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试图通过分析任正非在华为创设、掌舵、管理过程中的所说、所做，将其管理思路及其底层逻辑进行解构、重构，并汇总成一个条理清晰、逻辑自洽、结构直观的框架，以求实现对任正非管理哲学全面、深刻、简洁的总结，同时为企业决策人和管理者提供思想和观念上的对照、参考、启发、触动及改变。因此，本书所引用的资料和对任正非哲学的分析，都是以1987年华为公司（简称华为）的创设为起点，不涉及任正非早于该时间节点的经历和思考。

得益于任正非创设华为以来几十年间在管理哲学上的一致性，虽需要阅读和筛选其超过一千万字的谈话和文章，在总结、论述、分析、提炼其宏观脉络、内在要点和解构要素时，作者团队并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在引用大量资料时，我们有针对性地平衡任正非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听众和读者对象（员工、媒体、同行、论坛听众、各行业商业领袖、赞助院校等）所谈的内容占比，从而有助于读者了解其思维和观点的广度、深度、多样性和演变，以及格外鲜明和重要的一点——总体上的一致性。读者很有可能会和作者一样，发现除与具体时空关联的细节及议题外，任正非的谈话内容或文章，与其管理哲学、观点等内容的发表时间，并未体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这种时效性的缺位，从侧面反映了任正非早年，尤其在创设华为之初，其思维的深刻性和鲁棒性。这种深刻性和鲁棒性，在华为成立之日起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上，无疑极大地帮助任正非和华为避开了大量的发展陷阱，节约了大量的试错成本。当然，没有任何人可以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在急剧发展、剧烈动荡、瞬息万变的ICT领域，扮演上帝和预言者的角色，因此，任正非思维的深刻性和鲁棒性，仅属于方法论层面，并不适用于预测、决策，以及执行层面。

本书以对华为成长历史和任正非管理思路较为熟悉的朋友为目标读者。除因行文需要的引用外，本书不会对华为参与的业务领域及其演变、公司发展历史、过往重大事件、管理体系细则等进行系统回顾、归类及总结。

因此，本书作为一本可独立阅读的著作，虽足以给广大读者提供关于任正非哲学的全面解构和总体重构框架，但对于不熟悉华为管理风格和任正非管理思路的朋友，对这些解构和重构的逻辑是否成立、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恰当，尤其是对总体重构框架能否准确而客观地吻合华为的实际运营和任正非的深层哲学，或许就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

不过，对于这一部分想通过本书来了解任正非哲学的朋友，本书既可以帮助他们对华为管理实践和任正非管理思路有一个全面的结构性认识，也可用作未来针对华为和任正非更多研究的参考资料和模板，并按自己的理解，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增删，以及改造。

本书使用的“任正非哲学”这一表述，就是对上述任正非底层思维和管理逻辑的统称。在本书中，哲学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学科，而是一个人在信仰、态度、方法、路径和风格上的基本脉络，且这些脉络具有长期、稳定、鲜明的特点，足以使具备这种哲学的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因此，本书所用的“哲学”二字，在遵循其一般定义的基础上加以扩充，比一般应用环境中“哲学”概念的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广泛，层次更为多样。具体来说，本书所说的“任正非哲学”，包括以下三个领域：

世界观：它是指任正非对人类社会整体、人类社会成员间的关系、成员和整体间关系的基本观点。这种基本观点有可能是基于个人经验而自发形成的，也有可能是基于系统思考而主动发现的，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是结合自发形成和主动发现两种路径而产生的。在后两种情况中，世界观的形成和方法论的应用是密不可分且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世界观可以部分决定对方法论的采用，而方法论的采用也可以部分决定世界观的形成。

方法论：它是指任正非所采用的认识世界、融入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体系。相较于世界观，方法论多了“融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求，是建立在世界观基础上的行动准则。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世界观决定了采用何种方法论，例如一个虚无主义者不可能采用乐观主义者的方法论，而一个尊重人类多样性的人，则会倾向于遵循包容和合作的方法论；另一方面，方法论也可以部分决定世界观的形成，例如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就不大可能形成在个人、公司及国家层面上唯我独尊的世界观，而坚持目标专注和资源集中的方法论，就必然会导向开放与合作的世界观。任正非的方法论有时会直接体现为管理哲学的原则或手段，例如对待主业的专注、对对外合作的坚持、对奋斗精神的提倡等；有时则会作为原则而间接体现为某些管理哲学，例如保持危机意识作为一种方法论，在管理中体现为在基础研究中的投资及防止突然死亡的“备胎”计划。同时，部分解构要素会由于解构角度和目的的不同而出现在不同的模块中。因此，读者会发现有些相似的表达会同时出现在方法论和管理哲学两个领域中。

管理哲学：它是指任正非在创设、运营、管理公司中进行预测、分析、判断、权衡、决策、执行、防错、监测、控制、变通、改善、变革、宣传、组织、引导、激励、奖惩、总结、固化等领导和管理行为时所采用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手段。“哲学”二字在这里展现的是其“宏观性、基本性、总体性”含义，而非作为一门学科的思辨体系。从总体上说，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是任正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逻辑结果，但同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一定会推导出同一套管理哲学，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质上较为宏观和宽泛，不仅适用面广、应用角度多，而且推导程度也是多种多样。每一个具有管理实践经验的个体，必然会基于自身的理解深度、目标追求、人生经验、所处环境、个人习惯、资源配备、条件限制、发展阶段、偶然无常等，推导、摸索、发展、采用，最终形成特定的管理哲学。

在每一个世界观、方法论和管理哲学的具体条目上，任正非并未体现出独创性或独特性，但这些条目在任正非身上的组合，则是独一无二的。本书试图分析、总结、解构并重构的任正非哲学，针对的便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组合。

本书不对任正非的个性和个体风格进行分析和总结，其原因有四：首先，我们对任正非的研究，不是针对作为个体的他进行研究，而是针对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进行研究，而作为企业家和管理者，虽然会在管理理念和实践中受到自身个性和风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一定会演化为某种特定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风格、个性，以及在企业管理理念和实践中体现出的深层观念，并无一一对应的必然联系，试图挖掘出这种对应关系或是因果关系，不仅不成立，而且会失之偏颇。其次，一个有所成就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一定能抵御个性的诱惑，进而避免将企业管理变成个人的表演或赌博。再次，虽然包括任正非在内的企业家和管理者，在内部管理、外部沟通、访谈、对话、传闻等种种形象塑造过程中，都会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和风格，但对任何有了一定规模的组织来说，这种个性和风格不应该成为组织持续运营和取得成功的保证或关键因素。如果试图在创始人或核心人物的个性、风格与组织结构的成就之间构建某种连接，就会流于戏剧性的故事性虚构，或是止步于表面化的现象陈述，而这并非本书写作的目的。最后，对任正非个性和风格的报道和研究已足够多了，这里便不再进行重复性总结或解析。

任何人都必须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不管是行为方式、思路，还是价值观。这既是实事求是的需要，也是与时俱进的能力。与此同时，行为方式和思考模式，尤其是世界观和价值观，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否则人就会失去准则、随波逐流，并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掌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稳定性，尤其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中保持不变的一致性，体现了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心理规律的洞察深度，反映了一个人见解的深刻和预测未来的远见，归根到底，是对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现象进行总结并从中得出规律性认识的能力。这种能力越是强大，则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模式，尤其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就会体现出更强的鲁棒性。哪怕在做出改变的时候，这种改变也会体现出同样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种一致性和做出改变的坚决性，都体现了同样的能力，那就是对事物和现象本质的认识能力。任正非的行为方式、思考模式、世界观和价值观，并非与生俱来的，也并非自创业初期起就一成不变的，但其中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一致性。

作为一个人生经验和管理经验丰富、思维深刻长远、坚守实事求是的精神、善于妥协合作，又善于组织语言并擅长表达的人，可以想象，任正非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听众，针对不同的话题，尤其是基于传递信息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不同的角度和动机出发，其所思、所写、所谈一定是复杂多样的，必然会涉及企业生存、发展、战略决策、具体日常管理等全方位的内容，以及所有在管理实践中曾被人类认可和采用过的各种理论，且这些理论在横向（针对不同人群和话题）和纵向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比较中会展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自相矛盾的状况。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不一致性呢？

首先，我们认为人是变化的，任正非也是变化的，且可能相较于大多数人来说，他更加多变，这导致他不可避免地会经常性否定自己，改变观点，调整论调。这种改变当然会导致表达内容上的不一致。

其次，人的观点是多样的，即使是面对同一时空内的同一个对象，也会有多种多样的观察、理解、解读、描述和表达，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单一观点。有时为了强调立场的鲜明，有时为了避免立场摇摆导致的时机贻误，有时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违背自己的原则和初衷，有时为了达成目标而采用迂回和妥协的手段，有时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尝试一种路径，有时在思如乱麻的时候进行随机选择，有时为了迎合听众的爱好或理解能力而对信息进行取舍拿捏，总之，有数不胜数的可能性和限制条件，都可能导致同一个人，在同样的时空中，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想法和观点，尤其是经过酝酿后表达出来的意见。任正非眼界远大，危机意识强，对人对己要求都很高，身处竞争激烈且日新月异的ICT领域，他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因此更常展现出观点的多样性。

再次，人都会进步，都会在社会发展、竞争态势变化、科技进步、理论和价值观演化等一系列环境变化中，跟随着人生阅历和企业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增强对世界的认识，改变、修订、强化或固化自己先前的观点，并开启新的认知领域，或提升到新的认知境界。哪怕基本的观点维持不变，基于这种境界的提升，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解读，提出不同的方案，并采取不同的路径，总之，会表现出不同。任正非也不例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任正非在前三点上都没有例外，甚至比大多数人更加极端，但任正非在几十年的创业和管理实践中，体现出了总体上和主体上罕见的一致性。所谓总体上，是指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所谓主体上，是指他在华为定位、战略、路径选择、管理原则等决定和影响企业成败的核心要素上，维持了相当程度，甚至是令人吃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主要得益于他对三个领域的洞察：一是对人心的洞察，这主要体现在他在内部管理中对待员工及外部管理中对待同行、科学家等的态度上；二是对成功逻辑的洞察，这主要体现在他在服务客户、合作共赢、专注主业、投资未来等对待行业的手段上；三是对战术有效性的洞察，即在执行层面对有效性和高效性的把握和应用上，正如那些在战场上善于把握战机、灵活执行上级命令的指挥员，例如《亮剑》中的李云龙，不受学院派条条框框的约束，从实事求是的基础出发，用实用主义的手段，获取最大的成效。这种一致性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在任正非多年来丰富多彩如万花筒一般的观点和思想的海洋中，去除那些短暂、表面、边缘、个例、特殊的“浪花”，描绘出一幅洋流图。例如，曾经有人用“狼文化”形容华为的企业文化，这显然就是把一些表面风格，误认为华为企业文化的主体。这种“去除浪花绘制洋流图”的方法，在统计学上对应的就是消除系统噪声而发现趋中性的方法。得益于任正非的思想在总体上和主体上的一致性，本书顺利地发现了任正非哲学的洋流图。

正如海洋中不只一条洋流，任正非的哲学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层次不同，作用各异，互相关联、影响、促成，又并非线性一一对应的丰富性。本书基于对任正非哲学中不同流向的“洋流”的解析，也对它们之间互相影响而形成的逻辑、因果及结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重建，尝试勾勒出一幅包括其核心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全景图。本书当然不会宣称这样一幅全景图准确而全面地描绘了任正非的哲学，因为这相当于把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用一个极其简化的截图进行解读，是对被解读对象的蔑视；同时，哪怕是对画面的构成要素有所共识，但不同作者的构图方式也可能大相径庭，因为构图体现的是作者的认知水平、表现能力，以及个人特色。尽管如此，本书构造出的全景图，在对任正非哲学的总结上和大的模块上不会有大的偏离。我们认识到，只要不试图挂一漏万地摘取某个特点加以发挥，把错综复杂的管理实践和思想，浓缩为鲜明有余而失之偏颇的管理秘籍，那么大多数读完任正非自1987年以来的语录和文章的人，都能提炼出与本书接近的解构素材清单，并发现本书的参考价值。而对于众多愿意了解和学习任正非管理思想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来说，本书可以帮助他们看清任正非管理思想的全貌和主要脉络，成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任正非管理思想的起点。