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研究综述和未来展望(1)
郝志娟
摘要:随着外部不确定性(如新冠疫情)和数智化办公条件的逐渐成熟,办公情境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与传统面对面团队相比,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内涵和形式被拓展,团队绩效、决策和创造力等团队结果也受到了影响。为了填补目前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研究的空缺,本文首先梳理了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68篇相关文献,并基于IPO模型对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输入、团队过程、团队结果及边界条件进行了全面系统化综合述评。进一步总结已有研究不足,从整合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研究集群、拓展虚拟办公情境下团队领导研究、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影响以及延伸虚拟化工作团队的数字化效能研究四个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推动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相关研究,为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虚拟办公;远程工作团队;虚拟团队;计算机中介团队
作者简介:郝志娟(1999—),河北邯郸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随着外部不确定性(如新冠疫情)和数智化办公条件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新的工作模式开始涌现,虚拟办公就是其中之一。虚拟办公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据估计,自2016年起,至少有43%的美国劳动力在一段时间内远程办公(Vyas et al.,2021),中国大量企业因新冠疫情的冲击也开始采用远程办公模式。同时,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员工可以在任何有技术访问的地方工作,从而减少了对固定办公地点的依赖。比如,全球已有50多万家企业采用Yammer办公,Facebook也推出了Workplace在虚拟协作领域展开竞争(Waghmare, 2018)。此外,调查数据显示,96%的商业专业人士报告使用计算机这种媒介进行频繁的工作互动,即计算机中介工作(Larson et al.,2020)。随着办公情境虚拟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新情境下的工作团队内涵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同于传统面对面(Face to Face,FTF)工作团队,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成员分布在不同的时空,并通过技术媒介进行沟通,能够解决越来越复杂多变的问题,主要包括远程办公团队(telecommuting team)、虚拟团队(virtual team)和计算机中介(Computer-Mediated Work,CMW)工作团队三种形式(Raghuram et al.,2019)。
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且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文献综合述评。已有研究探讨了虚拟团队的定义,并回顾了虚拟团队的输入、过程及结果(Martins et al.,2004;杨俊辉,2008);在远程办公中则重点关注对个体层次的影响,比如,探讨了在线远程办公对于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幸福感和工作绩效的影响(霍伟伟等,2020)。但由于虚拟办公情境下三种形式工作团队之间并无清晰边界,存在一定程度交叠,而现有相关研究综述仅片面地从单个形式论述,缺乏对虚拟办公情境下三种形式工作团队的整体综述,且远程办公相关研究重点关注个体层次而缺乏对于团队层次的全面探讨,难以更系统化探究虚拟办公情境下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本文将结合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三种形式,系统化整合团队层次研究现状,基于IPO模型对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过程及边界条件相关研究进行综合述评,以深层次发现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管理的潜在规律。
基于此,首先,本文从谷歌学术、EBSCO、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CNKI)等网站进行题名、摘要和关键词检索,分别以“虚拟办公”(virtual work)、“远程办公”(telecommuting)、“远程工作”(remote work)、“虚拟团队”、“计算机中介工作”、“计算机中介”(Computer-Mediated,CM)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随后手动对初步搜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剔除了与虚拟办公三个研究类别相关性不强及工作团队以外的文献,最终得到中英文实证研究68篇文献,用于进一步分析和梳理。其次,本文回顾了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内涵及主要形式,并与FTF团队进行了对比;基于IPO模型对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输入、团队过程、团队结果及边界条件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从整合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研究集群、拓展虚拟办公情境下团队领导研究、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影响以及延伸虚拟化工作团队的数字化效能研究四个方面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本文综合述评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系统整理和评述,填补了当前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片面化研究的空缺,厘清了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内涵及形式,剖析了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过程及边界条件,同时基于已有研究提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可能的方向;在实践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虚拟办公方式,针对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综述有助于企业更高效地建立起适应虚拟办公情境的工作团队,并且帮助工作团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企业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内涵及形式
为了应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办公情境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虚拟办公成为一种新常态。同时,工作团队有了新内涵,即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中的成员分散在不同地方,并且对于技术十分依赖(Gibson and Gibbs, 2006;O'Leary et al.,2007;Walther et al.,2005),表现出分散和技术依赖两个主要特征:分散,是指成员之间在时空上的分布程度(Baruch, 2000;Hollingshead et al.,1993;O'Leary et al.,2007);技术依赖,是指成员在工作中使用通信工具的程度(Griffith et al.,2003;Wiesenfeld et al.,2001)。
除了内涵有了新的拓展,工作团队的形式也有了新的界定,虽然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焦点也各不相同,但其共同之处在于地理分散和技术依赖,主要分为远程办公团队、虚拟团队和CMW工作团队(Raghuram et al.,2019):一是远程办公团队使员工能够远离主要办公室去其他地方工作;二是虚拟团队利用来自遥远地方的、分散的高素质人才通过电子方式进行协作,及时响应客户需求;三是CMW工作团队,即许多员工开始使用计算机媒介进行工作和互动。
与传统FTF工作团队相比,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更加高效,能够通过团队过程的层次敏感性提高团队决策准确性(Hedlund et al.,1998),或是使用能够提供更多社会背景线索的沟通媒介和新兴技术提升团队绩效和满意度(Straus et al.,1994;Blanchard, 2021);但是,与FTF工作团队相比,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在人际关系上占有劣势,成员之间容易忽略非正式交流(Blanchard, 2021),不利于团队内部人际关系的建立。虽然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与传统工作团队相比存在不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团队信任、团队沟通等团队过程的帮助下,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也能够克服不足,高效地完成团队目标。
三、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相关研究综述——基于IPO模型
输入—过程—结果(IPO)模型是研究团队的主要框架,能够从团队输入、团队过程和团队结果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性探讨(Hackman and Morris, 1975)。本文通过深入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已有研究虽然对于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内涵、形式以及与FTF工作团队的比较有了一定认识,但缺少全面系统性分析。因此,本文借助IPO模型,揭示团队有效性运作的“黑箱”,阐明成员间基于组织集体目标的认知、语言等相互依赖的行为,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结果,接下来从团队输入、过程和结果及边界条件四个方面概述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
(一)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输入相关研究
团队输入变量代表了团队的设计和组成特征,已有研究探究了传播媒介/技术、团队分散、团队组成和团队领导四个方面的输入变量对团队结果的影响。
1.传播媒介/技术
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为虚拟办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系统,对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人际关系和团队行为等有重要影响。①远程办公团队成员回复的即时性会影响领导与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王海江等,2021),远程办公团队成员也更有动机做好印象管理(Barsness et al.,2005)。②在虚拟团队中,不同通信媒介的影响不同,使用文本电子信息能够传递团队情绪(Cheshin et al.,2011);使用视频会议能够提高团队互动有效程度(Hambley et al.,2007);使用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能够提高共享认知,促进团队发展(Leonardi, 2018)。③CMW工作团队使用不确定减少策略改善人际关系,促进团队成员社会情感交流(Rice et al.,1987),进而提高沟通效果(Tidwell et al.,2002)。
2.团队分散
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特征之一是分散,团队分散对于团队创新有利有弊。首先,在虚拟团队中,Muethel等(2012)发现团队地理分散可以通过计算机媒介提高团队信任,进而促进团队创新。其次,Gibson等(2006)通过对56个全球航空航天工业虚拟工程团队的研究发现,地理分散与虚拟团队创新呈负相关关系。
3.团队组成
团队成员是团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从成员的性别和认知风格出发,探究了团队组成对团队结果的影响。①关于团队成员性别,Ocker(2007)发现优势个体属于每个团队中的多数性别;②团队成员的认知风格是重要的前因变量,研究发现,具有内部、自由型和整体认知风格的人对远程工作团队具有更高的承诺(Workman et al.,2003)。总的来说,与传统的FTF工作团队相比,虚拟办公情境下团队成员更加多样化,能够为团队发展提供不同文化背景和地域的异质性知识,具有独特优势。
4.团队领导
领导力对于虚拟办公情境下办公团队的成功至关重要,远程办公团队的研究集中在领导成员关系方面,在虚拟团队中则更关注不同领导风格的效果。①在远程办公团队中,领导密切沟通分享信息,并在沟通中说明期望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团队共同发展(Bonet et al.,2017;Shockley et al.,2021),但有些领导对远程办公成员进行日常监控,这种行为不利于成员感知日常信任感,进而影响团队绩效(Zheng et al.,2023)。②在虚拟团队中,传统领导风格对团队结果有积极影响。变革型领导能够提升团队内部合作氛围,进而提高讨论效率、团队创造力和团队绩效(顾琴轩等,2017;Huang et al.,2010)。交易型领导能够提高团队任务凝聚力,有助于提高团队创造力和团队满意度(顾琴轩等,2017;Huang et al.,2010)。
虽然已有研究初步探讨了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中的领导风格,但现有研究缺乏探究虚拟办公情境下是否出现了新的领导力形式及其影响力。
(二)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过程相关研究
在IPO模型中,团队过程占据了重要位置,本文根据Marks等(2001)构建的团队过程分类模型,将团队过程划分为转化过程、行动过程和人际过程。
1.转化过程
转化过程关注对过往团队成果的反思、解释以及对未来行动的准备等方面,团队中的计划制订、战略共识达成等过程有助于提高团队有效性(Dechurch et al.,2013),尤其是在虚拟办公情境工作团队成员多样化的情况下。Huang等(2003)发现虚拟团队的目标设定与凝聚力、承诺、合作、决策质量等呈正相关关系,但对于虚拟团队来说,发展共同的愿景和使命十分困难,成员互动较少,难以建立统一的目的感(Blackburn et al.,2003),因此,正式的工作过程和战略是提高虚拟团队绩效的关键(Lurey et al.,2001),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团队规划、交流想法和就各种问题达成共识。
2.行动过程
行动过程,是指团队实现目标的行动,在前期计划制订的基础上,已有研究发现团队成员主要通过团队沟通和知识管理实现团队目标。
(1)团队沟通
团队沟通数量是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关键,研究发现,地理分散导致社会语境线索减少(Sproull et al.,1986),虚拟团队成员的交流少于FTF工作团队成员的交流总量(Bhappu et al.,1997),进而降低沟通效率和互动水平。另外,研究还发现,在CMW工作团队中成员交流减少,这种低水平的互动不利于团队发挥创造力(Leenders et al.,2003)。
(2)知识管理
团队知识的分享和获取有助于团队发挥创造力、取得较好的绩效(莫申江、谢小云,2009)。在虚拟团队中,需要团队成员对准备活动给予足够的关注,成员之间相互学习,促进个人成长、提高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团队有效性(Maynard et al.,2012),除此之外,当团队多样性较高时,可利用专长知识促进知识分享和知识整合(Robert et al.,2018;Klitmøller et al.,2013;Kanawattanachai et al.,2007),进而提高团队绩效和决策质量。
3.人际过程
人际过程,是指人际关系管理的团队活动,研究主要集中在团队冲突管理和团队信任方面。
(1)团队冲突
团队冲突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因为在做出决定之前,会由于冲突产生和考虑更多的替代方案(Jehn et al.,2001)。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地理分散容易导致团队冲突(Hinds et al.,2005),因此,虚拟团队管理冲突方式至关重要。可以将冲突管理行为分类,减少回避、调节冲突管理行为,增加竞争、合作和妥协冲突管理行为,进而提升虚拟团队绩效(Montoya-weiss et al.,2001)。
(2)团队信任
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团队信任得到了广泛研究,被认为是行动有效性的决定因素(McAllister et al.,1995)。在虚拟团队研究中,主要关注了团队信任和人际信任。①团队信任可以减少团队多样性和开放性信息对团队绩效的不利影响(Pinjani et al.,2013;Mesmer-Magnus,et al.,2011)。②人际信任可以降低地理分散和技术高度依赖对团队有效性的负向作用(Muethel et al.,2012)。
(三)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结果相关研究
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结果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团队绩效、团队决策和团队创造力三个方面。
1.团队绩效
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对于工作团队的绩效研究十分广泛,接下来本文分别对三种工作团队形式绩效进行综述。
①在CMW工作团队中,通过提高团队任务—技术匹配度(Fuller et al.,2009)和任务相互依赖程度(Straus et al.,1994)促进团队绩效的提升。但CMW工作团队因团队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规范性关系等而负向影响团队绩效(Driskell et al.,2003)。总的来说,在CMW工作团队中,对于技术高度依赖于团队绩效有利有弊。
②在虚拟团队中,根据任务特征选择合适的信息通信技术类型对于提升团队绩效很重要,在执行非常规任务时使用信息通信技术(Malhotra et al.,2014)、在团队互动时使用视频会议的沟通方式(Hambley et al.,2007)都可以提高团队凝聚力和团队绩效。
③在远程办公团队中,领导与成员分离会对团队绩效产生影响(Bonet et al.,2017),比如,在远程办公时,成员汇报没有使用视频等方式,其他成员会缺乏群体归属感,不利于团队凝聚力和团队绩效的提升(Blanchard, 2021)。相反地,Veinott(1999)发现,在远程办公中使用视频会议等方式能够提高团队谈判效率。
2.团队决策
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团队决策得到了大量研究。研究人员一致发现,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完成任务需要更多时间(Cappel et al.,2000;Hollingshead et al.,1996;Weisband, 1992),并且决策质量较低(Weisband, 1992)。研究发现,可以在虚拟团队中通过提升团队层次敏感性、提高任务—技术匹配度以及促进知识分享和整合来提高团队决策质量(Hedlund et al.,1998;Fuller et al.,2009;Robert et al.,2018);在远程办公团队中,领导可以利用领导—成员交换质量高的成员在团队决策中发挥影响力,进而提高团队决策质量(Gajendran and Joshi, 2012)。
3.团队创造力
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创造力也得到了大量研究。首先,在远程办公团队中,团队文化紧密性有助于降低团队越轨行为和提高团队创造力(Qin et al.,2021)。其次,在虚拟团队中,团队创造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能够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升(顾琴轩等,2021),或者通过团队成员的主动性人格构建高质量人际关系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升(余璇等,2022)。
(四)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边界条件相关研究
在虚拟办公情境下,研究人员在探究不一致的团队结果时提出了一些边界条件,主要包括任务类型和团队虚拟性。
1.任务类型
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团队的任务特征(常规性和相互依赖性)对多样化的工作团队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一是在虚拟团队执行非常规任务(vs常规任务)时,信息通信技术能够显著提升虚拟团队绩效(Malhotra et al.,2014);二是在执行依赖性较高(vs依赖性较低)的任务时,全球虚拟团队功能、深层多样性与团队信任、知识分享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较弱(Pinjani, 2013)。
2.团队虚拟性
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虚拟性程度是一个重要变量,团队虚拟性在新冠疫情和团队信任与团队结果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①低水平的团队虚拟性使新冠疫情讨论对团队越轨行为和团队创造力的负面间接影响更大(Qin et al.,2021);②当团队虚拟性高时,团队信任对团队效能的正向关系更强(Breuer et al.,2016)。与传统FTF工作团队相比,团队虚拟性具有FTF工作团队无法复制的优势。
综合以上述评,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研究现状整合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根据对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综述发现:①团队地理分散、技术依赖以及团队组成和领导对于团队形成有重要作用,但存在媒体丰富度和数量何时最有效的问题,以及对于有效领导风格的探究尚处于初级阶段;②团队交互发展可以分为三个过程,但已有研究对于具体交互形式有不同看法,比如,在团队沟通中使用媒介虚拟性的高低和团队冲突管理的方式等;③已有研究集中在团队绩效、决策和创造力等团队结果上,大部分研究认为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对于团队结果十分有效,但有学者认为这种有效性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才能实现的。综上所述,本文厘清了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内涵、形式及与传统FTF工作团队的区别,并基于IPO模型剖析了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团队输入、过程、结果及边界条件。
图1 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研究现状整合分析框架
四、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本文通过对虚拟办公情境下三种形式工作团队的全面系统化综述发现,当前研究对于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十分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通过述评发现该主题下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具体来说,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虚拟办公情境下三种形式工作团队研究十分割裂和分散;二是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团队领导研究缺乏新意,仍然关注传统领导力;三是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对于文化因素的关注十分有限;四是虚拟办公情境下仅仅关注技术和通信设备的作用,缺乏对数字化的全面应用。可见,关于虚拟办公情境下的工作团队研究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接下来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展望。
(一)整合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研究集群
虚拟办公情境吸引了多学科研究者进行研究,但由于研究方法相互独立,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研究领域被分割成不同的研究集群,即远程办公团队、虚拟团队和CMW工作团队,三者之间并无明确清晰的边界,因此相互独立不利于虚拟团队研究的系统可持续推进。此外,Raghuram等(2019)提出了帮助三种团队形式互相转化的提案,鉴于虚拟办公情境下三种团队形式的交叠性及动态性,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综述或实证研究探讨在虚拟办公情境下三种团队形式的交集与差异,比如,对于技术和通信设备的使用存在什么相同与差异等,进而对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研究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探讨虚拟办公情境下三种团队形式相互转化的动态机理。
(二)拓展虚拟办公情境下团队领导研究
领导是团队成功的重要因素,虽然虚拟办公情境下团队领导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框架。已有研究缺乏对虚拟情境下独特团队领导力的关注,不利于虚拟情境下团队领导力的深入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关注适合虚拟团队实际情况的新型领导者,比如,屈晓倩和喜存虎(2022)认识到虚拟办公情境下的悖论式领导能解决虚拟办公中的特色问题,为虚拟办公情境下发展符合实际的团队领导力提供借鉴。
(三)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影响
虽然学者已经关注到任务特征、团队虚拟性等边界条件的重要性,但缺乏对于文化情境的关注。虚拟办公起源于西方,相关理论更加适用于西方情境,缺乏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在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在中国的发展应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学者将远程办公团队特征(数字化、分离性和灵活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家文化、差序格局、关系文化)结合,探讨其对于上下级信任关系的影响(李文莲、王友凤,2021)。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在中国情境下虚拟办公的特色因素,比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家长式领导如何发挥作用,或者可以对在中国传统等级思想影响下的团队成员与领导的关系进行拓展研究。
(四)延伸虚拟化工作团队的数字化效能研究
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的特征之一就是技术依赖,虽然学者关注到传播媒介或技术对虚拟办公的影响,但仅仅局限于单一的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等沟通方式的探讨。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组织团队变得更加网络化和虚拟化(赵曙明,2022),可同时采用远程办公团队、虚拟团队或CMW工作团队推动数字化转型(李磊,2021)。未来研究可以关注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比如,可以借助虚拟办公对技术的高度依赖激发技术研发部门创新,或者利用虚拟工作团队已形成的规模经济影响传统团队,提高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
总之,组织行为学本身就是一门关注组织中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学科,随着办公方式越来越虚拟化,工作团队也受到了影响,虚拟办公情境下工作团队具有传统FTF工作团队无法复制的特点,探讨其如何规避劣势和发挥优势,进而帮助成员、团队及组织可持续发展是本文综述的初衷。
参考文献
[1]顾琴轩,张冰钦.虚拟团队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理:共享领导视角[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7,377(11):6-16,107.
[2]霍伟伟,龚靖雅,李鲜苗,等.主动及被动模式下在线远程办公影响效果研究述评与展望[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37(8):6-21.
[3]李文莲,王友凤.影响远程办公上下级信任的中国情境:基于传统文化视角[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35(6):58-65.
[4]莫申江,谢小云.团队学习、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基于IMOI范式的纵向追踪研究[J].心理学报,2009,41(7):639-648.
[5]屈晓倩,喜存虎.虚拟团队领导力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J].领导科学,2022(8):62-68.
[6]王海江,宋学静,龙立荣,等.远程办公情境下如何提升上级的信任感和绩效评价:解释水平理论视角下电子沟通即时性的作用[J].管理学季刊,2021,6(2):36-56,145-146.
[7]余璇,贺彬,刘美琳,等.人际关系视角下虚拟团队主动性人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J].软科学,2022,36(2):116-121.
[8]BARSNESS Z I, DIEKMANN K A, SEIDEL M D L. 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the role of remote work, demographic dissimilarity, and social network centrality in impression manag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 (3): 401-419.
[9]BARUCH Y. Teleworking: benefits and pitfalls as perceived by professionals and managers [J].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2000, 15 (1): 34-49.
[10]BHAPPU A D, GRIFFITH T L, NORTHCRAFT G B. Media effects and communication bias in diverse group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7, 70 (3): 199-205.
[11]BLANCHARD A L. The effects of COVID-19 on virtual working within online groups [J].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21, 24 (2): 290-296.
[12]BONET R, SALVADOR F. When the boss is away: manager-worker separation and worker performance in a multisite software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7, 28 (2): 244-261.
[13]BREUER C, HüFFMEIER J, HERTEL G. Does trust matter more in virtual teams? A meta-analysis of trust and team effectiveness considering virtuality and documentation as moderator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6, 101 (8): 1151.
[14]CAPPEL J J, WINDSOR J C.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 comparison of computer-supported and face-to-face group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0 (28): 95-107.
[15]CASTELLANO S, CHANDAVIMOL K, KHELLADI I, et al. Impact of selfleadership and shared leadership on the performance of virtual R & D team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8): 578-586.
[16]CHESHIN A, RAFAELI A, BOS N. Anger and happiness in virtual teams: emotional influences of text and behavior on others' affect in the absence of non-verbal cue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1, 116 (1): 2-16.
[17]DAVISON R B, HOLLENBECK J R, BARNES C M, et al. Coordinated action in multiteam system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97 (4): 808.
[18]DECHURCH L A, MESMER-MAGNUS J R, DOTY D. Moving beyond relationship and task conflict: toward a process-state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3, 98 (4): 559.
[19]DRISKELL J E, RADTKE P H, SALAS E. Virtual teams: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on team performance [J].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3, 7 (4): 297.
[20]FULLER R M, DENNIS A R. Does fit matter? The impact of task-technology fit and appropriation on team performance in repeated tasks [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9, 20 (1): 2-17.
[21]GAJENDRAN R S, JOSHI A. Innovation in globally distributed teams: the role of LMX,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and member influence on team decision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97 (6): 1252.
[22]GIBSON C B, GIBBS J L. Unpacking the concept of virtuality: the effects of geographic dispersion, electronic dependence, dynamic structure, and national diversity on team innova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6, 51 (3): 451-495.
[23]GOLDEN T D, VEIGA J F. The impact of superio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s on the commitment, job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of virtual workers [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8, 19 (1): 77-88.
[24]GRIFFITH T L, SAWYER J E, NEALE M A. Virtualness and knowledge in teams: managing the love triangle of organizations, individual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 MIS quarterly, 2003, 27 (2): 265-287.
[25]HACKMAN J R, MORRIS C G. Group tasks, group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group performance effectiveness: a review and proposed integration [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5 (8): 45-99.
[26]HAMBLEY L A, O'NEILL T A, KLINE T J B. Virtual team leadership: the effects of leadership style and communication medium on team interaction styles and outcome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7, 103 (1): 1-20.
[27]HEDLUND J, ILGEN D R, HOLLENBECK J R. Decision accuracy in computer-mediated versus face-to-face decision-making team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8, 76 (1): 30-47.
[28]HINDS P J, MORTENSEN M. Understanding conflict in geographically distributed team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shared identity, shared context, and spontaneous communication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5, 16 (3): 290-307.
[29]HOCH J E, KOZLOWSKI S W J. Leading virtual teams: hierarchical leadership, structural supports, and shared team leadership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4, 99 (3): 390.
[30]HUANG R, KAHAI S, JESTICE R. The contingent effects of leadership on team collaboration in virtual teams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0, 26 (5): 1098-1110.
[31]HUANG W W, WEI K K, WATSON R T, et al. Supporting virtual team-building with a G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03, 34 (4): 359-367.
[32]KANAWATTANACHAI P, YOO Y.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coordination on virtual team performance over time [J]. MIS quarterly, 2007, 31 (4): 783-808.
[33]KLITMØLLER A, LAURING J. When global virtual teams share knowledge: media richness,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language commonality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3, 48 (3): 398-406.
[34]KRAUT R E, FUSSELL S R, BRENNAN S E, et al. Understanding effects of proximity on collabo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remote collaborative work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137-162.
[35]LARSON B Z, VROMAN S R, MAKARIUS E E. A guide to managing your (newly) remote worker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20, 18 (2): 27-35.
[36]LEENDERS R T A J, VAN ENGELEN J M L, KRATZER J. Virtuality, communication, and new product team creativity: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3, 20 (1-2): 69-92.
[37]LEONARDI P M. Social med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hared cognition: the roles of network expansion, content integration, and triggered recalling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8, 29 (4): 547-568.
[38]LUREY J S, RAISINGHANI M S. An empirical study of best practices in virtual teams [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1, 38 (8): 523-544.
[39]MAGNI M, AHUJA M K, MARUPING L M. Distant but fair: intra-team justice climate and performance in dispersed team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8, 35 (4): 1031-1059.
[40]MALHOTRA A, MAJCHRZAK A. Enhancing performance of geographically distributed teams through targete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J]. Human relations, 2014, 67 (4): 389-411.
[41]MARKS M A, MATHIEU J E, ZACCARO S J. A temporally based framework and taxonomy of team process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26 (3): 356-376.
[42]MARUPING L M, AGARWAL R. Managing team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through technology: a task-technology fit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4, 89 (6): 975.
[43]MARTINS L L, GILSON L L, MAYNARD M T. Virtual teams: what do we know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4, 30 (6): 805-835.
[44]MESMER-MAGNUS J R, DECHURCH L A, JIMENEZ-RODRIGUEZ M, et al.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virtuality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in team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1, 115 (2): 214-225.
[45]MONTOYA M M, MASSEY A P, LOCKWOOD N S. 3D collaborative virtual environments: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collaborative behaviors and team performance [J]. Decision sciences, 2011, 42 (2): 451-476.
[46]MONTOYA-WEISS M M, MASSEY A P, SONG M. Getting it together: temporal coordina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global virtual team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 (6): 1251-1262.
[47]MUETHEL M, SIEBDRAT F, HOEGL M. When do we really nee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globally disperse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eams? [J]. R & D management, 2012, 42 (1): 31-46.
[48]O'LEARY M B, CUMMINGS J N. The spatial, temporal, and configu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 dispersion in teams [J]. MIS quarterly, 2007, 31 (3): 433-452.
[49]POSTMES T, SPEARS R, LEA M. The formation of group norm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0, 26 (3): 341-371.
[50]QIN X, YAM K C, CHEN C, et al. Talking about COVID-19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eam cultural tightness: implications for team deviance and creativity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1, 106 (4): 530.
[51]RAGHURAM S, HILL N S, GIBBS J L, et al. Virtual work: bridging research cluster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9, 13 (1): 308-341.
[52]RAVEENDHRAN R, FAST N J. Humans judge, algorithms nudge: the psychology of behavior tracking acceptance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21 (164): 11-26.
[53]RICE R E, LOVE G. Electronic emotion: socioemotional content in a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network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7, 14 (1): 85-108.
[54]ROBERT J L P, DENNIS A R, AHUJA M K. Differences are different: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media on the impacts of racial and gender diversity in decision-making teams [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8, 29 (3): 525-545.
[55]SHOCKLEY K M, ALLEN T D, DODD H, et al. Remote worker communication during COVID-19: the role of quantity, quality, and supervisor expectationsetting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1, 106 (10): 1466.
[56]SPROULL L, KIESLER S. Reducing social context cues: electronic mail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J]. Management science, 1986, 32 (11): 1492-1512.
[57]STRAUS S G, MCGRATH J E. Does the medium matter? The interaction of task type and technology on group performance and member reac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4, 79 (1): 87.
[58]TIDWELL L C, WALTHER J B.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ffects on disclosure, impressions, and interpersonal evaluations: getting to know one another a bit at a time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2, 28 (3): 317-348.
[59]VAN ZOONEN W D, VESTAL A. Bridging the social chasm in geographically distributed R & D team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lational strength and status asymmetry on the novelty of team innovation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5, 26 (3): 811-829.
[60]VYAS L, BUTAKHIEO N. The impact of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COVID-19 on work and life domains: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Hong Kong [J]. Policy design and practice, 2021, 4 (1): 59-76.
[61]WALTHER J B, BUNZ U. The rules of virtual groups: trust, liking, and performance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5, 55 (4): 828-846.
[62]WEISBAND S P. Group discussion and first advocacy effects in computermediated and face-to-face decision making group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2, 53 (3): 352-380.
[63]WIESENFELD B M, RAGHURAM S, GARUD R.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ong virtual workers: the role of need for affiliation and perceived work-based social suppor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1, 27 (2): 213-229.
[64]WORKMAN M, KAHNWEILER W, BOMMER W.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style and media richness on commitment to telework and virtual teams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3, 63 (2): 199-219.
[65]WU Y, ANTONE B, SRINIVAS A, et al. Teamwork in the time of COVID-19: creating, dissolving, and reactivating network ties in response to a crisi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1, 106 (10): 1483.
[66]YANG S W, SOLTIS S M, ROSS J R, et al. Dormant tie reactivation as an affiliative coping response to stressors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1, 106 (4): 489.
[67]ZHENG X, NIEBERLE K W, BRAUN S, et al. Is someone looking over my shoulder? An investigation into supervisor monitoring variability, subordinates'daily felt trust, and well-being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23 (44): 818-837.
(1) 本文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蒿坡和谭乐老师共同指导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