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合作化时期：土地农民所有、互助合作经营

土地改革虽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却保留了土地私有和买卖转让制度，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也出现了新的剥削和高利贷等问题。土地改革后许多农民底子薄，依靠单个家庭很难抵御自然灾害等风险，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困难重重，更无力进行村庄公共建设，出现了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的趋势。个体小农小规模分散经营，生产能力非常有限，无力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大规模改造和建设，也难以适应国家工业化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有计划的国家建设难以适应，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4)在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若任凭小农经济自然发展，农村将会出现贫富分化和新的剥削，党在农村的革命成果就会丧失。

通过合作社等方式引领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改造小农经济，引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党内基本达成共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犯极大的错误。”(5)

为了克服农民分散经营的困难，提高农民建设农村和发展生产的能力，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引导农民互助合作，提出了按照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提倡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1952年底，在党和政府正确引导和指导下，全国已有40%的农户加入了各种形式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6)。1953年，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就提出发展农村经济有两条道路、两种方法，“一是让个体农民向富农高利贷去借债，去当雇工，出卖劳动力，廉价出卖农产品，……这就是让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破产贫困。这是让农村资本主义漫无限制泛滥发展的道路。另一条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大家富裕”(7)，这是大多数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道路。

1953年底，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农民组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号召农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1955年夏季之前，由于提倡多种合作形式，加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互助组和初级社都有了发展，高级社也处于试办过程中。初级社由1953年的1.5万个发展到1955年的63.3万个，规模由每社18.1人增加至26.7人(8)。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过渡，基本遵循了自愿互利原则，顺应了农户互助合作的需要。初级合作社较好地处理了公平与效率、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克服了农民个体经营的局限性，农民自身也体会到组织起来统一经营的优越性。我国农村形成了农户个体经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国营农场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及购销、资金等专业合作共同发展的格局，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50—1955年，全国粮食增长39.2%，农业产出增长44.6%(9)。

1955年夏，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提出“砍掉”一些农业社，最多发展100万个初级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根据新中国面临的错综复杂环境，从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国家工业化战略大局出发，提出适度加快初级社发展，全年发展130万个，并批评了个别领导人滞后于群众实践、过于保守的错误。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大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潮随之掀起。同年春，各地农村大办高级社，并形成了“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群众运动”，全国农户的80.3%已加入初级社，近一半加入高级社。1956年底，农户总数的96.3%加入了合作社，其中87.8%参加了高级社，完成农业合作化原本预计用三个五年计划，实际仅用了3年多(10)。1950—1957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数量、规模变化情况如表1-1所示。

表1-1　1950—1957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数量、规模变化情况(11)

高级社的建立使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生产队取代农民家庭成为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均由生产队统一支配，取消了土地按股分红，实行按劳分配，小农经济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制度彻底瓦解。农村社会面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被打破，集体观念增强，农民由小生产者变为集体组织成员，克服了个体经营的困难，互助合作，依托集体的力量进行基础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乡村社会，为推进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农村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农村社会和农民的改造完成。

“一五”期间，农业生产遭受自然灾害，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自然灾害艰苦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了24.7%，由483.9亿元增加到603.5亿元，比1949年的325.9亿元，则增长了85.1%。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0.9亿斤(12)（见表1-2）。

表1-2　1949—1957年农业生产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白光，李永全．中国农业发展之路［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79-81．

五年间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经常泛滥的主要河流上建成了许多大水库和水利工程，如安徽的梅山、佛子岭，河南的南湾、薄山、白沙、板桥，北京的官厅等。根治黄河的主要工程——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也于1957年4月开工。1957年灌溉面积21809万亩，改造洼地易涝面积19446万亩。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见表1-3）。(13)

表1-3　1952年、1957年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14)

农业合作化还推动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1952年至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4%，由343亿元增加到784亿元。轻工业1957年比1952年增长83%，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35.5%增加到1957年的48.3%，产量增长2.2倍，机械设备自给率达60%以上，为我国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多年，同工业起飞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15)。

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不仅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风貌和农村的社会风气。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及其对农村经济社会的极大推动表明：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把农民合作的积极性和国家力量的推动有机结合起来，让小生产者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把农民组织起来产生的集体力、协作力，是个体小农经济难以比拟的，符合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要求，让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