争之祸，国家乱成一团，韩愈当然看不下去。如何打破现实的桎梏、实现社会理想呢？刘禹锡、柳宗元积极投身改革，不惜头破血流，韩愈则通过文化运动来唤醒人们沉睡的意识，潜移默化地改造每个人的思想。他主张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他最尊崇的儒家思想。在韩愈看来，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仁义”，他对“仁”的解释是“博爱”，即对人充满关怀和热爱，而“博爱”必须通过行为落到实践中，即为“义”。这样的初衷也决定了韩愈以及柳宗元在古文创作中，能看到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易，并且一再为穷苦人发声。

有人可能要问，韩愈为什么不搞个古诗运动，他写诗不也挺厉害的吗？

散文是古代政治文化生活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给家人写信要用到散文，为逝去的老朋友写悼文要用到散文，给皇帝上奏折也要用到散文，而且散文的篇幅比较长，更有利于作者传递思想。大家也不要担心诗歌没人管，同时代写诗更厉害的白居易操着这心呢，他倡导了新乐府运动，也是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乐府诗为汉代出现的诗体，所以新乐府运动包含了复古的意味。两个运动是互相呼应的。

我们再来讲讲韩愈的古文运动所提出的主张。

放在第一位的当然是推行古道，复兴儒学。韩愈的《师说》《原道》《进学解》等一系列文章都在弘扬儒家思想和价值，对当时流行于世的道教和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第二是重视文章的内容，反对形式浮夸、内容空洞的作品。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意思是，文章的气势就像水，语言就像浮在水上的东西。水势大，那么凡是能漂浮的东西无论大小都能浮起来。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关系也是这样，气势充足，那么语言的短长与声音的扬抑就都会适当。也就是说，只要内容本身是有质量的，我们不需要刻意雕琢语言，合适的语言会自然而然地从笔端流出。

第三是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韩愈以孟子“道统”的继承人自居，时时处处要求自己进行道德上的自律。他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意思是在仁义的道路上行进，在《诗》《书》的源泉里游走，不要迷失道路，不要断绝源头，终我一生都这样做而已。

第四是学习古人。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意思是，不是夏、商、周三代和西、东两汉的书就不敢看。三代两汉的作品包括孟子、荀子、扬雄、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韩愈从他们的作品中吸收营养。

第五是求新求异，反对抄袭古人。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意思是那些陈旧的言辞务必要去掉，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意思是古人所用的文辞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后人做不到这一点便进行剽窃抄袭。文学创作既然称之为“创作”，那就是要有新的内涵出现，模仿、抄袭就不能算创作。韩愈自己做得怎么样呢？他的《送穷文》中让拟人化的穷鬼和自己进行辩论；《祭鳄鱼文》是他出任潮州刺史期间所写，潮州有条大鳄鱼威胁百姓生命，韩愈用祭文的严肃口吻来警告鳄鱼不可继续作恶。这些文章都非常新颖有趣。

当时科举考试要求用骈文答题，这使得韩愈推行古文运动非常困难，此外，在推行过程中，他几次被贬，离开政治和文化中心长安，但他仍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坚持了一生。古文运动最终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继隋朝以来的古文改革成就，下开北宋古文运动之先河。苏轼给了韩愈很高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意思是他的文章使八代以来的衰败文风得到振兴，他对儒道的宣扬，使天下人在沉溺中得到拯救。

在柳宗元和韩愈去世后，古文运动很快销声匿迹，直到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领袖，才又掀起了古文运动的第二波，这一点我们在欧阳修部分还会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